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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梁书》、《陈书》和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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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是记载南朝时期梁陈二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二书旧题作者为姚思廉,实则为姚察、姚思廉父子二人所合撰。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自幼好学,勤苦厉精,夜以继日,年十二便能属文。梁元帝时任原乡令,后为佐著作,撰国史。入陈官至秘书监、度支尚书、吏部尚书,数度领大著作,修《梁书》。陈灭入隋,历太子舍人、秘书丞、北绛公,别敕成梁陈二代史。大业二年卒,年七十四。

姚思廉字简之。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仕陈稽王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事,补河间郡司法书佐。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入唐授秦王文学,迁太子洗马。后改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三年,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廉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成《陈书》。《旧唐书》本传称:“魏徵虽裁其总论,其编思廉之功也。”

以书卷末的总论署名看,姚氏父子二人于《梁书》所费心血大体相同,而《陈书》则思廉用力更多。二书的撰作情况大抵如此。

《梁书》、《陈书》是姚氏父子用了数十年时间完成的,史料价值相当高。当时可资参考的梁陈史书及官府图籍资料不少,他们凭借奉诏修史的有利条件能够比较方便地接触到。特别是梁代史料在当时尤其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等等。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父子二人亲身经历了梁陈二代的时代变迁,尤其是姚察历仕二,熟悉其间的人物与事件,写作起来没有修前代史的隔膜之感。这样梁陈两代八十多年史事的基本线显得格外清晰。

以史学家的敏锐目光,姚氏父子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和措施、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方面的资料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如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主要的不下于十来起。如天监元年益州焦僧护起义、天监二年始兴起义.......等等,书中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对边疆兄弟民族与一些外国的历史,二书也相当重视。梁书记载的国家便达三十来个,举凡其国来历,族类,地理位置,物产,语言,风俗,宗教,政权更迭,与中原或中国的交往,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对某些地区和国家的记叙,比前代正史要详细得多,如中天竺国。尤其是扶桑国的记载首次见于正史(具体方位学术界看法至今未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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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传》,十卷,晋人葛洪撰。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他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在他的少年时代家道中落,他“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一个纯儒,“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引之法”。史称他的从祖葛玄,在吴国学道成仙,号为葛仙公。 太安二年他参加了镇压石冰农民起义军的战事.....在严酷的环境中,感到“荣位势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于是,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

“车马之迹,不经贵势之域,片字之书,不交在位之家"。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太兴元年以旧勋赐爵关内侯。咸和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后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其时有人推荐葛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长生,闻交附出丹砂。求为句扇令,遂带领子侄同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不过他的主要著作却是两晋之际就已结集的《抱朴子》。

《抱朴子》分内外篇。内篇二十卷,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之言。葛洪力图从宇宙观、本体论的高度论证神仙长生的思想,建立起一套神秘主义的道教哲学,对道教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然而“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 。葛洪于是广加搜求,参照仙经、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之说、者儒所论,撰成《神仙传》。如果说《抱朴子内篇》是较多地从理论上论证神仙存在的可能性与修炼方术,《神仙传》则是以具体事例为之佐证,以想象丰富的故事来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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