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谈史忆人 8.0分
读书笔记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吴 刚
对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主张年会制,以防止造成个人专权和脱离群众。所以十月革命后,即使战争时期,俄共的年会制也从未间断,而且会议公开进行,报上还开辟争论专栏。只是斯大林当权后才逐渐加以改变,最后竟使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国党在陈独秀时代,亦即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也是实行年会制。六大党章虽仍写明年会制,但实际情况已变得很难实行。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选出了准备委员会。此后虽多次提起,共产国际也再三催促,许多地方还按中央规定于1939年选出代表派往延安(我就是那年第一次参加了直接选代表)。但由于要先统一思想再开会(从此就都开成无争论的“团结的大会”),所以又经过四五年的整风审干(抢救)才于1945年举行,距六大已过十七年。七大党章改年会为三年,但在大半为和平时期还是过了十年才开八大。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等,就更不讲章法了,以致有些政治局委员七、八年没参加过政治局会议,而一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经常出席或列席中央多种核心会议。不按党章办事,不遵守会议制度,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有鉴于此,张闻天愈到后来就愈感到民主制度化的重要和迫切。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已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拍案而起,为争取民主(其实只是一点发言权)而被赶下政治舞台,后来竟做了十几年的阶下囚。 张闻天极其重视按民主原则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并使之法制化 主要办法就是党要通过各种会议的民主程序领导国家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而不是直接命令和干涉。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又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在建国前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就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办法是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使它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当“文革”期间各级人大已被停止活动时,他在流放中仍著文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见《人民群众是主人》)“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党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只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还应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的模范。(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还在抗战时期他就提出,我们不是只向国民党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行,不是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立。“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这就把真实行民主和口头喊民主区别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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