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 9.1分
读书笔记 这是什么样的故事
沉潜默存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他可以出国讲学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是讲他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讲二十年代他刚刚到北京时候的文坛情况。讲文物的题目就很多了,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到那个学校里讲丝绸。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讲起来就很兴奋。可是他也知道,来听他演讲的人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这个人的口中亲自证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残害力量,希望听到受害者的证。在此前前后后很长的时期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演讲,只要讲这个题目,下面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可是沈从文就不讲。
很多人会猜测,他是不是过于谨慎?是不很胆小,很害怕?我已经说过,他死都死过了,还会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身份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对他也更重要。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中国近三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 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选择”和顽强坚持的工作,这个选择和工作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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