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漫稿 6.9分
读书笔记 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milkmug

小如先生的文章都不长,但是都很有韵味和格调,值得一看再看。

我是看了复旦那本《红楼梦精读》再来看小如先生的评点的,在《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这一篇文章上,吴小如先生的眼界格局比那本的苍白分析真的高出来太多太多……特此附录。

关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一)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即基本予以肯定和彻底予以否定。七十年代初,前一种看法一度成为“权威”意见,因此不同的观点就很少再有人提到了。一九七三年,李希凡同志在他的三版《红楼梦评论集》中《<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存在下来》这篇大作的《校后附记》里,发表了一个比较新的见解,现转录其文如下:
围绕着《红楼梦》的续书问题,在中国小说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长时间的严重而尖锐的斗争。清中叶《红楼梦》广泛流行以后,续书层出不穷。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如《续红楼梦》……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高鹗续书之后的续书,……概而言之,他们所以拼命要狗尾续貂,是妄图消除曹雪芹《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的批判锋芒,但是,他们对高鹗续书这样的结局也还是坚决反对的。……
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这场尖锐的斗争中,高鹗后四十回续书总还是站在包含有一定反封建内容的进步的反面(尽管它也有歪曲前八十回主题和情节的落后面),而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一起,遭到了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反动封建文人的疯狂围攻。……
因而,如何评价高鹗及其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真伪的考证和前后优劣的比较,而且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国小说史上的这场斗争中分析其有无进步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对中国小说史上的尖锐斗争更缺乏具体研究。但我对李希凡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新的论点却感到不无可商榷之处。第一,大量续书“都是高鹗续书之后的续书”,并不等于这些续书的作者“对高鹗续书这样的结局也还是反对的”,更不能由于这些续书的情节是从第一百二十回以后写起的,就说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也“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红楼梦》一起,遭到了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反动封建文人的疯狂围攻”。这只能说在高鹗以外的那些狗尾续貂的作者既没有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把《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区别开来;又缺乏足够的识别能力(这是主要的),竟把这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当成一个作者的产物,笼统地加以歪曲和反对。不能由于高鹗以外的续书作者们的思想水平比高鹗还要低劣和反动(因而他们当然看不出高鹗同曹雪芹在世界观上的鲜明对立),就得出高鹗是同曹雪芹站在一起的结论。第二,如果我们不对《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进行科学的考证以察其真伪,进行具体的比较以辨其优劣,而侈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中国小说史上的这场斗争中分析其有无进步作用”,这岂不是一句空话!难道能把考证真伪、识别优劣的具体工作,同分析这一作品在小说史的尖锐斗争中有无进步作用这两者给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吗?因此,李希凡同志的这一观点,请恕我冒昧说一句,在客观上是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罩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它反而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高鹗续书的工作制造了一重障碍。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的《文艺论丛》第五辑中刊登了胡文彬同志题为《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的一篇大作。他认为:“由程伟元、高鹗两次整理印行的一百廿回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在几十种《红楼梦》续书中是以最隐蔽、最阴险的手段篡改曹雪芹原著思想主题的。”“从根本上说来,续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是完全修正了原著的主题思想”,续作者“实际上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利益服务的”。我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但要补充一句,高鹗续书的手段之所以“最隐蔽、最阴险”,正在于它貌似忠实于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并在某些故事情节的结局方面是按照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暗示的内容似是而非地续写了下来的;可是实际上续作者却在贩卖着与曹雪芹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截然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货色,以达到其抽梁换柱之目的,使读者入其彀中而不察。因此,我也同意胡文彬同志在那篇大作的结尾处所说,我们所以要重新评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正是要从中总结出反动阶级利用古典小说进行反革命活动(笔者按:后五字似乎改用李希凡同志所说的“尖锐的斗争”更确切些)的规律和教训”。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我国小说史上所存在的尖锐斗争的复杂性和它的曲折隐蔽的表现形式。
(二)
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里,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的无情揭露,对封建礼教的虚伪和反动的严正批判,是触处可见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和加强其统治力量,也同其他阶级一样,必然要抓教育第二代、培养接班人这一重要环节(附带说一句,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正表现在他不甘心做封建统治阶级驯顺的接班人)。为了揭露封建教育的腐朽和反动,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妄图利用孔孟之道来培养第二代的彻底破产,曹雪芹曾用了不多的笔墨钩勒出一个封建家塾的罪恶场景,这就是《红楼梦》的第九回。在这个家塾中,从人与人的关系到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几乎全是丑恶淫秽、不堪入目的。读者通过这样入木三分的描写,自不难悟出,在封建社会,儿童所受的启蒙教育并不是什么圣经贤传上的大道理,而是这种腐烂透顶、令人作呕的赤裸裸的黄色垃圾。那么,由这种家塾培养出来的子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不言而喻了。试想,一个人在读书时,如果他不是薛蟠、贾瑞,就可能是金荣或贾蔷,再不然就是什么香怜、玉爱之辈。那么到他学成之后,通过科举的途径爬上上层统治阶级社会,自然就会成为贾雨村一流人物。然则封建教育和孔孟之道的破产已达到何种程度,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么!正是由于作者反对这样的教育,才塑造出象贾宝玉这样的叛逆性格来。贾宝玉在“闹学堂”之后,再也没有去塾中读书,这同他的痛恨读死书、考八股以及反对用儒家礼教的教条来束缚思想这一系列言行原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曹雪芹本人世界观中的先进思想和民主因素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然而,在后四十回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书,即第八十一回里,续作者却写出了贾宝玉“奉严词两番入家塾”这样与前八十回水火不相容的文字情节来!从这以后,贾宝玉不但变成一副讨厌的道学相,大讲什么天理人欲,甚而进一步向巧姐灌输《列女传》之类的典型封建思想;而且终于走上了考科举以尽其子职孝道的“正途”。在续作者高鹗的世界观中,他认为只有追求到功名富贵,“沐皇恩”以“延世泽”,得到“兰桂齐芳”的收场结果,才是正正经经的人生道路。这不但与曹雪芹的思想相去何啻十万八千里,而且简直是对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反映的先进的民主性的思想精华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反攻倒算!李希凡同志说高鹗的后四十回,“尽管它也有歪曲前八十回主题和情节的落后面”,仅用“落后面”来批评它,未免有点罚不当罪,近于蜻蜒点水了吧。
(三)
《红楼梦》的续作者在后四十回里曾对封建国家机器加以美化。我想就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来谈一谈,这就是关于薛蟠打死人命的具体描写。
薛蟠打死人命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各有一次。由于曹雪芹和高鹗这两个作者的世界观、思想水平截然不同,这两次打死人命的具体描写也恰好成为鲜明对照。
薛蟠第一次为了争买甄士隐的女儿英莲(庚辰本作英菊,亦即后文的香菱)而打死了冯渊,见于《红楼梦》第四回。这一回在近年来《红楼梦》的研究领域中是十分著名的:护官符的出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提出,贾雨村的徇私枉法以及具体包庇凶手薛蟠的事实,都是这回书的中心情节。通过曹雪芹的这些描述,读者可以深切著明地体会到:当时的封建官僚机构已经腐败不堪,统治阶级所制定的一套所谓“王法”已成一纸空文,封建国家机器实际已经瘫痪失灵,就连冯渊这样属于剥削阶级的人物在遇到比他更有钱有势的豪门贵族时也不能保全性命。夫冯渊之流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市井小民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包括本身被骗来卖去的孤弱幼女英莲,其身家性命之朝不保夕就当然不在话下了。曹雪芹对于杀人的真凶薛蟠还特意作了如下的摹绘:
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立意买他,又遇冯家来夺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他便带了母妹,竞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
在曹雪芹的笔下,做为杀人凶手的薛蟠,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竟连一点精神负担都没有,这真是对当时豪门子弟的铸鼎燃犀之笔。更出色的是作者写贾雨村在判断此案时,居然不用等贾薛两家派人前来托情,便主动地把这桩公案胡涂了结,然后更修书给贾政和王子腾,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云云以邀功讨好。从而可见当时所谓的朝廷命官,实际都是一群蝇营狗苟之徒。试想,在这群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能不摇摇欲坠么!就在这着墨不多的寥寥几行中,我们正不难体会出曹雪芹在写作这部不朽名著过程中的苦心孤诣。
薛蟠的另一次命案是在续书作者高鹗笔下发生的,情节本极简单,却被续作者有意搞得很复杂。它从第八十五、八十六回叙起,到第九十九、一百回又被提及,直至第一百二十回全书结穴处才算了结。故事原委是:薛蟠在酒店饮酒,对当槽儿的伙计张三不满,竟用酒杯把张三头部打破,张三因伤重身死,于是薛蟠被捉将官里去。始而薛家买通了承审此案的知县,翻了口供;不想尸亲上诉,从县到府,然后由京营节度使申报到刑部,无论薛家怎样托情行贿,薛蟠始终未被减刑,以绞监候定罪,等待处决。直到作品结尾,贾宝玉中了举,皇恩大赦,薛家交了一笔赎金,才救得薛蟠性命。过去有的评论文章认为,这桩命案是高鹗写得比较成功的一个片段,属于后四十回中应被肯定的部分。而我则认为这一事件恰好是做为高鹗竭力美化封建国家机器、对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吹捧的一个明证。
我以为,高鹗对这件命案的描写,完全体现出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为垂死挣扎的封建政权大唱赞歌,把封建官僚机构看成仍旧足以控制当时社会的有力工具。这恰好是同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特别是第四回所描写的内容大唱反调。试看,薛蟠在犯罪之初,元春还未病死,贾府也尚未失势,但他做为一个杀人凶手,已受到封建王法的制裁。后来薛家之所以败诉,固然由于受到贾家势败的影响,但续作者所强调的却是当时从上到下的封建司法机构执法的严明和权力的巩固,既能惩办枉法的贪官,又能秉公断狱,给杀人凶手以公正的惩处。直到做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叛臣逆子贾宝玉也俯首就范,中了举人,然后最高统治者——皇帝才龙颜大悦,感到对贾家这样的豪门世族,在已经用“大棒”痛加惩治之余,也不妨重新给一点“胡罗卜”做为甜头加以收买,于是薛蟠的一条性命才得从宽发落,绝处逢生。而薛蟠被释放后,立即发誓赌咒,表示痛改前非。这样的描述正好说明:在续作者的心目中,皇帝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他完全能够控制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即使象贾、薛这样的豪门世族,最后还是要仰最高统治者的鼻息的。这不正是为了表明封建国家机器并未失灵,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依然能够令行禁止,封建政权仍旧牢牢在握么?这哪里有一点点王纲解纽、大势已去、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土崩瓦解的末世迹象呢?
(四)
我还认为,不仅《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的反动世界观以及在这种反动世界观指导下写出的一些荒谬反动的思想内容应该受到批判,就是对于续作者的艺术构思和后四十回的艺术性,也应该提出批评。这里只想说一点,即续作者对贾宝玉这一正面人物形象是极尽歪曲糟蹋之能事的。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鲜明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贾宝玉形象,并把这一具有叛逆性格的典型人物置之于封建末世的缩影——贾府这样一个濒于衰亡崩溃的世族豪门的典型环境之中。在前八十回的几件重大事件里,如元春归省、贾政笞儿、抄检大观园以及晴雯之死等,都贯穿着贾宝玉这个主人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活动。这就是说,通过贾宝玉对这些事件的感受、态度和爱憎倾向,也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的感受、态度和爱憎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曹雪芹本人从第八十一回往后续写,随着全书故事情节的向纵深发展,随着各种矛盾的愈益激化而显得复杂尖锐,在作者笔下的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必然愈来愈鲜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必然愈来愈突出。当然,作者在着笔刻画这一典型人物时也必然愈写愈难,愈写愈需要严格掌握分寸。现在,曹雪芹的原稿只写到第八十回,续作者既要把这部书继续写完,他首先碰到的必然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塑造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问题,以及考虑如何把这个主人公与书中必然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续作者必须经受的一个重大考验。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天资和学力,无论是生活经历和人生理想,续作者高鹗都不可能同曹雪芹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高鹗根本无法履着曹雪芹的足迹继续走完这条创作的道路。然而高鹗既想续写全书,他就无法回避这个首当其冲的矛盾。于是在后四十回中,我们乃发现续作者高鹗异想天开,自做聪明地(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地)编造了一个情节(就连这个情节也是从前八十回生吞活剥搬过来的),即贾宝玉无缘无故地失掉了他的命根子通灵宝玉。这样一来,高鹗对贾宝玉就完全“主动”了,他要宝玉干什么,宝玉就干什么,一切随续作者任意摆布,完全可以不管贾宝玉在前八十回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性格特征和鲜明表露出来的爱憎倾向。他要宝玉糊涂,宝玉就呆若木鸡,如痴如醉;他要宝玉明白,宝玉就如梦方醒,过上几天正常人的生活。请看,宝玉在自己爱情婚姻问题这一重大事件上,竟可以象木偶一样,一切听人支配;贾母之丧,续作者竟连一句单独描写宝玉的话都没有;贾府被朝廷抄家,被“强盗”抢劫,这样大祸临头的关键时刻,宝玉居然游离于七情六欲之外,宛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丝毫无关痛痒。这样拙劣的艺术手法,既不配称为现实主义,更谈不上什么浪漫主义,不但无法与前八十回相比,甚至连被曹雪芹所讥弹的一般无聊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水平也不如。林语堂在他的《平心论高鹗》一文中,竟认为续书的作者在后四十回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不但与前八十回连贯,天衣无缝,并且能在性格上作出出人意表的发挥和深入”。这真是不顾事实了!只要我们翻读一下后四十回原书,就会感到林语堂这样为高鹗续书唱赞歌,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心劳日拙的奇谈怪论亦可以休矣夫!
(五)
也许有人认为,高鹗的续书能使曹雪芹的未完成的杰作成为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毕竟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何况续作者在处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基本上是悲剧结局,总算还符合前八十回的作者所规定的情节。这不正是高鹗的功劳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果真从这方面来评价后四十回,那么这所谓的“功”恰好是续作者所犯下的无可开脱的“罪”。因为后四十回把《红楼梦》这一全面反映封建末世必然崩溃灭亡的不朽文学名著的伟大意义给歪曲和缩小了,使它仅仅成为一本宣扬“一以情死,一以情悟”(林语堂语,见《平心论高鹗》)的爱情小说。应该承认,二百年来,把《红楼梦》只看成一部专写男女爱情的故事是大有人在的,而这种看法显然是由后四十回的影响所造成的。为了使曹雪芹的这部不朽名著能够得到真正崇高的评价,对后四十回进行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清算是完全必要的。
附记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曾写了一篇上万字的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的论文。由于所持的论点同当时“权威”的意见没有对上口径,而我又不愿修改自己的文章以顺应当时的潮流,这篇文章便于写成之日被搁置起来。久而久之,竟被我弄丢了。如果再想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材料加以写定,对高鹗续书作出全面评价,则时间精力都不允许;因此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把那篇论文中的几个略有新意的论点撮要成篇,写成这篇短文,即使读者以为有些偏激过火,也在所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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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漫稿》的全部笔记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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