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 9.1分
读书笔记 爪子
一字并肩摄政王

“我需要一枚适用于各种可能的售货机的硬币。你把它塞进去,三明治、苏打汽水或擦拭眼泪的纸巾就会冒出来。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怜的陈词滥调:“1941年秋,你5岁,你在运送牲畜的火车上醒来,旁边挤满了邻居、亲戚和朋友。火车载着你驶向东边,伊甸园的东边。”是的,我知晓所有那些冗长的陈述,它们在电影和演说中,在募集资金的晚宴上,以回忆的名义缓缓道出,并分发给后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个客观的声音做出的简明扼要的总结:“1945年,当战争结束时,你是个9岁男孩,你不知道如何应付你新获得的幸存者的头衔。只有到了50岁,在1986年,你才最终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离开,但这次是向西,‘决定性的启程’——当时这个短语被用于此类告别——‘目标是西方’。” 那个客观的声音发出风趣的笑声,却增加了言辞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家——语言。” 一个“填隙的”家,那个声音咕哝的就是这个吗?不,只是“家”——“填隙的”听上去太自命不凡了,尽管它极其准确地传达了个中含义。接下来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幸存者,外侨,治外法权者,反党分子……毕竟,语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吗?”是的,我知晓这样的叙述。“5岁时,你第一次遭放逐,因为一个独裁者及其意识形态。50岁时,你第二次遭放逐,因为另一个独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一场闹剧,不是吗?””

这似乎是反映了作者的真实经历。

“我可以认可那种简单化的总结,尽管它没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劳无益的教育。隔离的特权是什么?“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流亡的齐奥朗不断重复道。排斥,是特权和公正?在刚刚步入老年时,放逐提供了剥夺方面的终极教训:为最终的漂泊无根做好连根拔起的准备。“1982年,你是个治外法权者,是党的敌人。10年后,现在,你是个流亡者,你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治外法权者,就如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党本身。”乔尔马尼亚的报纸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儿子献殷勤:“叛国者”,“耶路撒冷来的侏儒”,“半人”。确实,祖国不曾忘记我,也不允许我忘记它。我的朋友们花了大笔的邮资从大洋彼岸向我发送来这些颂词,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兴的爱国者们要求“消灭飞蛾”——一种卡夫卡式的简洁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视的蟑螂不知怎的变成了飞蛾,漂洋过海地流亡到了天堂。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构思此类爱慕之语呢?为什么我要把它留给掮客?“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齐奥朗在他的一出独角戏中说。”

太残酷了,难以想象被祖国放逐出去的绝望,还要忍受某些御用文人的口诛笔伐以及被愚昧的人民的谴责,天天顶着莫须有的头衔,在异乡痛苦地活着,还要向独裁者展露自己的强大,被排斥是流亡者的唯一尊严。

“1990年春,在乌托邦及其小丑倒台后,我有了一次迟到的顿悟。事情发生在巴黎书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讨论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头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团聚,载满了乡愁。然而,一会儿工夫之后,我感觉到那种病态的恐惧的颤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种深层的、暗藏的、隐晦的东西的袭击。我不得不走出去,使会堂陷入一片混乱。我的前同胞们一直礼貌友善,只是多少有了点儿改变,仿佛从先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纠葛中解放了出来。像我这样生活在流亡中,身处本乡本土之外,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那是种诽谤性的欺诈吗?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这个“治外法权者”,他能够向世界准确描述罗马尼亚文化吗?“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必须站在世界一边。”这是卡夫卡的建议。我曾留意过他的劝告吗?”

感觉到被放逐者的寂寞了,他应该是渴望祖国的,但是祖国的压迫让他感到无所适从,即使那个政权倒台,文化交流的人们都不再是政客,但他还是感到了恐惧,感觉自己是一个欺骗人的背着罗玛利亚语言的蜗牛。而且应该注意到马内阿受卡夫卡的影响很大。

“1989年夏,父亲在81岁高龄时离开罗马尼亚迁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里向我描述了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中的情况。因为只要我还留在德国,她似乎就能坚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许会收到我的消息。无论是信件和频频打来的电话,还是寄来的含有食物和药品的包裹,都不能让她获得平静。实际上,它们仅仅证实了如她所见的那不可避免的分离。我前往美国的消息最终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许还会回来。再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让她继续挣扎下去,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不久后,她的头脑开始糊涂起来。搀扶她变得很难,哪怕是去浴室的几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她那虚弱僵硬的身子抬起来。那个曾经快言快语的她变得又聋又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她开口说话时,则是处于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说的都是她的父亲和我,时常将我俩混为一谈。她相信我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担心我们回家迟了,或者我们没有告诉她去了哪里。有时她会说自己被杀了——凶手的名字是马尔库和玛丽亚,不知怎的,这似乎并不奇怪。她会产生抵抗的短暂痉挛,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带来的微薄的安宁中,只有同一种担忧会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儿子在哪里,父亲阿夫拉姆在哪里?这种梦境状态总是以同一种模式出现,并且来得毫无征兆,而接下来的事情也如出一辙:温和地滑入有治疗之功的非现实的宁静之中,现在,那将是她真正的家。“他们回来了吗?那孩子回来了吗?父亲在哪里?还在镇上,还在镇上吗?天黑了……”她不会放这两个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大多数其他的人和事的时候。”

被震撼了,一旦被恶意环视,最痛苦的不一定是被环视者,而是环视者的亲友们,他们可能没有被环视者直面苦难的勇气,却依然要承受痛苦。

“在我重返罗马尼亚之前的那一周里,我又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谈及享誉全国的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并说如果能够与我重逢,她该多么开心。她很活跃,全神贯注于那些似乎会给她带来愉悦的事,但那主要是为了取悦我。突然,她跌进了人行道边的一个壕沟中,就是工人们维修下水管道的那种通风井。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来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苍老、沉重的身躯悬挂在深坑之上,而我则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着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渊。我的右手抠着人行道边缘,左手抓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动,我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绝望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她苍白纤细的双腿在空中无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头盔,但他们看不见我,听不到我徒劳的呼救声。我在竭力尖叫,但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那只苍老的枯手抓着我,正在将我拽进下方黑暗的虚空。我滑向人行道的边缘,准备要么摆脱那个负担,要么让自己被拽进无底的深渊,我的母亲正在那深渊上方挣扎翻腾。我刚刚才重新找到她,我在与她交谈,我无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触摸缴械投降。那个念头划过我的脑际,让我感到刺痛,但并没有给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几乎晕厥,我最后一点儿力气正在耗尽。不过,我还没有失败,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仍在挣扎,尽管我知道这么做徒劳无益。 我紧紧地抓着那只抓着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那只手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我们一起,滑入了深渊。可是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不能放弃……我发出呜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断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经麻木无力,而我几乎毫无用处的右手也几乎无法握紧。事情结束了,我正在松手,无助地,内疚地。事情结束了,结束了。算了吧,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坚持,我投降。随着我们的坠落,我感到心脏一阵刺痛,仿佛一把尖锥在不断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于上西区的熟悉的床上醒来,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我躺在床上,旁边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户。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预计重返祖国的时间还有四天。”

这一段描写真的震撼啊,没能赶上母亲的葬礼一定让作者很内疚吧,尤其是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的情况下。马内阿用手抓着即将坠落母亲的枯手作比喻实在太令人绝望了,那种不自主控制的滑落感叫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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