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 9.1分
读书笔记 第一章
Kasasis_
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无那么一点价值,然而对许多读者来说,到精美洗练的正文开始前,连一个喘口气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在学生时,这是我一直期望的————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个好故事。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但通常,很难说情况到底是如何。然而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阅读诗歌。
几天前,当他们准备这出戏时,我注意到一个男孩独自站在他的小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沉默的山。“我总是沉默的”,在九月时他解释说。但他的写作非常优美,一个爱思考的人,从250人的小村庄走出来,他憔悴的脸上总挂着轻微的笑意。那天我注意到他独立一隅,他牢牢盯住剧本中的一处,会意微笑。我问他在看什么,他不出声地指向朱丽叶的台词: 我唯一的爱啊,从我唯一的仇恨中燃起! 要是不该相识,今日何必相逢! “你理解文中的意思么?”我问道,以为他碰到了问题。 “是的,”他说。“我觉得很美。” 我停顿一下,再看一遍句子。 “我想你说得对,”我道,有那么一阵我们都没说话。沉默的山和我一起凝视着那诗句。
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带领他的共产党军队,在长征的核心时刻,也来到了这同一条河。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将红军摧毁的边缘,历史的教训告诉毛不能拖延。他的部队稳步向北方挺进,直到他们到达了泸定桥,一座古老的铁索桥,由国民党的军队严密防守。情形看似无望了。 三十个红军士兵志愿突破。在机关枪的掩护下,他们爬过了铁桥,一个接着一个,铁索连着铁索,冲破障碍,突破了敌人的枪林。整个共产党部队成功越过了大河,挺过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战。那年的尾声,八千个毛的士兵,从出发的八万人中仅余的士兵们,在陕西省北部结束了他们的翻山越岭。他们建立了根据地,力量稳步增长,一个村落连着一个村落,一个省连着一个省,他们征服了国家;在每个城镇他们宣传他们的教条,那是一种野蛮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松散地建立在苏联的模式之上。十四年后,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反对鸦片,裹脚,卖淫,赌博,他们从中国农民那儿获得了广大支持,农民们对地主和腐败的国民党没多少同情。但毛泽东缺乏足够的眼光和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欲鼓动他建立起了一种个人崇拜。那些领头的干部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所推翻的统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但即便到了1990年代的末期,在国家的经济快速私有化,腐败的故事开始猖獗时,官方所持的历史观点依然稳固。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造反总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国,即便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则相反的,予以淡化———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许多学生不知道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失败了。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区看上去不错。我经常望过乌江,望向涪陵迷宫般的街道和石级,聆听远方传来的日常生活之音,我会猜想藏于江城中的种种神秘。我想要调查这一切———我想要走下码头,观察船只;我想要和棒棒军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旧城的石级组成的网络。我渴望弄明白这城市如何运作,它的人们如何思考,尤其因为从没有外国人干过这个。这里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儿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去发现城市里有些什么。跟其他外国人相比,涪陵只是我们的———至少当我们弄明白了它以后。
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许当他们了解我多些,情况便会不同。我揣摩我那张写着“何伟同志”的证书乃是个好兆头。
从最坏的角度说,倘若三峡工程失败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情形并非不可能,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来,为个人考虑,每个人有权利去选择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识的话,那就尽量加入到预防以及加入到灾难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识上也许有高下,然而我觉得两种选择都不当谴责。我不喜欢用“爱国”这样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于抽象的概念——“国家” 。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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