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7.3分
读书笔记 第二章 经济合作会社
谷芷君

宋代的传统型合作社与汉唐一脉相承,其组织类型、方式和规模均大体一致。主要可以分为祭祀性私社、宗教性的邑会以及日常互助性质的醵会。

(一)祭祀性私社

祭祀性私社指古代乡村基层机构以下的群体为祭祀地神所立之社,是最古老的会社组织。“社”的本义是地神,周代以来,上自国都下至乡里,都要于春秋二季祭祀社神,故“社”又延生出社神神庙之意,进而成为共同祭祀社神的村社组织之代称,并出现呈层级分布的大社(社稷)、县社、乡社、里社之名。这种官方组织、全民参与的祭祀体系,被称为里社合一的制度,社既是里民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同时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机会娱乐活动。而从汉代开始,里民参与祭祀的态度随贫富分化而呈现差别,开始带有自由参加的色彩,里与社出现了分离的迹象。

私社的出现正是揭开了中国会社发展的序幕。自汉至唐,这种民间祭祀组织长期存在。敦煌文书中发现有大量从事经济和生活的合作型私社活动的记载,其合作内容以营办丧葬为主,还涉及社人婚嫁、立庄造舍、困难周济、疾病慰问、襄办农事等活动。

但这些私社仍将“春秋二社旧规”作为社的主要活动,并有较为具体的组织条文,表明其为继承汉代私社而来。而洛阳出土的西晋《当利里社碑》,则表明其时社与里已经分离,有专门称谓的“社老”、“社正”、“社掾”、“社史”取代了原来主持社事的里正、父老,成员则已有“社民”这一专称,而且该社除了传统社祭之外,可能还发展出了新的职能。这些都表明,私社的组织形式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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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神地位到宋代已经开始明显下降,许多地方都已不再实行古老的社祭,这是因为佛道诸神及城隍、土地等神祗至宋广泛兴起,对其造成了冲击。 叶适认为南宋人“视社祭无为”已是一种普遍现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社祭在宋人生活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春秋两个社日是宋代众多传统节日之一,民众至时集会祭神祈福,并共享社酒、社肉、社糕。由于社祭是一种公共行为,其社坛建设、社祭物资均需依靠集体力量完成,所以这种民间乡里之社虽然没有汉唐私社那样重要,但依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体。乡里之社虽由官方倡导,却多由民间自然聚落组织,因而仍然可以视为传统私社。乡里之下,尚有更小规模群体自发组织的社。由于宋代神祗已经开始多元化,所以宋人所称“社祭”在指祭祀社神之外,有时也指对其他神祗的祭祀。而这些私社的祭祀事宜,从发起到组织,其领导者自然是乡里士绅。

刘爚卜居浦城数年,深感此地不奉乡社以致相邻如同路人之弊,遂长文揭于门首以发起乡社,文曰:

某卜居于此,倏尔数年。阖邑之人,皆吾邻里乡党也,思一聚会而未能也。今因此遍会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将以此月中旬,与同社百家修祀于本坊之社。牲劳酒醴,皆一力自备,退而分胙,则百家之人皆预,不以士农工商为间,庶合古人崇重乡社之意。其坐次则别有区处,是日当为陈说邻里乡党相亲相睦之义,及官司所以团结保甲之意,庶几众心晓然,无复疑惑。

社祭作为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宋代日渐丧失后,士绅和政府都希望重新组织和控制乡里社会。这种控制方法可以分为两端,一是士绅希望通过重建乡社恢复乡里秩序,一是政府通过保甲法强化对乡里的控制。大致说来,宋代社祭这种传统生活依然存在,而共同参与社祭者则称为“同社”,标志着乡民对于社这种集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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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邑会

P36-37

邑会指宗教信徒为建寺造像等宗教活动而结集的会社,又称义邑、邑义、邑社、法社等。从南北朝到隋唐,上至朝廷,下至乡野,存在大量邑会,其所从事宗教活动包括营窟、造像、修寺斋会、写经、刻经、诵经、念佛、燃灯、印沙佛、行像等,并逐渐与祭祀性的传统私社合流,因而也从事以营办丧葬为主的经济生活合作活动。邑会领袖有邑主、邑正、邑老、邑长等称号,均为“乡曲之豪”、“荐绅之属”,成员则称为邑子、邑人、邑徒等,规模一般在十数人至拜仁之内。

邑会在宋代仍旧广泛存在,并呈现出比较显著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社规模明显扩大,成员动辄多达千万之众。这是由于唐后期以来,以修持简易为特征的净土宗迅速发展,大为加快了佛教世俗化的步伐,使佛教在民间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二是邑会的经济生活合作功能逐渐剥离,成为比较纯粹的宗教性结社。南北朝隋唐时期邑会的功能多元化,是因为其往往或由掌握经济特权的寺院主办,或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寺院,造成了宗教与世俗功能的融合。随着寺院经济特权在宋代的丧失,邑会的宗教功能也就逐渐地独立起来了。宋代邑会较少像前代那样积极参与世俗活动,而是主要从事建造寺、殿、塔、宝幢、石卯、钟楼以及印经、设供香炉这类宗教活动。与前代一样,这些邑会也可以分为由寺院发起组织和民间信徒自发组织两种。这些担任会首之人,都是乡里资财雄厚者,而其中士绅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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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役

南宋应役户互助的一种方式。乾道五年(1169年)浙江松阳民户首创。以一乡或一都为单位,由应役户出田或买田若干作助役田,所收田租充应役费用。出多少,贫富不等。后被豪强把持。元泰定时(1324-1327)规定有田一顷以上者每出助役田若干,以其收入助役之费,与义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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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差役负担大为加重,其中里正、衙前等役由于动辄可使承役者倾家荡产,更被称为“重难之役”,成为宋代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义役就是民间为应对这个问题而发展出的对策。义役的组织形式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是随着需要而日趋复杂。由于义役曾经由政府全面推行,后又“从民便”,所以其性质有民间组织和官方组织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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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役自诞生始便有复杂主事的领导者。在义役全面官方化后,义役的领导者称为“役首”,其职掌是“管收田租,排定役次”,即管理属于义役公产的田亩收入,并且排定成员的承役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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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役通常都有规约,由成员共同商定条例,并以书面的形式记录成文。许多规约往往还请本籍有名望的士大夫作序跋。规约的主要内容是成员承役的差次和时间,义役助役金额,以及各项相关的管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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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是义役这种基金联合会组织的公产,称为“义役田”。

P51

尽管义役开始以“从民便”为名,但它依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而存在,所以在实施过程中仍弊端丛生,招致百般抨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熹的“四未尽善”论和黄震的“三弊”说。朱熹在淳熙年间任提举浙东常平司时指出,义役有四未尽善:上户官户寺观之外还要“令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或却计会减缩,所出殊少”,从而“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纳先后之间,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将来虽施刑罚,转添词诉,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后,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不免却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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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义约

P53

在宋代,科举制度开始成为政府取士的主要方式,是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随着科举制度重要性的提高,社会上对读书人入仕的重视程度也空前提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宋代科举考试规模空前扩大,成为整个知识阶层的普遍行为。对于家境不好的下层士人,科举备考费用、赴京盘缠、在京生活费用,都是沉重的负担,义约就是下层士人为了度过科考经济难关,相互扶持而结成的组织。

P57

义约通常都采取所有成员集资即“聚粮”的方式,以供成员参加科考所需的各项费用支出,尤其是供通过发解试的士子进京赶考的盘缠之用。其名称一般都取意在科举夺魁的吉利名称,如“梯云义约”、“龙头义约”、“青云约”、“魁星约”等。和义役一样,义约也都有成员共同商定的规约,又叫“规式”。由于制订成册,又叫“义约簿”,或“义约籍”。义约成员规模通常都在数百人左右,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几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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