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人 8.2分
读书笔记 全书
Koax koax

游戏的人 赫伊津哈

第二章 游戏概念作为语言中的表达

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这样定义的概念就能囊括所有动物、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比如力量和技巧的游戏,发明、猜谜以及种种机遇,展示和表演的游戏,我们大胆地称“游戏”范畴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

多样的指称使我们确信,在某些文化中,一个普遍的游戏概念的抽象化是缓慢且次要的,而游戏功能本身则是基本和首要的。

Spielen ein Spiel play a game 为表达活动的本质,名词中的观念肯定会以动词形式重复。难道这不正表明游戏活动具有独特且独立的品性,并出乎日常活动范畴之外吗?

我们且把语言学问题暂置一旁,更贴近地考察游戏——正经这对反义词,我们发现这两个术语并不等值:游戏是肯定的,正经是否定的。“正经”的意义被定义、被详释为仅是指“不游戏”

第三章 推动文明进程的游戏和竞赛

文化是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从一开始它就处在游戏当中。游戏形态赋予社会生活以超越于生物本能的形式,这一点强调出游戏的价值。正是通过游戏,人类社会表达出它对生命和世界的阐释。关于这点,我们不想说是游戏演变成了文化,莫不如说,在文化的最早阶段里蕴含有游戏的特质,文化在游戏氛围和游戏形态中推进。在游戏与文化的双生联合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它是一种可以被客观认识和具体定义的事实,然而文化只是一个我们的历史判断力强加给特定情形的术语。

原始的游戏成分会完全隐藏到文化现象的背后。但不管何时,即使在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中,游戏的天性会再次全力宣称自身的存在,使个人和群体都沉浸于一个巨大游戏的迷醉当中。

竞争的天性并非首先是对权力的渴望和行使统治的意愿。最首要的是胜过他人,成为最出色的并因此荣耀。

产生这种礼仪(“波特来奇”:捐赠和毁坏自己财产的竞赛)的精神世界是荣誉、铺张的排场,张扬自夸和挑战。表演者置身于侠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的王国中,其中显赫的声名、盾形纹徽和辉煌家系占有重要地位。这不是埋头苦干和谨小慎微的寻常世界,对所占优势斤斤计较或只求获取战利品。在这里真正的渴望转向谋求对团体的赞誉、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优越的标志。

竞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我们脑中总是和古希腊文明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还没有意识到通常情况中竞争因素的特殊重要性之前,布克哈特创造了agonal(好胜)一词,把它的含义描述成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布克哈特还没有能够察觉到这一现象的遍及世界的广泛社会学背景。他所谓的“竞争性”就是“其他民族从未有所知的一种冲动”(古典与文学的局限)。

在希腊没有什么从战斗到游戏的过渡,也没有从游戏到战斗的,只有游戏版的竞赛形式的文化的发展。在希腊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游戏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不同点肯定是这一概念:一种几乎孩子气的游戏意味以种种游戏形式表现出来,有些严肃,有些是嬉戏的,但是都基于典仪并且产生出文化,它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节奏、和谐、替换、改变、对立和高潮等等的需求得以完全丰富地展开。和这种游戏意味交织在一起的是为荣誉、尊严、优越和美丽而奋斗的精神。

第四章 游戏和法律

脱离了抽象的正义概念我们现代人是无法设想什么公正的,尽管我们对它的理解是那么苍白无力。诉讼对我们来说首先是一种对错之争,输赢只占次要的地位。而现在如果要理解古代的正义观的话,我们需要摒弃的恰恰正是这种价值观上的成见。把目光从高度发达文明中的执法状况转移到文化发展较为落后阶段中的同类情况,我们会看到,输赢的观念,也就是纯竞赛的观念开始比正义与不义这对伦理——法律的概念显得重要起来。一旦接受了这种淡薄的伦理标准,我们再向后回溯,竞赛的因素将会大幅度增长。而且偶然的因素也会随之增长。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了游戏的领域之内。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心态的世界:在这里,以神谕、圣裁、神裁法、抽签——即游戏来裁决的观念和司法判决的观念融合在单一的思想复合体中。人们使正义,而且是极其真诚地,服从于游戏的规则。

只有当斯多葛派哲学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才努力使法庭上的雄辩术拜托了游戏的角色,并依据斯多葛派学者们所宣称的真实和尊严这样一种严厉的标准来使之纯洁化。第一个试图把这种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是某位叫Rutilus Rufus的人。他败诉之后被迫退入了流亡的生涯。

第五章 游戏与战争

游戏与战争这两个概念在古代人的头脑里似乎是绝对的混杂在一起的。用各种规则来加以限制的争斗就其限制性来说,恰恰显示了游戏的本质性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最猛烈、最有力,同时也是最明显、最原始的游戏。

如果没有游戏精神,文明的存在将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是在一个因所有法律约束都崩溃而导致完全瓦解的社会里,竞赛的冲动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是天生俱来的。

拉斯金(Ruskin):他说,他头脑中真正存在的是“创造性或基础性的战争,在这里,人们对比赛天生不息的热爱把战争陶冶规则成各种美丽的——虽然可能是致命的——游戏模式”。他看到人类从一开始就分化成“两类,一类是劳动者,另一类是游戏者;一类耕耘土地、生产、创造,或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另一类傲慢懒惰,因此不断地需要修养娱乐,一方面把生产劳动阶级用做他们的牲畜,另一方面把他们用作傀儡或者是死亡游戏中的牺牲品”。——这一段的重要性在于罗斯金已经正确抓住了古代战争中游戏因素的事实。

需要说明的是,在说到所有这些“文明的最初成果”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忘记它们的神圣起源的危险。被我们理解为美丽而高尚游戏的历史上的一切艺术及文学都曾经是神圣的游戏。比武、等级、誓言、授爵,所有这一切都是早期典礼的残余,这个发展长链中的各个环节遗留给了我们。就如我们所知道的,中世纪基督王国的骑士制度在人为地维护甚至是特意重现那种从遥远的过去留传下来的文化因素的同时,也耗尽了自己。但是,它对各种规范,包括荣誉、高尚行为、勋章、骑士制度以及比武等极力进行的渲染,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仍没有完全丧失其意义。而正是在我的一本试图全面阐述这一论题的著作中(《中世纪的秋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文化与游戏间的亲密关系。

第六章 游戏与学识

各种文化传说中都存在竞赛,但竞赛方式最相似的恐怕莫过于人类思维领域,即在知识与智慧方面的较量。对于远古时代的人类来说,行动与勇猛取决于武力,而知识属于魔力。他们认为任何特别的知识都是神圣的智慧,深奥莫测,魔力无穷,因为它们都与宇宙秩序直接相关。

谜语最初是一种神圣的游戏,因此它沟通了娱乐性和严肃性这个二元对立。它兼容二者,既有至关重要的仪式性,本质上又是一场游戏。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谜语衍化成两个方向,一是神秘哲学,一是单纯娱乐。但这一衍化并不表明原来的严肃成分降格为游戏,或原来的游戏成分升级为严肃。事实是,文明的发展逐渐引发了人类思维的分化,以致我们把“游戏”和“严肃”分别看待,但这二者最初是融为一体、连续不断的思维活动,它们共同孕育了人类文明。

谜语有一种衍化物很值得注意,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圣性与荒谬性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哲学或神学的诘问式话语。……后世希腊人深知谜语的解答与哲学起源间的因果关系。

最早的哲学家以一种预言式和迷狂式的口吻发话。他们这种极度的自我肯定与祭祀牧师和神话奥义阐释者相同。……所有早期的哲学性思维都受到宇宙的对抗结构这一观点的制约。生命及宇宙间的一切过程都被认为是相反两极永恒对立的结果。古代哲学中这种两相对立的观念在古代社会中就体现为对立对抗的结果。……与这种信念相适应,万物之争有时就理所当然被看作是法律性的。这一看法表明了古代文化的游戏性质。

第七章 游戏与诗

在触及希腊哲学的源泉以及希腊哲学与知识、智慧中种种神圣竞赛的关系时,我们不可避免要触及表达的宗教或哲学模式与诗歌模式之间模糊的界限。因此,探究诗性创造的特质便不无裨益。就某种意义而言,该问题是任何对于游戏与文化之间关系只讨论的核心,因为在社会宗教更加高度组织化的形式中,科学、法律、战争与政治逐步失去了同游戏的接触,那种接触在更早的阶段中曾如此显著,而诗人的功用在它得以降生的游戏空间里却仍旧保存着。Poiesis诗,实际上就是一种游戏功用。它在心智的游戏场、在心智为了诗所创造的自身世界中展开。在那里事物具有一副迥异的面貌,它们披戴着“普通生活”的装束,并受到不同于逻辑因果律的关系的约束。如果严肃的陈述可以定义为清醒生活中产生的陈述,那么诗就永远不会提升到严肃性的层面。它逍遥在严肃性之上的更为原始和本初的层面,那里孩童、动物、野蛮人和先知归属于梦幻、陶醉、狂喜、欢笑的领地。为了理解诗,我们必须要能够葆有儿童的灵魂,就像披上一件魔法衣,也要能放弃成人的智慧而保留儿童的智慧。两百多年来,还没有谁像维科那样清晰地把握或表达了诗的基本特质以及诗与纯粹戏剧的关系。

Poesis doctrinae tamquam somium——诗就像哲学之爱的梦。思想深邃的培根如是说。野蛮人关注存在之本源的神秘想象,时常包含着智慧的种子,这种智慧将在晚些时候的逻辑形式里找到表达形式。语文学和比较宗教正煞费苦心试图越来越深地渗入信仰的神秘起源。在这种诗、奥义、智慧与礼仪的基本统一中,古代文明现在正得到新的理解。

所有诗都产生于游戏:神圣的崇拜游戏、宫廷的节日游戏、竞争的军事游戏、好争辩的吹牛游戏、嘲笑与辱骂、机智与敏捷的巧妙游戏。当文明变得日益复杂时,诗的游戏品性能保留多少?让我们首先尝试阐明神话、诗与游戏的三重联系。神话无论以何种形式流传下来,都是诗。用形象说话,靠想象帮助,神话从而讲述了据推测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故事。它能够具有最深邃最神圣的意味。它可以成功地表达用理性方式无法描摹的种种练习。然而,尽管神圣性和神秘性在文明的神话诗阶段对于神话而言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尽管神话是靠绝对的真诚而被人接受的,但神话是否完全是严肃的,作为一个问题仍旧存在。我想我们可以较为稳妥地说,在诗是严肃的这一意义上,神话也是严肃的。就像其他超越逻辑和慎重判断之界限的事物,神话与诗都在游戏空间内活动。这并非说那是一个低级空间,因为完全可以说神话,正如游戏,能超越理性的极限而高飞至洞察的高度。

活生生的神话知道在游戏与严肃性之间没有区分。只有当神话已经成为神话学,即,文学,被一种文化(其时已经多多少少成长得不再具有原始想象力)当做一种传统知识,只有那时,游戏与严肃性之间的对比才用于神话——并造成损伤。

神话在已然失去其作为人理解宇宙的标志这一价值之后,仍旧保留着以诗性语言表达神圣之物的功能。当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想给予我们以他们哲学的精髓并以最简洁的形式进行表达时,他们选择了神话形式:柏拉图用的是灵魂神话,亚里士多德用的是所有事物都爱着世界不朽的原动力这一神话。

我们所言的诗的创造性功能根植于一种甚至比文化本身更为原初的功能中,它便是游戏(游戏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在时空的界限之内,以某种可见的秩序,按照自由接受的规则进行,并且在必需品或物质实用的范围之外。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并且是与那种场景相协调的神圣或喜庆式的)。

第八章 “神话诗”诸要素

一个比喻一旦开始以生命和运动的方式去描绘事物,它就向拟人发生了转化。将无形体、无生命的东西当做人来写是一切神话、也几乎是一切诗歌的灵魂。

罗马:当公众的情绪非常狂乱时人为地设立许多新神,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以缓和集体情感的急剧爆发。这耍的是一个很聪明的心理学滑头,旨在以外化与抚慰的方式驱除危险的社会紧张情绪。

如果大脑这种赋予普通物体以人性的天生倾向实际上植根于游戏之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下面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游戏态度可能早于人类文明而存在,于是拟人和想象的根基就得到最远古的地方去追寻。

我们根据永不磨灭的希腊模式将诗歌分为三大类:抒情诗、史诗和戏剧诗。自然,抒情诗(往往配合音乐与舞蹈)最接近作为三者共同来源的游戏。

第九章 哲学的游戏形式

在我们用游戏的观念对其进行描述的圈子的正中间站着希腊的“智者”……他们与更古老的“文化教长”(cultural rector)有两个重要功能是相同的:显示自己惊人的学识、高超的技艺;在竞赛中击败对手。智者自己完全清楚他们的技艺的游戏性质。智者身上体现的所有轻浮与不真诚的品质本质上都只是他的一种伪装,这与其远古的起源有关。他在本质上属于游牧部落;流浪与寄生是他与生俱来的特性。

并非智者才做游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样如此。人们认为柏拉图受了索弗仑(Sophron)的影响,特别是当他写作其对话时。柏拉图并不耻于借用智者的轻松随便的对话形式。因此,他虽然深爱哲学,却只把哲学看做是一个高贵的游戏。他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智者们的荒谬观点及其含糊其辞的表达加以如此认真、如此精心的反驳,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哲学思考仍然没有脱离与古老的游戏的联系。

努力去发现某一游戏物质是不是卡洛林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一运动里面汇聚着对博学、对诗歌和论辩的夸示。

十八世纪是一个不同国家的学者频繁进行学术贸易的时代,那个时代有限的技术阻止了印刷材料像今天这样乱哄哄地随意滋长——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痛苦的特征之一。那个时代极为适合严肃或琐碎的笔仗。它们与音乐、假发、矜夸的理性主义、优雅的洛可可以及迷人的沙龙一起构成了十八世纪某种无可否认的游戏性的基本特征。现在,我们经常对此艳羡不已。

第十章 艺术的游戏形式

诗歌在古代生活中之所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社会功能与宗教仪式功能也是因为它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吟唱”的方式。所有真正的仪式都是歌、舞、游戏三位一体的。我们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对宗教仪式与游戏的感觉。柏拉图《法》清晰地描写出仪式、舞蹈、音乐和游戏之间的关系。

第十一章 游戏状况下的西方文明

如果曾经有过精英,他完全了解自己的价值,寻求从庸俗的群体中脱离出来过一种完美的艺术游戏的生活,那就是体现优秀的文艺复兴精神的那路人。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游戏并不排除严肃性。文艺复兴的精神并不是轻浮的。模仿古代的生活游戏是怀着神圣的诚挚之心来追求的。然而,整个文艺复兴的思想态度是一种游戏。这种同时是深思熟虑和自发的对形式美与崇高的追求是文化游戏的例证。

伊拉斯谟、拉伯雷、

巴洛克时代:格劳秀斯

洛可可时代:丰特奈尔《有关世界多样性的谈话录》 蒲柏《头发遇劫记》

中略

感伤主义:歌德《死亡之舞》——写到骷髅在月下的墓地翩翩起舞时,他只不过是在做游戏。

十九世纪最糟糕的一面是这样的。那些最主要的思潮,无论怎么看,对社会生活中的游戏因素都是不利的。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为它提供任何营养。实验和分析科学、哲学、改良主义、宗教和国家,以及经济,都是一丝不苟的。甚至连浪漫主义奉为“第一高雅而不经意的狂喜”的艺术和文学也已精疲力尽,丧失了它与游戏这不太受人尊敬的因素的长久的联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派以及绘画和文学领域内其他一些愚蠢的派别比以往任何一种风格都更缺少游戏因素。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较十九世纪更具有自命不凡的严肃性。文化停止了“游戏”。

第十二章 当代文明的游戏成分

如今,随着运动不断地系统化和体制化,纯粹游戏品质的某些东西已不可避免的失落了。

要在现代生活的混乱中评估游戏内容,将使我们得出矛盾的结论。我们在运动中只看到名义上称为游戏的活动,技术组织和科学的周详安排使真正的游戏精神饱受重创,乃至灭绝。与这种过分严肃性的潮流相对,在反方向上却另有某些现象。有些活动的整个存在理由都在于物质利益领域,在其初始阶段与游戏并无关联,却发展出我们所谓的游戏形式作为其次要特征。运动和体育向我们表明,游戏添加了严肃性就只能感觉起来像游戏,而严肃的事务退化为游戏却仍被称作严肃的。由于强大的仍有普遍影响的竞赛习惯,这两种线相互有关联,尽管较诸以往,其形式有所不同。

我们得出了越来越悲观的结论,文化的游戏成分自十八世纪全盛之时以来,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今日文明不再游戏,即使它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要说,它在玩假(plays false),以致要辨别出在哪儿游戏终止而非游戏开场都日渐困难。

这样,我们历经曲折,得到以下结论: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因为文明先天地蕴有自身的局限和能力,这种能力不应把自己的发展趋势与最终极的、最高的目标相混淆,它应认识到自身是出于某种公认的界限之内。在某种意义上,文明总是依据确定的规则游戏,而真正的文明正是需要公平游戏。公平游戏至少是以游戏术语表达的公正信仰。因此,欺骗或败兴者毁坏的正是文明自身。如要成为必然的文化创造力量,这一游戏成分必须是纯粹的,它不能抹煞或贬损理性、信仰或人道的标准,它不能是虚假的表面之物,不能是以真实游戏形式的错觉作为面具的政治企图。真正的游戏不事宣传,它的目的就在它自身之中,它那平易的精神是幸福的妙谛。

游戏的高度严肃性——赫伊津哈《游戏的人》随感 贡布里希

赫伊津哈认为,中世纪的残酷现实引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常常能找到三条实现或满足的途径。第一条是苦行主义,也就是佛教徒和基督徒的途径,它通过否认一切现世的乐趣,追求天国的幸福来渡过现实世界。第二条是现代人所选择的改革和进步的途径,这条途径将导致现实世界的改进。大概正是因为这条途径不为中世纪所知,所以第三条途径便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条途径,用赫伊津哈的话来说,是一条通向梦境之路,也就是幻想的途径。就算这条途径是非基督教的,它却是当时大多数杰出人物所选择的途径。

中世纪后期贵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企图“玩梦”,并且总是玩那同一个古代英雄和圣人、骑士和女人、简朴而又心满意足的牧人生活的梦。

他一直想严厉控制的浪漫主义艺术感现在成了他逃离现代世界的唯一避难所,他觉得自己和现代世界越来越疏远了。支撑着他的全部生命并促使他抛弃浪漫主义艺术感转而坚定地寻求真理的,正是他对绝对价值的信仰,他的绝对价值就是基督教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

我发现一般来说从那些以强烈的个人方式对时代问题作出反应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从那些与时代相一致的人身上可能学到的东西。

把这两本书《明天即将来临》和《游戏的人》连接起来的主旨是赫伊津哈的信仰:“文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形而上的,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他认为:

现代精神反对“形而上的”,这便把文化给废除了。现代精神之所以废除了文化正是因为它极力试图把文化的一些要素,如道德、法律和虔诚,解释为无数的禁忌。

由于我们智力的这种脱节,可耻的错误观点也得以流传了,甚至可以被相信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就是:经济力量和物质利益决定了世界的进程。这样过高的估计经济因素是荒唐的。它是由我们崇拜技术进步所决定的,而这种崇拜又是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扼杀了各种神秘性并摆脱了人类的原罪感之后才产生的。但是这两种主义没能把人类从愚昧和目光短浅中解脱出来,而人类又似乎只适于按照自己平庸的模式来铸造世界。

赫伊津哈对我们时代危机的解释使他相信,我们称为“文明”的游戏,其本质就是毫无疑义地接受这类规则。难怪他要以怀旧之情回顾过去的时代,那时,对规则提出疑问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游戏性和严肃性的区分在当时还没有闯入语言,也没有闯入文明的思想地平线。

程茜雯 2018年2月

0
《游戏的人》的全部笔记 7篇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