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8.4分
读书笔记 部分
仿佛若有光

补发【2017.5.24】

《为什么“朝朝暮暮”》

尼采说:“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建立在爱之上。”理想状态的个人婚姻是感情、性和婚姻的统一,可现实中,爱情和婚姻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总是不能统一的。如果纯粹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那么无论是感情还是性,都无需婚姻这种法律的或习俗的认可,因此作为制度的婚姻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性、满足异性间情感的需求。

婚姻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反倒可能是为了限制和规制人的性冲动和异性间的感情。“婚姻自由”也不例外。首先,这条原则要求婚姻必须有男女双方的同意,这就是对感情行为的一种限制,一种规制,即宣告社会拒绝承认基于单方的性本能冲动或情感而强加于另一方的性关系的合法性,并坚决反对这种性关系(因此有强奸罪)。其次,婚姻自由原则还不独立存在,在大多数国家,它建立在一夫一妻的原则上。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制度和规范层面不允许多妻、多夫、重婚和婚外恋。

性爱往往导致婚姻;但婚姻的成立,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得以维系,不仅仅是性和爱情,也不仅仅是为了性和爱情。婚姻制度的功能包括:第一,生育功能。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婚姻不仅仅是为了性爱,而是一种为了生育的”合伙“,一种男女双方借助各自生育上的比较优势而建立的共同投资。第二,婚姻也是建立一个基本生产单位的方式,比如古代的男耕女织。第三,婚姻也是夫妻双方经由生育而进行的一种长期投资和相互的保障,养育孩子,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从来都是父母的一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养儿防老)。

婚姻制度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在一些国家成为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原则。但离婚自由也存在问题。第一,从个体的社会生活来看,离异女性往往是永久性地失去“老来伴”——她当年的保险投资实际上被剥夺了。第二,在家庭生活中,许多女性往往放弃或减少了个人的社会努力,养育子女、承当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分割有困难不能成为否认它们是共同“财产”的理由。同时,这些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坐收渔利。第三,从社会角度看,离婚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还会造成对青年男子的性爱剥夺。一般来说,青年男子无论在钱财还是事业、地位上都无法同成年男子相比,在竞争年轻女子青睐中,青年男子往往占不到优势。因此,离婚自由应该基于双反意思一致的决定。

如果一个制度要能够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原则,问题不在于在法律中写入“离婚自由”的字样。重要的,一是社会中首先要逐渐形成建立一种养育孩子的制度,能够替代先前夫妻共同抚养子女的功能,而不能把离婚变成强加给离异女性的负担。当然,这种高保障的社会福利也存在问题:高税收,不仅阻滞了经济发展,而且用官僚和计划体制来替代市场来生、育孩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无效率,而且这一体制也要求一个庞大、强有力且有效的司法执行系统,即使有这样一个体系,也难免执行难。另一要点是,要公正界定、分割和有效保障离异双方在婚姻期间投入和积累起来的实在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禁止离婚或者惩罚第三者。丈夫的职业学位是一种人力资产,妻子对这一无形的、可再生的资产有所贡献,应当承认她在该资产中有一份利益。

如果严格禁止离婚自由,往往会使人们决定结婚时格外慎重,一旦进入婚姻,他们也会因为别无选择,从而有动力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自我防范见异思迁。不准离婚还会使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加大投入,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一种安全投资的保证。禁止离婚的弊端在于,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中婚姻与性、爱情的全面分分离;使人们畏惧婚姻,普遍推迟婚龄;减少婚育;还可能出现更为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甚至选择同居替代婚姻。

总结起来,首先,婚姻制度涉及社会问题的广泛性,以及制度涉及结果的未可确定,讨论婚姻制度,是讨论一个将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普遍实施且期待人们普遍接受的制度。其次,关于婚姻法的讨论不能停留在道德直觉的批判,甚至变成为原则的意识形态争论,应当更多考虑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后果。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对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作个判断,坚持离婚感情破裂原则,而不是采取一方想离就离的原则。最后,应当更多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婚姻问题,每个人最终都只能从自己的感受出发,都无法真正体会他人的感受和判断,但是,在社会中,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倾听和感受,更加务实、冷静来看待性、爱情、婚姻和家庭。

《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死归罪于传媒,记者的追逐造成戴安娜车毁人亡,这最多只是引发戴安娜死亡的因素之一,司机体内的过度酒精和超高速行车,以及死者未系安全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公众谴责传媒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戴安娜之死,尽管是因为戴安娜之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传媒的谴责何以可能。

戴安娜引出的谴责传媒似乎更多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一个他们喜爱的人物,必须寻找几只替罪羊。这只羊,一方面掩盖了死者本人的过错,使其死显得更为无辜,另一方面,更保持了一个由传媒和大众合谋创造的完整的美丽、善良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来填补社会的失落。人们不是为戴安娜悲伤,而是为他们自己失去一个偶像悲伤。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找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就整体和就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人不一定比普通人更缺乏道德感和道义感,当然,这也不意味或隐含着就整体和平均水平来说,传媒界的道德感比普通人更高。社会之所以容忍这种有时很过分的“新闻自由”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的选择。而一旦社会作出了选择,形成了作为制度的新闻自由,传媒拥有了作为一种权利的新闻自由,就不可能事先完全排除这种自由带来的某些压迫人的结果,也不可能事先完全排除传媒界某些人滥用这种权利。如果想要彻底消除,除非是废除传媒的这种自由。

新闻自由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市场需求也由一个具体的人的需求构成。这种令人讨厌的小报的存在和繁荣与“人性”的某些未必真是弱点的弱点有关。这是一种人性的证明,好奇心或欲望的力量有时会非常大,即使是“原始”形式,如风言风语,也造就了古已有之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和“人言可畏”的名言。现代社会的市场更是将这种分散的欲望集中起来,规模化地生产,规模化地消费,并且以这种生产不断创造新的消费,这种本来并不必然“恶”的欲望因此具有了一种非常压迫人的力量。在这里,市场只是一个放大器。

这是一种表面看来悖谬、实际统一的现象。正是公众的关切、爱戴引发了或至少是加剧了戴安娜生活的悲剧和痛苦,引出了公路追逐。葬礼上的泪水和街头的小报都源自那种窥探隐私的欲望,是同一心理在不同场合的表现。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人心险恶”的另一种解释。除了人性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外,还有以下重要因素:名人和名人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利用传媒追求各种利益,也包括戴安娜本人。她利用了自己对于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也利用了传媒塑造出来的她的公众形象。福柯说过:权利并不是哪一个人绝对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可能会发生流变的关系。当你利用了媒体,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不被媒体所利用;当你通过传媒说话,传媒也在通过你增加了自己的影响。传媒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尽管集团内部也有利益的冲突。

现代社会创造了隐私,创造了隐私权,正是那创造了隐私概念和隐私权的社会条件也创造了黑暗和残忍的一面,即对隐私的残酷剥夺和利用。由于传媒的出现、市场的出现,市场和传媒的结合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压迫人的力量不断且很容易侵入个人、家庭的私人空间。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将隐私作为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将一部分个人生活置于他人和公众的干预之外,也许恰恰是反映了隐私已经稀缺。但是,当法律划定了这条不能触动的界限之际,也就划定了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剥削的界限,而且这条界限还可以在实践层面不断侵蚀。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分裂,而传媒强化了、加剧了这种分裂,并将这种分裂的艰涩和痛苦以更强烈的方式展示在我们眼前,然后,又毫不悔改地继续操练。

《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

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正确,因为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加注意,正剧也完全演出喜剧或悲剧来。

最早明确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和刑罚》中写道:“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这句话不应理解为“人们不能称其为罪犯。”只能理解为国家法律不能称其为罪犯,或不能称其为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而不可能是禁止公众在其他意义上称其为罪犯。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只在于要求检察官和警官,尤其是法官和他所代表的国家司法机关在判案时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被告就是罪犯,而要以证据来证明被告是否罪犯,更不能刑讯逼供。因此,这一原则只是一个司法的原则,而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泛化的、用来指导人们如何称呼认识刑事被告的规定。

在刑事法律上,罪犯就是被判决认定有罪的那个人,判决前的那个人只是犯罪嫌疑人;真正的刑罚是国家对罪犯的惩罚,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惩罚由于不合法,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罚,就是刑讯。一个语词,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时,重要的是对它的内涵予以界定,对其使用范围予以界定,而不在于它是否真实对应了或表现了现实;因为语词与其所指的物从来不可能对应,其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因常规而形成的专断的、临时性的关系。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在该案判决中,马歇尔将问题概括为三个:(1)马伯里是否有权获得委任状;(2)如果马伯里的权利被违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济;(3)如果法律上可以给予救济,可否由最高院发出训令。马歇尔及其精明、大胆和狡猾:首先,马伯里判决虽然直接抨击了杰弗逊政府,但是,毕竟还是否定了马伯里的诉求。其次,判决虽否决了国会的立法,但否决的并不是杰弗逊控制的本届国会颁布的法律或决定;否决本身也没有对行政机关(杰弗逊)或立法机关(杰弗逊的共和党人)的活动构成额外限制,而仅仅与马歇尔所在的司法机关有关。第三,判决尽管主张了司法审查的权利,创立了审查国会立法的先例,但这种主张不是一般化的,并没有剥夺其他部门的审查和解释立法的权利。

尽管作为一个里程碑案件,但马伯里案的处理有许多地方违背了司法常规,甚至是“违法的”。首先,马伯里案件与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直接有关,依据司法惯例,马歇尔必须回避与自己有牵连的案件,但他没有回避。其次,马歇尔本应当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然后径直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第三,马歇尔也并非真正想维护马伯里的权利。因此,无论是依据“先例必须遵循”的原则,还是依据“禁止反悔”和“合法信赖”的原则,马马歇尔都可以、甚至是必须将错就错。

在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实际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贱而减少。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有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我们不能也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许多美国学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马伯里一案对司法审查制度形成的意义。首先,此案仅宣告“确定法律规定的含义断然是司法部门的领地和责任”,马歇尔从来没有说过这只属于司法的领地和责任,更没有宣布司法的判断要高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判断。其次,马伯里一案中只是发生了司法审查的事件,为了这种审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司法机关审查国会立法的合法性铺了路。但它创造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一个先例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只有在这一先例为后人遵循且必须遵循时才成为制度。

即使一个总体上来说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要做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这也表明,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制度的确立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司法审查又是司法人员稳定、自律和司法经验积累的产物,司法审查也是后代法官慧眼和持续努力的再创造。

《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

人们一致认为当今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准下降。真的是人变了吗?如果真是人变了,那么又是什么因素或条件引起或促进了这种变化?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道德”有时是指个人的道德观念,有时是指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准则,有时又是指社会风气。

“从社区到社会”(滕尼斯语)、“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语)、“从机械一体化到有机一体化”(迪尔凯姆语)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中国正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转向一个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总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员的高度流动,不仅大量农民暂时或永久性地进入了城市,而且许多城市居民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流动中。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存在亲疏关系,以及人的自然情感局限,“爱有差等”其实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熟人社会曾经有效的非正式社会拘束机制,如声誉、疏远、流言蜚语、以牙还牙的报复等,也都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奏效。交往方的不特定,交易机遇和对象的众多,使得交易可以是、而且往往是一次性的。一些人甚至不希望(例如出售伪劣产品者)、没有愿望(例如卖淫嫖娼者)、也没有必要(例如繁华地带的小商小贩)建立一种长期的个人关系。社会转型是很难的事,必须同时也势必突破某些现有的规范和秩序。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迅速转型往往会破坏这些人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曾经有效的约束机制,其中有些还可能是有意识的或必须的破坏,但如果没有或者来不及产生新的有效约束机制来完成功能上的替代,各种败坏道德行为、不轨行为就一定会急剧增加。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实践,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内化的,不是一种可以简单传授普及的知识。道德实践往往不能给实践的个体带来通常意义上的利益,更可能带来的是某种物质利益的损失。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带贬义的机会主义者,毕竟,人不是一种仅仅靠观念就能生活下去的动物,而是在观念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生活的动物。

道德与社会生活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方式无法分开,至少某些道德规范应当而且必然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的变更而变更。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行为总是固执于先前的“道德”规范,或者一个社会现有的道德过于强烈,以致不允许个体有任何越出社会现有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之外的行为和思考,社会就不可能生成与变化的社会生产生活相适应的新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也就不可能促成社会的变化;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僵硬,从长远看来,没有希望。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上”的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坏的、可怕的,它也许是人的创造性的体现,是产生适应社会的新道德规范的一个生长点,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于社会转型、人员流动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传统的道德和道德评价制裁机制已不足以有效维护现代社会的有序和公平,就必须要有新的社会评价和制裁机制来实现功能替代和补充,尽管不可能完全替代。首要的机制是现代法治。不能仅仅按照理想的法治逻辑来设计法治或是照搬外国的法治实践。我们必须在关注本土经验,包括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大体一致的法治。另外,要格外关注培养由于社会分工而必然形成不同职业的道德。职业道德与通行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不同,有时甚至会相互抵触。如社会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是要说真话,但在司法实践上采取的抗辩制,要求律师在一定特定情况下不能说真话。因此,不能笼统地用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规范来要求商业活动。这种状况不仅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工商社会内部不可避免,而且在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之间以及认同不同社区或行业道德规范的人们之间也不可避免。社会由此必然呈现一种道德规范多元的现象。道德多元的好处在于社会会更有活力;但道德多元也意味着在某些问题上道德规范的制裁力会弱化,因此只有基于社会共识之上的道德规范才最具有社会强制力,才更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道德多元也会要求法治在工商社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法律规则号称“价值中立”或“道德无涉”,其实根本不可能,它仅仅是放逐了道德的话语而已。

当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道德问题时,重要的也许不是我认为这种或那种做法是否道德,而是这种做法说到底对谁有利,由谁来做出选择,以及能否为人们广泛接受。尼采对道德的谱系学分析:善是出于利,而恶与害相联系,并且有阶级因素;只是此后,这些本来非常世俗的话语才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实体,普世的价值,似乎变成了一种圣人学者的学问,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然社会的道德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那么它就必定和其他制度一样,不可能如同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百利而无一害;那种把道德过于神圣化的做法也许其本身就隐含了不道德的社会实践的基因。只有一个社会进入一个稳健的发展时期,才可能形成一套比较有效的道德规范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因为在一个急剧变化,一切预期都不很确定的社会中,固守道德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因此很难长期坚持。任何一种作为个人信仰或价值体系的道德要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实践,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需要时间,需要人们在实践中的自觉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急功近利的道德建设本身就是与道德“建设”相悖的。

《这里没有不动产——法律移植问题的理论梳理》

藏族牧人的生活世界没有不动产。首先,这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不需要。土地相对于牧人以现有方式有效使用和消费的能力来说几乎是无限的,土地本身就不是牧民生活最基本的生产或生活要素,不是“财产”。财产是社会构成的,只有在那些必然带来土地稀缺且高度依赖土地的生产方式——包括农业和现代工业中,人们才会关心土地,把土地变成一种“财产”,出现各种所有制。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不动产并不仅仅是个概念或观念,它的真实存在还需要一套法律制度运作来予以凸显、支撑和强化。作为一个法律概念,首先要凝聚一种社会共识,并在这个意义上达成一个具体的“社会契约”;即无论是这土地是个人或群体所有,大家都要自觉遵守与之相关的规则,这个不动产才成为现实。如果要这个概念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真正成为一个法律的建制,还需要其他正式制度的支撑,包括土地的边界划分、丈量、登记、注册、公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建制,还可能需要成文法、立法机关、警察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发生纠纷时还需要有组织的暴力机构、法庭、法官、强制执行机构、争端解决机构,甚至监狱以及这些建制机构和人员的有规则的活动。只有有了这一系列建制,“不动产”这几个字或者这一串声音,才成为有法律后果的概念。

法律移植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关于中国社会应当如何发展的一个讨论,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讨论,而不是仅仅关于法律条文本身。法律移植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必须改革。中国法治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法律移植,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

法律是世俗的实务;它当然应当有理想,但也必须有可能,而不能因为它是理想的就一下子变成了可能。法律是实践的,任何法律实践都是同实践者本身紧密联系的。法律适用需要法律适用之对象——即该社会的民众的配合。一国的法治并不等于一国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制度也不等于法律条文规定的制度,法治是一个配套系统,这个系统由大量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构建,相互协调才能有效运转。如果不是在法律运作良好的意义上谈论法律移植,而只是谈论法律的某些形式,那么,即使这种移植成功了,但对于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任何法律的概念、原则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实践说到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相联系,其作用完全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概念本身固有的。其实,中国的法律是否是移植的,或有多大成分是移植的,这不仅不重要,甚至不是个问题。即使最终的法治努力获得的不是原汁原味的某国法律,但只要它能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实现中国人民的富裕幸福,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尊重即可。

《家族的地理构成》

思维的惯性很自然认为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家族势力对司法的影响强大,归结为社会传统宗法家族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而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就是发展经济文化,灌输新思想,特别是普法,在民众中建立现代法治观念,破除传统的宗法家族观念。但事实却是,家族观念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似乎不成正比或反比,也可以说法治——就家族影响法治这一点而言——与经济文化不成正比或反比关系。

首先,由于自然条件,越是落后的地区,越不需要家族。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各种交流都很不方便。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要诉诸家族,首先必须形成社区,有一种社区归属感或家族归属感,而这就必须有经常的、细密的、贴近的互惠交往,要有一定数量的集体行动;要诉诸家族的力量,也必须能够在短期内有效交流信息,聚集起相当数量的家族成员,并协调行动。在一个山区环境中,要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成本太高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家族不仅无法发生,即使假定曾经存在,也会逐步消亡。家族是一种制度,建立和利用制度都需要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于特定的群体而言,如果建立和利用一个制度的成本在边际上远大于其收益,那么这个制度就不会发生或存活,即使强行把习惯于或偏好这种制度的民众移居此地,他们也会逐渐放弃家族,导致家族的实际消亡。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这种分散居住,由于人们比较贫穷(可交换的物品少),他们之间交易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少一些。纠纷与人口密度的正相关——需要某种形式的公权力或准公共权力(对于这些聚居的人而言)来协调关系,解决矛盾。家族是一种准公共权力,是国家的制度供给不足时的一种制度代替。

家族的形成与家族所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直接相关,而与一个更广大区域的经济文化(包括了政治法律制度)发展水平可能成n型的关系。当这一更大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人口稀少,资源相对丰富时,就不大容易出现家族;当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后,人口增多、土地资源比较稀缺时,就可能出现家族;但当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更高,出现了国家政权这样的公权力组织并可以依据抽象的普遍规则提供比家族更有效解决纠纷的制度时,家族又会逐步衰落。因此,如果要建设现代法治,人为家族就总体来说是一个需要限制的、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因素,那么最重要的就不可能是教育和启蒙的问题,从观念入手是扯淡,也不单单是发展经济的问题。重要的可能是制度意义上的“送法下乡”,为乡村的纠纷解决或其他事务处理提供一种比家族所能提供的更为公正和有效率的制度。而从法下乡,也不仅仅是送一般意义上的法,而必须适度考虑到乡民的偏好。尽管现代法治作为一般的制度需要满足更为广泛地区的其他人的共同需求,但无论如何,在相当程度上一定要满足更为具体的需求;长期看来,一定要比家族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的全部笔记 52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