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江城 9.1分
读书笔记 第一章
郭俊俊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在军训中,新生们穿着校服,包括粉蓝色的阿迪达斯汗衫。他们和他们身着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着迷彩服,态度僵硬的指导员很不协调。他们都在二十出头,但大多数看上去还要年青,刚从农田出来,在领导的指示下蜷缩,战抖。在炎热的日子里,他们中有些人会晕倒,被安置在树荫之下,而其他人继续联系鹅步。在两周的训练尾声,待他们练习好了步伐,他们会行进去磨盘山谷某个角落,在那里,作为他们入会的句点,他们用来福枪对着靶子狂射一通。我听到了那声音,枪火的爆炸声把乌江上的声音统统淹没了。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所有系的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二年他们会上法律课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江对岸的城市置若罔闻。在那儿,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破产,正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正在瓦解,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最奇怪的部分,学生们都学习,并且相信这些共产主义课程,而与其冲突的自由市场却在学校周围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而学生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大多数人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爱国又忠诚着。
第二条守则,强调了他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但坚持才是关键。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坚持。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在这过程中,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有几次,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就像奥威尔所云,在这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到为何文学会那么经常滑入政治当中。从前我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我主修英文,在毕业后我在牛津读了两年的英语和英语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成为一个文学教授,但对英文系的所见所闻让我逐渐失去了对其的热爱,尤其是美国的学校。部分原因和美学有关———我发现我无法读文学评论,因为它那种学术式的僵化感,距离那些好作品中展现出的优雅实在太过遥远。而且大多数的评论我都不能理解其义,那些看上去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笨拙地没了救的词语组合。什么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都无法简洁清晰地解释出来———就像我这些涪陵的学生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般,踉踉跄跄。
我也讨厌英文学院总是胡乱修改真经,试图制作出一张多元文化的书单来,就好象他们放在本科宣传册上的假照片。在我看来,关于文学,建立和尊敬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价值的,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状。多少年来,中国人一味开采文学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文革期间,除了如“红色娘子军”等寥寥几个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剧都被严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处于失落状态。我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马克思,而没有人了解孔子。 但同时,我现在能以更多的人道眼光来看待政治化的原因。我认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或者,如果他拒绝跟随,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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