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绅结社研究 7.2分
读书笔记 第一章 乡约
谷芷君

P16-17

吕氏乡约的成立宗旨,按照其创立者吕大钧的说法,是“成吾里仁之美”。而其具体内容则可分为四大方面,分别为“德业相劝”、“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可以看出其重点是在乡里教化,范围则涉及乡里社会教育、管理、礼仪、救济等多方领域。之所以在宋代能够出现吕氏乡约这样全面控制性的乡里民间组织,与宋代实行的乡里制度不能满足民间社会需求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有一个从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的界限大致在唐代中叶左右。宋代是这一转变的完成时期,虽然还存在着乡官制和职役制混用的现象,但职役制已经成为占主流地位的乡里制度。职役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乡里领袖的权责转变为负担,一方面他们管理乡里的权责渐轻,一方面负担导致他们身分趋微,两相消长导致承担职役制的乡里领袖管理乡里的能力大为降低,而作为乡官制时代特色的乡里领袖教化乡里的功能更是大为萎缩。在以重整社会秩序为己任的理学家看来,这种管理能力尤其是教化能力的萎缩,是礼治失序的表现。饱学宿儒吕大钧制订及推行“吕氏乡约”,是士绅利用自身力量自发恢复社会秩序的代表性尝试。

P22

目前我们可以掌握到的吕氏乡约推行的具体情况大致有如下几点:一、乡约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既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也来自吕大钧的亲友。他们一致认为民间士绅推行乡约这种社会事业是越俎代庖之事,从吕大钧提及“杀身成仁”来看,这种非议的力量十分强大,甚至部分还可能来自官方,但勇于行事的吕大钧依然坚持贯彻实行着自己的理想。二、吕大防曾建议吕大钧将乡约改为家仪使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但遭到后者的否决。三、在各种质疑和建议下,吕大钧对乡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方面是对出现的失误作了适当处理,一方面对乡约条目作了修改,主要是对惩罚措施和出入约的规定加以放宽。

P22

历代相传的吕氏乡约各种版本,往往在乡约后附有一篇乡仪,合称为《吕氏乡约乡仪》。乡约和乡仪虽然长期合刊,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尚无人对其进行阐明,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乡仪原题《苏氏乡仪》,被认为是与吕大钧同列张载门墙的苏昞所作。后由朱熹根据吕大钧文集考证,说明此篇亦未吕大钧所作,苏昞只是为乡仪作了一篇序言。乡仪的内容分别由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四部分组成。其中宾仪包括乡见之节、长少之名、往还之数、衣冠、刺字、往见进退之节、宾至迎送之节、拜揖、请召、齿位、献酢、道途相遇、献遣、迎劳、饯送共十五条;吉仪包括祭先、祭旁亲、祭五祀、祷水旱四条;嘉仪包括昏、冠二条;凶仪包括吊哭、居丧两条。蓝田吕氏长于礼学,《宋史•吕大防传》说:“(大防)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

P23

而乡仪制定推行的原因,从其内容与乡约“礼俗相交”条相承接并更为丰富的情况看,很可能是为弥补乡约中“礼俗相交”一条过于笼统难于施行之弊。而日后南宋大儒朱熹则承接前贤之意,其《增损吕氏乡约》正是将乡仪内容经过修改全部充实进乡约的“礼俗相交”一条中去。

P23

在从事乡约的整理和著述方面,今天可考的主要有张时举、朱熹、吴昌裔、李大有等人,其中又以朱熹为集大成者。

P25

宋代身体力行推行乡约者,有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人,他们均为朱熹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其中以阳枋所行乡约留下的记载最为详尽,其推行规模也最大。

P28

宋代理学家不仅创建了一个庞大精密的理学体系,同时也勠力从事一些整合社会秩序的实践运动,如创建社仓、书院等活动,而乡约亦可视为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理学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活动分别代表着理学家知行的两维,是密不可分和相辅相成的两个组成部分。

P29

吕大钧在推行乡约时写信给亲朋的四封信,反映了他勇于行事的刚健作风,同时也反映了他在实践中遇到的巨大阻力。大致说来,这种阻力可以分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他以在野之人的身份推行社会公益事业的质疑,另一方面是乡约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与原先设计的偏离。前者的质疑以他仲兄吕大防和道友刘质夫二人的观点为代表,而在他们二人善意质疑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敌意的职责。从吕大钧给吕刘二人的三封辩解性质的信看,二人的观点综合起来有以下三点:一、这类民间全面教化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属于“非上所令而辄行者”,应由官方举办,而不该由在野之人推行;二、认为乡约是一种没有历史和社会基础的“异事”,吕大防更是为胞弟安全考虑建议他将乡约“改为家仪”在家族范围内推行;三、吕大防以汉代党争为例,提醒胞弟不要授人以柄,以免招致“党事之祸”。

对于三条质疑,吕大钧给出的辩答是:一、士绅博学便是推行社会公益事业的资格依据,而不必论其在位与否。而且所推行的事业既非“上之所禁”,也非“俗之所恶”,而是属于“人情素相问遣赒恤”的“礼俗患难”之事,不能算是“非上所令而辄行者”的非法行为。二、指出乡约拥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基础,在民间有庠序的学规、市井的行条、村野的社案,都是为促进一个领域良性循环而出现的约束;在官方诸州有文学、助教之官,负责乡里教化,但已“久废不举”。乡约是在这些民间组织的土壤上发展出来的社团,同时也可以弥补官方推行民间教化的不足。三、汉代党事“不务实行”、“妄相称党傲公卿” 、“与宦者相疾如雠”、“其得用着遂欲诛戮宦者”四大不当之处,属于自取之祸,和乡约毫无相似之处。

P31

张栻就乡约问题给朱熹去信:

“作寄所编祭仪及吕氏乡约来,甚有益于风教。但乡约细思之,若在乡里,愿入乡者只得纳之,难于抉择。若不择而或有甚败度者,则又害事。择之则便生议论,难于持久,兼所谓罚者可行否,更须详论精处。若闲居行得,诚善俗之方也。”

张栻与朱熹一样认为乡约有益“善俗”,但他指出乡约有三大难行之处:一、作为推行风教的民间组织,乡约对成员参与采取的是自愿原则,这势必会造成成员良莠不齐的现象,一旦出现因成员素质不高而出现的不良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乡约的社会声誉,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二、如果对入约限定门槛,又与乡约教化乡里的初衷相违背,容易让人对乡约产生结党营私等类似猜忌,又必然难以持久推行;三、作为一个由成员出于共同志趣和利益结成的组织,乡约是否有能力推行他所规定的惩罚措施,以及惩罚措施是否能够起到促进良性循环的效果,都是需要深究的问题。这些意见反映出乡约推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即乡约的约束标准既难以定得过宽,也难以定得太严。

P31-32

乡约主要是理学家出于实践道德理想而设计出的一种蓝图模式,代表了宋代士绅阶层整合 社会影响的良好愿望。由于这种愿望希望全面整合乡里秩序,超过了士绅阶层发挥社会影响的有效范围,因此具体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表明这种理想模式缺少生长的社会土壤。明代王守仁以巡抚身份推行“南赣乡约”后,政府势力介入乡约,与士绅共同合作,使乡约从此作为一种半官方的民间机构长期推行,成为明清社会基层治理的一种基本机构。这反映了宋以后士绅阶层虽已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但不足以独立全面控制民众。民间社会的常态是政府和士绅彼此联合,相辅相成地实施治理,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的全部笔记 7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