菊与刀 8.2分
读书笔记 第1页
猜猜寻

1.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2.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

3. 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

4. 日本人则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5. 我们把作为文化习惯结果的行为和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对暴虐行为加以宽宥。

6. 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7. 日本人与其他独立民族相比,更加受这样一种世界所制约,在这个世界里,行为的细节规范规定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图,社会地位是规定了的。两百多年期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种世界的。

8. 一个人的勇气和完美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

9. 日本人喜好并且信赖他们那一套繁密的行为规范,是有其当然理由的。这种规范保证了遵循者的安全;它允许对非法的侵犯进行抗议,并可加以调节以适应自己的利益。它要求相互履行义务。

10.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

11. 东方各民族的观点则与此相反,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债者。他们那些西方人称之为崇拜祖先的行为中,其实很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对其祖先,而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债。不仅如此,所欠的恩债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所欠的恩债。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必须发自这种负债感。

12. “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债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

13. 当然也接受了父母之恩。这正是使父母有权支配子女的、东方著名的孝道的基础。

14. 就像有位作者所说:“在美国,牢记父母之恩就是要对父母好,如是而已。”当然,没有人能让孩子背上“恩”,但是,对孩子的悉心照料乃是对自己孩提时代所受父母恩债的一种回报。

15. 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债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越重,像是形成一种利息。受一个人的恩,这是一件大事,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一个重负,“恩的力量”,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超过本人意愿的正当权利。

16. 在公认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恩”所内含的巨大债感推动着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偿还恩债。但是,恩债感又是很难受的,因而也很容易产生反感。

17. 也就是说,无论夹杂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或者像风刮落帽子、帮人拣起之类自己也能做到的事,或者是崇敬我的人,那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就会成为难堪的苦痛。这种“恩债”,不论多么轻微也要感到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18. 一个人一旦选择了让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感受重恩的做法,那他要想改变这种做法,就必须牺牲自己。他应该明白这一点。而且,不管他作出多大牺牲为儿女施恩,日后,他也不应以此居功,利用它来“使自己当前的行为正当化”,如果那样想,那就错了。孩子们对此感到不满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初衷,他们“被出卖”了。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父亲为他们牺牲了一切,现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就应该特别照顾父亲——做父亲的人如果这样想,那就太荒谬了。孩子们不但不会那样想,反而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恩,而“自然地反对你”。

19. 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

20. 对我们来讲,爱是一种感情,不受任何约束而自由给予,这才是最高尚的。爱国心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其他一切;在这种含义上,除非美国受到敌国的武装攻击,爱国心颇被视为某种毫不顾己,与凡人皆有弱点的人性是不大相容。我们美国人没有日本人那种基本观念——一个人呱呱坠地,就自然地背上了巨大的债务。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援助贫困的双亲,不能殴打妻子,必须抚养子女。但是,这些既不能像金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较,也不能像做生意成功那样获得回报。

21. 这些观念不是只在紧要关头(如宣战、父母病危等)才需加以注意,而是时刻笼罩心头的阴影,就像纽约的农民时刻担心抵押、华尔街的投资者卖空脱手后看到行情上涨心情不安。

22. 人的一生中的偶然事件可能改变义务的某些细节,但义务则是自动加在一切人身上并超越一切偶然情况的。

23. 今日涉及“义理”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

24. 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义理”。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这意味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25. 有关“义理”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26. 日本人所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摈斥的恐怖引向内心,不知如何自处。

27. 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做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应当“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并非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28. 不管日本人怎样努力改进,日本的道德体系仍然处于多层次分散状态。道德的原则仍然是这个步骤和那个步骤相互保持平衡,各种行动本身都是善的。他们所建立的伦理体系宛如桥牌。优秀的选手是遵守规则并能在规则范围内获胜。他与低劣选手的区别,在于推理的训练,能够利用足够的知识根据竞赛规程判断其他选手的出牌意味着什么,从而打出自己的牌。用我们的话来说,他是按霍伊规则比赛。每出一张牌都必须考虑到无数细微末节。比赛规则规定了一切可能出现的偶然性,记分办法也是预先确定的。美国人说的内心善意反而无关系。

29. 所有上述“自重”的含义都符合日本人的人生观,即认为人生应该是小心谨慎地按照“霍伊尔”规则行动的世界。由于他们对自重规定了如上的定义,因而不允许以用心良好为理由来为失败辩解。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其后果,人们采取行动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后果。施恩于人是好事,但必须估计到受恩的人是否会感到“背上恩债”,不可不慎。批评人是可以的,但必须准备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怨恨。

30. 自重出于外部的强制,毫未考虑到正确行为的内省要求。

31.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

32. 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看到外国人对这类礼节满不在乎,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千方百计寻找西方人生活中与日本人类似的细微礼节,找不到时,有的非常愤慨,有的则感到愕然。

33. 她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从其他行星上掉下来的生物,原有的感觉和情绪在这个世界都用不上。日本式的教养,要求任何动作都要文静,每一句言辞都要符合礼貌,这就使我在当前的环境中极为敏感,十分警觉,以至在社交中茫然不知所措。”她花了二三年的时间才解除紧张状态,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她断定,美国人生活在一种她所谓“优美的亲密感”之中,而“亲密感在我三岁时就被当做不礼貌而扼杀了”。

34. 日本人一旦接受了美国那种不甚烦琐的行为规则,即便接受的不深,也无法想象他们能够再过日本那种规矩烦苛的生活了。他们把过去的生活有时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桎梏”,有时说成是“牢笼”,有时又说成是盆栽的小树。这棵小松树的根培植在花盆里时,就是一件为精致庭园增添雅趣的艺术品;但一旦移植到地上就不可能再成其为盆栽了。他们已感到再不能成为日本庭园的点缀,再不能适应往昔的要求。他们最尖锐地经历了日本道德的困境。

35. 凡属美国人认为是为别人作出“牺牲”的事,在其他文化中都被看做是相互交换。它或者被看做是投资,以后会得到回报;或者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等值报偿。

36. 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37. 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能胜任的行为,而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也不会由于没有得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常常沉湎于自怜。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38. 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顿“悟”入圣者是由于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而不在于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

39. 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40. 我们无法肯定幼儿到几岁时才懂得哪种嘲弄是拿他开玩笑,但他早晚会懂得的。懂得了以后,这种受人嘲弄的意识就与害怕失去一切安全与亲密的恐惧感结合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期的这种恐惧仍然留有阴影。

41. 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知道生活真相(指男女间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克制性欲的。

42. 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这种必须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势;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无拘无束、公开表达的那些冲动。

43.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做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

44.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45.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许多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纵情无虑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无虑并不是幻想,而是确曾有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把思虑耽溺于日常琐事,以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每天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长大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辄陷入紧张激动,凡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

46. 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

47. 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把身体比做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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