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 8.7分
读书笔记 97年输入型危机
湘川

与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的不同之处?

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虽然都与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有关,不过这六次危机的本质都是国家财政、金融和外汇出现赤字的内生型的危机,97年经济危机发生在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内需下降的背景下,东亚金融风暴的发生使得国内出口增长率减小,导致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这是一场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由于外部经济动荡而导致的危机,是为输入型危机。

为什么是一场输入型危机?

94年国家开始宏观调控,提出“必须加快对接全球化”的口号,采取的措施是降低内需和扩大出口,到97年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果,中央媒体宣布实现“软着陆”。降低内需的法子是遏制宏观经济过热,大体上而言是遏制投资过热,即使遏制以期货、股票和房地产拉动的投资过热。

不过当宏观调控刚刚完成之际,97年下半年就遇上了东南金融危机。此时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是投资),而且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消费品卖不出去,国内的内需又不足,所以大量工厂纷纷倒闭,失业率暴增,由此产生了一场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影响时间在98年到02年。

国家的应对措施?

有三条,一是金融商业化改革,二是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三是进行房产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拉动此类消费品的增长率。

首先是金融商业化改革,80年代国家为了应对巨大的财政负债,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实行新的财政税收政策,中央充分放权让利,增加地方的行政权和经济权,“包干制”。

分灶吃饭之后,财政金融的地方化一方面加快了地方的工业进程,使的在短短二十年中国就出现了产能过程的情况,另一方面,财政金融的地方化使得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地方的财政金融系统成为地方政府的奴隶任地方政府随意透支。

金融体系逐渐成为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推动下的地方资源资本化积累和扩张的一个工具

分灶吃饭的收益由地方获得,不过其巨大的外部性成本俨然由维护集中体制的中央政府来承担。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和银行部门的呆坏账最终得由国库利用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分灶吃饭最初是中央对地方的甩包袱,不过最终的制度性成本,金融赤字和财政赤字还是由中央来承担,而中央通过各种改革将成本转嫁给社会来承担。

所以这里面存在着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制度受益者将成本成功地转嫁了出去。

这样中央肯定不乐意,于是地方巨大的银行坏账导致金融体系无法消解客观上成为93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因素。

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央认识到金融坏账的巨大风险,于是有了97年的全国金融会议,提出用三年时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侃监管体系。于是02年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

国家财政对金融企业的改革和为化解风险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央政府控制的超大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一方面有能力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使得地方小企业融资困难。

经济权力的集中必定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为因对金融危机,第二个措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在这期间国家假设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和城市基建。

因对输入性危机的经验: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政府进入”,98年政府大规律使用国债化危为机可作为因对输入性金融危机的范本而载入史册。

中央政府进行了将近12年的基建投资,99西部大开发,0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05新农村建设,都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增发国债拉动增长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中国私有化改革倒退,形成了粗放型增长的惯性增长模式。这是一次国进民退的措施。

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三农与三治的影响?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再次成为危机软着陆载体,二是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下滑,三是乡村治理的环境恶化。

首先要承认,此次危机,农村有一次成为软着陆的载体。东南沿海大量工厂倒闭,大量务工人员返乡,没有因失业问题而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再次发挥了作用。

不过,因为增发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基建主要在城市,在实施过程中,大量占用农村土地和资源,导致农村矛盾激化,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征地过程中有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类似于强拆。

其次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先说说粮食,94-96年,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不过危机发生后,城市对弄产品的需求降低,农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价格大幅下降。

再说说企业,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作用,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更加困难,生产性贷款用于乡镇政府的消费开支,地方政府甩包袱,将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这样,乡镇企业也就脱离了社区属性,不再以扩大就业为目标,转而倾向于资本密集,排斥劳动,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的福利开支。

最后说说金融,金融市场化改革使得银行业从不易流动的农村地区撤离,农村和农民从银行中借贷的款项越来越少。

此次危机对三农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乡村治理环境的恶化,原本自足自给的乡村治理生态瓦解。这里的因素有这么几个,首先是乡镇政府的硬性开支并未随着经济环境恶化而较少,而且随着乡镇企业的倒闭而使得供养人数增加,开支增加,另外国家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将农村的基建、教育、医疗的供给责任依次下甩给了中国最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成为90年代改革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很多农民无法缴纳农业税,导致大面积爆发冲突,乡镇政府劣绅化,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大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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