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柏拉图对诗人的否定实质上是一场由哲学挑起的，针对文学的话语权争夺战。他敏锐的注意到了“诗歌”——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文学——对其哲学体系服从性、稳定性和统一性要求的巨大威胁。这种威胁包括煽动情感对抗“理性”——实质上这种理性是一种对哲学权威的绝对服从；制造“谎言”威胁“良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良善”才是其哲学体系构筑出的“谎言”[1]；（杰出的文学来源于灵感，但灵感来源于缪斯，而不是诗人本身）总体来看，文学对哲学的威胁就是一种多样性对统一性的威胁。为了确保哲学的权威不受挑战，他给出了两种方案，驱逐诗人（文学生产者）或将文学纳入哲学的统治中，使之成为为哲学——或者说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无疑在这一体系中文学的多样性将遭到扼杀）。
这种看法存在显著地偏向性，首要的问题是他对多样性采取了双重标准，事实上哲学内部就存在与文学类似的多样性，柏拉图著作中的不少观点甚至都是互相矛盾的，但柏拉图却认为哲学的多样性实质上是一种对真理追求的实践，因而是有价值的，而文学的多样性则指向混乱，也就是说，其否定的标靶并非多样性，而是文学这一形态本身。出于这一看法，他采用了多种策略试图论证文学绝非达到真理的途径而仅仅是对模仿的模仿（三张床的比喻），并只处理一些低层次的精神需要，比如情感和欲望，但实质上，正如他给出了另一种方案所暗示的那样，文学的方法在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目标中又是有效的和值得运用的，换句话说，他对文学的批评实质上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文学可以被接纳，其他的文学都是有害和需要驱逐的。
不难看出，柏拉图文学观的核心是要确立一种哲学对话语的强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要么是垄断性的（第一种策略——焚书坑儒），要么是霸权性的（第二种策略——革命文学）。在他看来，文学是对这种企图最大的威胁，而这实质上也等于承认了文学在呈现多元性和抵抗单一性上的强大潜力。
    
[1] 在这一体系中，他将“良善”作为一种绝对和终极的存在，但其实其边界和定义都不甚明确（当然我们认可其代表了一种对完美社会秩序的美好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