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第5版) 9.0分
读书笔记 权力和暴力
禾夫人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哪一方发号施令?你通常都能随心所欲吗?或者你和你的伴侣互换主导权,各自都能得到一部分自己想要的权力?大多数人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分摊重要的决策权力,彼此相互影响。90%的年轻女性和87%的年轻男性认为,在恋爱关系中恋人应该有“完全平等的话语权”。此外,人们显然更偏好享有同等权力的友谊,而不是某一方处于典型主导地位的友谊。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一分享权力的偏好却是对前面几代人所支持的传统模式的重大逾越,在传统模式中男性是异性关系里居于支配地位的伴侣,有权力作出所有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如今,很少有人明确宣布他们希望仿效这一过时的模式,但要实现亲密关系中的平等远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在男女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决策该怎样进行?伴侣们是否应该一起作所有的决策?或者每个伴侣准确承担一半的决策责任?决定的主次轻重是否重要?在观念上支持关系平等很容易做到,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则存在巨大的挑战。

社交权力指的是影响他人行为并抵制他人影响自己的一种能力。我们将识别出决定权力的一些基本因素,思考权力对个体和伴侣的影响。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权力是建立在对有价值资源的控制的基础上。如果我控制了你想拥有事物的使用权,你可能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的指令(在合理的范围里),以便得到你想拥有的事物,那么我就对你拥有权力。我能让你做我希望的事情,至少一段时间里是如此。这个观点很简单,但(你或许能预料到)这种社交权力观存在很多微妙之处。

首先,拥有权力的人未必就拥有人们渴望得到的资源;他/她只要拥有控制人们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就已足够。设想你和朋友正在一个跳蚤市场上购物,你发现一张几个月都梦寐以求的、在市面上很少见的音乐会的DVD影碟,而易趣网上拍卖出价总让你和这张影碟失之交臂。这张影碟看来价廉物美,但你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你需要向朋友借点钱以购买这张千载难逢的影碟。你的朋友并没有你期望的物件,但他/她在这种情境下的权力是因为控制了你得到所期待的事物的能力。类似的方式下,亲密关系的伴侣也能控制我们获得价值的人际奖赏——比如身体关爱——因而对你拥有权力。

当然,只有在他人想要得到某些资源的情况下,个体才能从控制的资源上得到权力。罕见的DVD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对这张影碟只有些许兴趣,借钱给你的朋友也就只对你有一点权力。但如果你极度想要这张影碟,你的朋友就拥有更多的权力,他就能要求你帮他大忙作为报答。每当我们非常渴望某物(可以是罕见的DVD或者人际亲密)并认为从其他地方无法得到时,拥有我们想要事物的人就对我们有控制力。

较少兴趣原则:在伴侣关系中,对继续和维持亲密关系缺乏兴趣的一方在伴侣关系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伴侣爱恋和需要你的程度超过了你爱恋和需要他/她的程度,你多半能得偿所愿。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却是事实;在爱情关系中,感情投入较少的伴侣通常拥有更多的权力。男性平均而言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男性对性行为更为强烈的兴趣给了女性权力;女性把性行为视为能用来与男性交换各种利益的宝贵资源,这虽然看上去非常不浪漫,但却很有启发意义。这种情形在卖淫的例子中更加清楚,女性以性行为换取金钱。但这个因素在许多爱情关系中常常以更微妙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女性在允许男性发生性行为之前会等待爱的表白和忠诚的出现,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的事物很容易在其他地方获得,我们就会云别的地方寻求,所渴望资源的替代来源是否容易获得是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在跳蚤市场上有另一位朋友能把你所需要的钱借给你,第一位朋友就对你拥有更少的权力。而如果有许多人都能借给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依赖任何人,根本没有人再拥有对你的许多权力。

以同样的方式,替代选择的可获得性会影响关系中权力的平衡。那些可选择的其他伴侣关系很少的人(因而有低的CLalt)与有许多潜在伴侣的人(因而具有高的CLalt)相比,将更加依赖于他们的亲密关系。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更加依赖就意味着权力更少。如果伴侣一方的替代选择很少,另一方却很多,权力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而在彼此需要对方的程度类似的伴侣身上则不会出现这一现象。

事实上,可获得的替代选择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传统婚姻中男性一般女性更强权。当丈夫离家工作而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时,丈夫常常有很高的CLalt,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他们会遇见许多其他潜在的伴侣;其次,如果他们愿意就更可能有金钱云追求她们。相形之下,相夫教子的妻子可能碰不到许多其他有趣的男性,即使她们碰到了,他们可能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自己拥有的金钱很少。因此,当妻子进入劳动大军并结识了新朋友和获得金钱时,婚姻中的权力平衡就会发生变化。

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还有两个广泛的要点需要说明。首先,相互依赖理论识别出两种宽泛的权力类型。有时,无论伴侣怎么做,个体都能控制伴侣的关系结果;这种情况下,个体的权力形式称为命运控制:个体能独裁地决定伴侣所得到的关系结果成败,因而控制着伴侣的命运。当她是他的唯一选择,女性拒绝与其丈夫发生性行为就是在行使命运控制;她能单方面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第二种更微妙的权力类型是行为控制。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鼓励伴侣朝着理想的方向来改变他/她的行动就是行为控制。如果女性通过提供特殊的背部推拿来要求她的伴侣清洗车库,她就在进行行为控制。

当然,在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伴侣双方都对彼此具有权力,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观点是,伴侣双方的交往来自于他们对彼此的相互影响。伴侣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可能受到另一方对其反权力的较量,所以有时彼此都能使对方按自己要求的做。比如,某女对是否与丈夫性交具有命运控制,但丈夫反过来对她具有行为控制;通过哄骗、讨好或糟糕的威胁,他也能让她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伴侣双方影响彼此的能力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有些情境下强大,有些情境下弱小,但双方通常都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对方的行为。

如果权力是建立在我们控制的资源基础之上,那么包含哪些类型的资源呢?前两种权力是奖赏权力和强迫权力指个体给他人赐予各种奖赏和惩罚的能力。涉及的收益和代价可以是身体或特质好处,比如令人愉快的礼物或让人痛苦的掌掴,也可以是无形的、人际间的得失,比如使人安心的赞同或伤害情感的蔑视。如果丈夫渴望妻子给他按摩肩膀,她就拥有对他的奖赏权力:她可以给丈夫按摩或者不按摩、给予或保留特质奖赏。但反过来,他或许拥有对她的强迫权力:如果他得不到按摩,可能生闷气、不太有温情,强加给妻子无形的压力。

为伴侣提供期待的利益或者强加厌恶的代价非常重要,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还存在其他影响人的方式。合理权力指我们 的伴侣认为我们 有合乎情理的权力命令他们怎么做,并且他们有遵从的义务。比如在某些文化中,认为丈夫真正是一家之主,妻子不仅要爱恋、尊敬丈夫,还要服从丈夫的意志,满足丈夫的一切要求。这种合理权力来自于有权威的地位,但强大的社会规范也能赋予任何人的请求以合理权力。比如,相互作用的规范鼓励我们要投桃报李,如果已经帮你忙的人要求一些报酬,此规范就使你有责任作出善意的回应。平等也具有规范性,如果你的伴侣最近做了额外的家务,要求你折叠一些洗好的衣服可能很难拒绝。最后,社会责任规范鼓励我们慷慨地对待那些依赖我们的人——帮助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如果你的伴侣因感冒而卧病在床,要求一些果汁可能很难拒绝。任何一个规范都能给伴侣的愿望赋予权力,使得他们很有影响力,至少暂时如此。

当伴侣崇拜我们并且因为感到与我们联系紧密而心甘情愿地按我们要求行事时,我们就拥有对伴侣的参照权力。当伴侣爱恋我们并希望和我们亲近时,我们 的愿望就能改变伴侣做事的偏好。当伴侣认识到我们出众的知识和经验,并因为我们知道得比他们多而受到我们的影响时,就存在专家权力。比如,当妻子是比丈夫更好的烹调高手时,轮到丈夫准备晚餐时,他通常会毫不迟疑地遵循妻子的建议和指导。最后,当我们握有影响伴侣行为的特殊信息时,我们就拥有信息权力;如果能告诉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他们就可能有求必应。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这些资源是如何调配的?这主要取决于你们伴侣双方,但你可能认识不到,周围更广泛的文化模式对你的影响更大。许多都赞同平等的伴侣关系,但实行的却仍然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存在权利的不平衡,一方作更多的决策、控制更多的共同活动和资源,赢得更多的争吵,一般而言处在支配的地位”。在这样不平等的异性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伴侣很少是女性。的确,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非好消息(可能根本就是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任何已知的社会中,鲜有女性能支配男性的。在所有能积累财富的社会里,男性平均享有权力远比女性得到的要多,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一点看来都是正确的”。这样看来,那些试图平等分享权力的异性恋伴侣却是悖逆长期传统的主流文化而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男性和女性一般面临着相对资源的差异。男性得到的工资要多于女性(甚至工作相同亦是如此),他们更有可能掌握政府、司法和公司的权力,比如美国500强的企业只有16%的公司职员是女性。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自己具有奖赏权力和合理权力,而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多地拥有这两者。而且,金钱作为资源权力其使用比其他任何资源都要灵活。有人认为某些资源(比如金钱)是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比如爱恋)是特殊性的。普遍性的资源几乎能在非常广泛的情境下与任何人交换,不管是谁控制了它们都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用它做什么(和谁一起做)。特殊性的资源在特定的情境中很有价值,但在其他情境则并非如此,它们只能针对特定的伴侣赋予其拥有者权力。伴侣对你的爱可能让你拥有针对他/她而非其他人的参照权力,但大笔的现金可能让你对任何人都具有奖赏权力。

公平为什么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有关:社会规范支持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世界范围的性别刻板印象都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决断力,大多数文化仍然受到父权制规范的支配,赋予男性比女性更高水平的专家权力和合理权力。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具有比女性更广泛的能力和权威,这就使得女性在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专长来影响他人时处于劣势。具体而言,当女性处在领导岗位时,如果她们直截了当地命令别人去行事,人们对她们的评价常常比对男性更苛刻。社会成见认为,女性有其他由她们支配的资源;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加具有亲和力、更友善,所以她们具有比男性更多的参照权力。如果女性使用参照权力——通过显得富有魅力和讨人喜爱而影响他们——她们能得到有利的评价,但却似乎没有权威。文化规范显然严重影响到我们关于每种性别应拥有哪种权力的判断,并把男性描绘成“决定者”。

因此,文化传统认为多数情况下男性赚钱养家并主导家庭是再平常和自然不过了。典型的刻板印象进一步提出两性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专长,所以专门化就被视为惯例:女性在家务事和照料孩子方面得心应手,男性在家庭财务方面能驾轻就熟。即使某位丈夫是家务主男,他通常也可能在那些传统上与“女人的活计”有关的问题上向妻子让步。然而,支持男性支配的规范是如此普遍而强大,即使女性在相对资源上的劣势消失(即她们赚的钱比丈夫要多),她们也很少能拥有比丈夫更多的权力。高收入的妻子也从丈夫那里承担一部分家务,所以家务劳动的分配更为公平,但她们常常也很小心避免变得太颐指气使以致损害丈夫的自尊。

我们还应注意男性由于体型更大、力量更强通常还有许多强迫权力。但强迫是个体得到自己想要的事物的一种笨拙、有害的方法。恐惧和惩罚令人嫌恶,并且会滋生不满。它们还会引起伴侣的反抗,所以被强迫的伴侣不如在更和缓的权力作用下那般妥协让步。在后面考察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时,我们将详细探讨,但现在我们只是指出强迫是一种愚蠢的、对亲密关系不利的方式。

权力让人感觉良好。权重之人常常能得偿所愿,所以他们会体验到很多正面的情绪和高度的自尊。当他们渴望的事物出现时,往往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们首先发起谈判而不会等待其他人采取措施,如果盘子里只剩下一块甜点,他们不会询问其他任何人是否需要而据为己有。的确,他们相对地不太可能认识到其他人也盼望着分享甜点,因为他们不擅长理解他人的观点。如果你要求权重之人在他们的额头上迅速地画一个“E”,他们比权轻之人更加可能按他们看到的样子画,反向地书写,让任何人都看不明白——结果就是这样:彐。

没有权力则感觉不怎么美妙。与权重之人相比,那些人微言轻的人会遭受到更多的抑郁,行动表现得更为谨慎,非常害怕遭受到别人的惩罚,焦虑地关注别人的情绪表现。与这些现象相一致的是,权力差别也会影响到亲密关系之中人们的行为。

语言的使用和副语言的风格或许是权力使用中两个最微妙和最普遍的过程。两人之间的谈话更可能受到他们之间权力平衡的影响。不管交往的结果怎样,女性在与男性谈话时都会显得轻声细语,一般不会表现得与其他女性谈话时那般轻松自如,不会表现出含蓄内陷的气势和权力。仔细倾听,你就会发现女性在与男性说话时会不由自主地出现犹豫不决、绵软无力,而与她们的女伴谈话时就不会这样。

男女两性在与同性的伙伴谈话的次数远多于女性伙伴打断他们的次数——打断别人和控制发言权是显示个体社交权力的一个途径。男性还谈得更多。最近的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设想你和爱人必须进行商量,以决定怎样花掉1000美元的馈赠。你们双方都列出了前五个最优选项,然后一起协商你们的选项。对这类讨论的分析发现,经常能成功打断他/她伴侣的人被该伴侣判断为更有权力。男性完成这些打断的次数比女性更多。

此外,当男性和女性谈话时,会使用更为果断自信的语言,更不谦逊礼貌。他们很少使用修饰语(我不确定,但……)、不确定词(我猜想)、反义疑问句(这样不正确吗?)和礼貌词(请),但却运用很多粗鄙之词和命令。

这些风格上的差异影响不很大,而谈话的主题则显得更为重要;当讨论的是传统上的女性话题时,女性支配了讨论,但男性主导着传统上属于男性的话题和中性话题。但是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于女性谦恭有礼的谈话风格:当女性更为强硬地与男性谈话时,她们实际上还不如犹豫不决时更有影响力。女性果断自信地与男性谈话相比更委婉柔弱地谈话来说,所造成的印象更为糟糕,而且男性通常不太可能留心她们所说的内容。果断自信的女性对其他女性有影响力,但对男性却不怎么有影响力。因此,男性采用能博得尊敬的言语风格更有可能从男女两性那里得偿所愿,但女性只有对不同的听众采用不同的言语风格都能更加具有影响力。

社会地位较高之人在果断自信的副语言之外,其表达地位的非言语行为有眼睛接触、身体动作和触碰等方式,这些与社交权力较低的人的表现显然不同。女性在与男性交往时不会表现出这些社会地位较高之人的行为风格。

权力还能通过非言语方式向他人表达。社会地位较高之人在果断自信的副语言之外,其表达地位的非言语行为有眼睛接触、身体动作和触碰等方式,这些与社交权力较低的人的表现显然不同。女性在与男性交往时不会表现出这些社会地位较高之人的行为风格。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女性的支配性的非言语行为在男人身上不好使。有一种行为风格能传递镇定的信任和能力:快速而流利的言语、适度的眼睛接触、善意的姿态和谦虚的手势。这种风格看来有权威性、见识广博,采用它的男性一般很有说服力。女性采用这种风格劝说女性时,同样能使人信服,但说服男性时则不太成功。相反,女性只有采用更友好、更讨人喜欢的陈述,即包含更多微笑、慢声细语和更拘谨的行为,才能说服更多的男性。因此,言语和非言语的行为研究都支持了同样的结论:女性对其他女性使用权威性的行为才能得偿所愿,而以这类行为对待男性则很少能成功。

还请记住女性在判断他人情绪和意图方面一般比男性更准确。女性对非言语沟通的解码要比男性更准确,她们通常善于识别到他人的情感。这一技能是女性的巨大的财富,因为夫妻之间非言语沟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彼此之间满意的程度。

另一方面,个体非言语的敏感性还与他/她的权力的大小有关。当两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时,掌握老板情感变化的线索一般是下属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相反。有权力的老板无需关注下属的情感;喽啰们理应满足老板的要求,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相比之下,当下属仔细地监测他们上级的情绪时,他们能增加自己(有限的)权力;如果在老板心情很好时提出要求(在老板脾气暴躁时待在老板的视线之外),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偿所愿。

因此,女性是非言语沟通的熟练工,她们能获得宝贵的信息,这使得她们能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增加她们对男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她们面对男性的表现就如同下属和上司的交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实用、合意的才能或许使得刻板模式持续存在:女性的举止好像使她成了男性的仆从。

那么,男女两性在努力影响彼此时会采用什么策略呢?首先,研究者发现伴侣们有时明确地请求他们所要的事物,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愿望或提出明确无误的要求。此种情形下,他们影响伴侣的努力是公开和直接的,他们的喜好明白易懂。然而,其他情境下,人们的行动则更间接;他们暗示自己的愿望或者在愿望没得到满足时撅嘴以示不满,但他们绝不会直接公开表明,说出他们想要的事物。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越满意,就越有可能采用直接的策略。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当人们拥有具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关系时,他们与伴侣相处感到很安全,足以真诚而直率地相告。另一方面,这还可能意味着那些间接而模糊表达自己愿望的人不太擅长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因而他们就可能对关系感到不满意。你认为呢?间接行为引起了不满还是间接行为跟随在不满之后?记住,两者都有可能。

第二个能区分不同策略的特点是人们追求目标时与伴侣互动的程度(相反面是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达成愿望)。有时,人们会与伴侣论理争辩或者讨价还价以劝服他们提供期望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人们寻求伴侣的互助合作,他们的策略就是双边的,涉及伴侣双方。相反,其他情境下,人们会采用独立的单边的行动,在不牵涉伴侣的情况下做他们想做的。重要的是,那些报告自己比伴侣更有权力的人都表示他们更多地使用双边策略,而那些权力较少的人更可能使用单边策略。因此,能够成功地影响伴侣的人同样会与伴侣论理争辩、谈判协商以获得他们的服从(使之心服口服)。相反,权力较少的人不太可能寻求伴侣的合作;他们只会跑到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总的来说,女同和男同运用相似的策略,但异性恋男女使用的策略却并不相同。平均来看,异性恋男性更广泛地采用直接的和双边策略,而异性恋女性则更多采用间接的和单边的策略。因此,当男女两性在应对他们的爱情伴侣时,异性恋男性一般会使用那些权重和满足之人的影响风格,而异性恋女性采取的风格一般是那些无权和不满之人所使用的风格。

异性恋男性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一般表现出成熟和自信的风格,要求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与爱人论理争辩,而他们的伴侣则撅嘴、忧悒多变,变得冷酷和漠然,任何时候都不直接说出她们的心愿,真的是这样吗?嗯,是换,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这个论断显然太过于绝对,但可以公平地说,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男性一般比女性更为坦诚自信,而女性通常显得更为犹豫不决。此外,这一点从亲密关系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是正确的。当人们想要开始亲密关系时,男性使用更多的直接策略,比如邀请女性约会,而女性则更经常地使用间接策略,比如试图显得友好、等待被人邀请。

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模式并非是真正的性别差异;而是被两性所掌握的相对资源所重重包裹的性认同差异。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具有高工具性的人——毕竟他们是果断、自信的人——往往会采用直接、双边的权力风格。相比之下,低工具性的人(包括大多数女性)则一般采用间接、单边的权力风格。

尽管如此,然而个体选择的策略更多地受到他/她在特定交往中的地位而非性别角色的影响。不管人们的身份地位怎样,如果在交往情境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不能轻易影响别人行为,他们的行动就不太可能显得充满权威、果断自信。研究者请男性和女性对一段特殊的情境作反应,情境中他们既可能是比伴侣知识丰富的专家,又可能是经验不足的新手;当他们是专家时,男性和女性都采用了直接的权力策略,但当他们是新手时则采用了间接策略,并且在他们选择的风格中并没有发现性别差异。此外,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在应对父母时都采用间接的和单边的风格,但当他们试图影响他们的朋友时则采用更多的直接的和双边的策略。最后,还请记住男同和女同在设法影响他们伴侣的权力风格上并不存在的差异。

异性恋男女在爱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同权力的风格,看来是其掌握的典型资源造成的结果。在同性伴侣关系中男女两性的权力偏好上没有差别,当直接的风格能使女性受益时,她们就会完全和男性一样直接,但男性传统上在家庭里外都握有比女性更多的控制权。但道路仍很漫长,一项调查中的受访者认为直到2050年女性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的权力,不过男性和女性在他们的婚姻观上变得更加平等。男性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可能比过去更少拥有自动得到的权威,这或许是好事:权力的不平等是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联系的。那些必须通过暗示和撅嘴来得偿所愿的人,往往不如那些直接公开表明愿望并要求实现的人满足。

总之,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想与自己的爱人保持平等的伴侣关系,但我们所处的文化却认为男性支配理所应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往往并不自知的使得这种性别不平等得以延续。很多情况下这些影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易察觉,与伴侣彼此之间的影响并不相称,使得伴侣关系看似公平,或者甚至完全公平,但事实上丈夫对妻子的影响更大。研究者对夫妻们进行了访谈,询问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丈夫先回答问题,妻子更多地同意丈夫的回答。但当妻子先来回答时,丈夫附和的则较少。甚至当妻子的薪水更高,对这些问题更内行时,仍然会出现这种模式。男性的自主、断言和女性的遵守、听从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如此自然,以致他们很难发现这种类型的权力不平衡。

然而,最新的婚姻平等研究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努力营造平等的爱情关系,伴侣双方的愿望和偏好都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夫妻们比过去更有可能共同决策,共同决策者比伴侣一方更多地发号施令的人婚姻更幸福、更少争吵、更不容易离婚。当男性放弃了他们优越的权力时,两性的确起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女性与男性相比,幸福程度大幅增加,冲突数量、婚姻问题和离婚倾向极大地减少。然而,明显地,男性的变化方向也一样;在平等的伴侣关系中男性也更加幸福(一点),不太容易离婚。权力被分享时双方都是赢家,没有人输,可能有一点例外:男性比过去要做更多的家务,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当然他们的女性伴侣对这一发展感到欣喜。归根结底,当伴侣双方所起的作用相等时,亲密关系整体看来更为稳定和幸福。

权力对亲密关系有损害作用。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印象,就需要赶快改变了。权力的不平衡会引起很多问题,但权力本身一点也没有其内在的讨厌之处。的确,如果人们在忠诚的爱情关系中采用共有取向,他们一般会为了伴侣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使用权力,而还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当人们彼此关照,并想维持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时,他们就会变得仁慈;他们关心伴侣的幸福,并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提升伴侣以及自己的幸福。此外,具有关系型自我构念的人强调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当他们与权力较少一方解决争议时通常显得慷慨大度。

人们一般认为“权力导致腐败”,意思是当个体能够左右他人,使其按自己的想法行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贪婪和自私。但是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伴侣关系中,伴侣双方都期待对方能提供理想的结果,权力并不必然就具有侵蚀性、对人有害。相反,忠诚、幸福的爱人常常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他们的伴侣获益,从而提升而非损害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

然而,权力也存在其阴暗的一面。有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努力想成为他们亲密关系中的胜利者,他们往往是控制欲强、刚愎自用的人,其伴侣通常不幸福。权力对于他们很重要,如果他们不能通过更为合理的影响力来得偿所愿,他们就可能痛苦地但有时却很有效地利用暴力来施加控制。

当我们故意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时,我们就在使用暴力作恶。造成的伤害可以十分微小也可能相当严重,这一点正是最主要的暴力研究工具即冲突对应行为量表(CTS)所要考察的内容。利用CTS人们来描述自己对爱情伴侣所使用的心理和身体攻击,对诸如下列的项目“我侮辱或咒骂过伴侣”,“我对伴侣使用过刀枪”和“我掌掴过伴侣”作出反应。暴力行为范围很广,从危害较少的行为如推推搡搡到残暴的伤害行为如拳打脚踢、纵火泄愤。悲观的是,各种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普遍。

大多数女性(52%)和甚至更多的男性(66%)报告在他们生命中曾受到身体攻击,22%的女性和7%的男性曾经遭到自己的亲密伴侣暴力攻击。亲密伴侣中男性越多,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同性恋的女性遭受的暴力大约只有异性恋女性遭受的一半;但同性恋男性经历的暴力要两倍于异性恋的男性。最普遍的暴力形式是掌掴或者击打身体,但极少的场合下会使用刀枪。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调查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每6对伴侣就会有1对会发生某种形式的暴力。有些研究包括心理攻击——比如对伴侣的尖叫、讥讽和威胁——结果发现这类行为在大多数亲密关系中曾经发生过。不过,这类攻击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像身体暴力那样令人忧虑,所以,这里我们集中研究暴力攻击。对亲密伴侣暴力(IPV)的关注有充分正当的理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算IPV当年所花费的医疗保健、心理服务和误工费高达80亿美元。

描述亲密关系中发生的特定暴力行为和解释它发生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在爱情伴侣中存在三种主要的暴力,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最熟悉的暴力是情境性伴侣暴力(SCV),它一般是从失去控制的剧烈冲突中喷发而出。当伴侣双方都变得愤怒并且都受到特定争论的束缚时,就会发生SCV,所以它只是偶尔发作,通常比较温和,不太可能升级为严重威胁生命的身体攻击。通常它还是交互的,伴侣双方都愤怒地、冲动地突然失去控制。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暴力是亲密恐吓(IT),即伴侣一方把暴力作为控制和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发生在亲密恐吓中的身体强制和胁迫或许仅仅是威胁、孤立和经济依附等一般暴力模式的手段之一,一旦在亲密关系之中出现亲密恐吓,它比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得更频繁。的确,与SCV相比,亲密恐吓更可能是单方的,久而久之容易激化,容易对伴侣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而且,亲密恐吓的受害方不太可能会还击,却更可能多次离开他们的伴侣(然后回来)。

第三种伴侣暴力形式是暴力抵抗,指伴侣有力地对亲密恐吓进行反击。暴力抵抗在一些亲密恐吓的情形下会发生,但并非所有的亲密恐吓都会产生暴力抵抗,所以它是到目前为止三种暴力中最不普遍的暴力形式。当IPV发生时,最常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偶尔发生亲密恐吓,只有少数才是暴力抵抗。

这三种暴力的区分很重要。男性和女性都同样有可能进行头脑发热的、冲动的情境性伴侣暴力,但亲密恐吓则几乎全部是由男性发起的。女性也会进行亲密恐吓,但极为罕见。(正因为这种不对称,暴力抵抗更多见于女性而非男性。)这是否意味着男性比女性对他们的亲密伴侣更加暴力?这实际上是很棘手的问题。

刻板印象揭示我们,女性的亲密暴力要少于男性,但事实却是反方向的;女性对她们的伴侣实施身体暴力的可能性实际上要稍多于男性。这看起来像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但却引起了人际关系学家大量的争议和质疑。大多数伴侣暴力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个体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冒犯性的还是防卫性的;如果某位男性发起了身体攻击,而其女性伴侣反击,则双方都可能在实施某些暴力,但暴力攻击发生的根源却并不相同。有些研究发现女性刚好和男性一样有可能先行施暴,但仍在不同看法。比如,当发生SCV场景时,男性一般比女性实施更多的暴力行为,但很多调查没有记录这类细微之处。

男性和女性一般还表现出严重程度不同的暴力行为。女性更可能丢东西、脚踢、嘴咬或拳打她们的伴侣,而男性则更可能掐脖子、掌掴和毒打他们的伴侣。所以,毫无疑问男性更可能造成某些伤害;发生伴侣暴力时,大部分伤害的受害者是女性。男性也比女性更加可能强暴或谋杀他们的伴侣。在伴侣暴力的研究中常常不会评价这些残暴的行为,但如果把它们计算在内,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加具有攻击性。

取样也是个问题。对年轻人的研究一般发现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多的暴力,但关注苦恼夫妻(比如那些在婚姻治疗中的人)的研究,通常发现丈夫比妻子更加暴力。女性更可能进行间接攻击——比如通过散布谣言和小道消息试图破坏对方的声誉——但这并不是暴力。归纳一下,女性看来和男性一样具有暴力倾向,但她们不太可能造成身体受伤,也不太可能利用暴力作为持续影响和支配他人的工具。两性在SCV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得很类似,但绝大部分的亲密恐吓者是男性。而当女性成为亲密恐吓的受害者,她们一般会面对持续的暴力,这通常给她们造成伤害。为什么男性有时会诉诸暴力以控制他们的女性伴侣?

仔细地考虑亲密伴侣暴力,就会发现情境性伴侣暴力和亲密恐吓的区别。亲密关系中大部分暴力行为来自于自我控制的冲动失控(即SCV),但有些暴力则是无情地征服自己伴侣计划的一部分(即IT)。更重要的是,SCV和IT看来来自不同的根源。

亲密伴侣暴力的两种类型都很复杂,来源于各种交叉重叠的影响因素。情境性伴侣暴力的实用模型,把SCV的影响因素分为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挫败或紧张不安的激发因素、使伴侣更有可能体验到暴力冲动的促动因素,和鼓励伴侣戒除冲动行为的抑制因素。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大多数人体验到暴力冲动,却不会根据冲动来行动——芬克尔模型(因3个因素的首字母都是I,故又称为3I模型)认为我们 之所以能戒除暴力,要么是刺激我们发狂的促动因素太微弱,要么是因为劝阻我们采取暴力行为的抑制因素太强大。

情境性伴侣暴力的路径始于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争吵或愤怒的激发因素。非常紧张、嘈杂吵闹、令人不悦的环境,记忆中的背叛,或任何能激发冲突的事件都会使人产生挫折感,使得暴力更可能发生。然后,当个体紧张不安时,促动因素就开始起作用了。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人,神经质得分高的人都更可能发生IPV。沟通技能低下的伴侣或依恋类型不匹配的伴侣也可能发生IPV(最麻烦的错误匹配是回避亲密高的男性和忧虑被弃的女性;他们可能彼此要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因为这样配对的伴侣更更具暴力倾向)。最后的促动因素是,当人们遭到伴侣的强烈挑衅时,特别是伴侣首先打人,更容易发生暴力。

假定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增强个体的暴力冲动,当然抑制因素作用越小,自发的暴力越有可能发生。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里暴力不太可能发生,尽责的人在愤怒时与其他人相比不太可能发动攻击。具有高超问题解决技能的伴侣和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满意的伴侣不太可能进行暴力侵犯,清醒的人也更容易安静下来;不要怀疑,饮酒会助长IPV。我们还需注意亲密关系的忠诚度在SCV中的作用:同居的伴侣比夫妻更有可能发生暴力,约会的伴侣比同居的伴侣更有可能发生暴力,所以个体对自己伴侣的忠诚是抑制因素,使得暴力更不可能发生。否则,这里提到的各种因素在婚姻和婚前爱情中似乎应该起着类似的作用。

显然,情境性伴侣暴力所发生的环境既受到稳定而持续的倾向性和背景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更为短暂的一时(情境性和关系性)因素的影响。当伴侣双方都不特别倾向于暴力时,即使他们的怒气再高也很少爆发SCV。而亲密恐吓则不同,因为它是更长期的过程。

那些恐吓自己伴侣的人大体分为两类。有些人相当笨拙而可怜,他们采取的暴力和伤害威胁只是防止伴侣离开自己的拙劣手段。另一些人则更加恶毒;他们反社会或相当自恋,暴力只是他们用来达成心愿的另一个工具而已。不论哪一种,亲密恐吓的影响根源看来比引发SCV的根源更为持久。

尤其是,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残暴。他们常常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暴力冲突,成长于教导传统性别角色的家庭,对女性相当敌视和仇恨;他们比其他男性更可能视女性为对手,把女性当做满足和娱乐自己的工具。因此,甚至在亲密关系刚开始时,他们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多地采取监视和暴力行为,他们一般具有攻击性,会虐待他们的伴侣和宠物。男性是否可能成为施虐者通常在一开始就有很明显的信号。

这些乖戾的态度常常和无能感结合在一起,使得暴力似乎成为恐吓者为数不多的一个权力来源。他们常常感到智力上不如他们的伴侣,具有低自尊,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受到贫困的折磨;在低收入的家庭中暴力的发生比起富有家庭中更加普遍。当然,有些施虐的伴侣是有钱人,有着很强的自尊,他们只是太过卑劣;不过,平均而言,亲密恐吓者并不富有,因为他们控制的其他资源很少,所以转而求助于强迫权力。

亲密恐吓者还倾向于虐待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更有可能成为施虐者。亲密攻击能代代相传,这听起来令人感到恐惧,但这一循环却不可避免。的确,我们这里描述了引起暴力的危险因素,但并还是说这些因素一出现暴力就必然发生。最暴力的美国父母的儿子比没有暴力倾向的父母的儿子有10倍的可能性殴打自己的妻子。然而即使在这一极端群体中,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只有20%的人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制造了严重的暴力;其他80%的人在最近的亲密关系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暴力行为。因此,来自暴力家庭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可能表现出不端行为,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儿童从来不会出现暴力问题。不过,这类行为导致的暴力风险的增加却令人担忧;在家庭暴力的循环中,施虐者的遗毒实际上在他们死后还在延续。

总的来说,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似乎赞成雄性标志,凭此提升他对女性的权威,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对此任务却又感到能力不足;他们“常常感到他们不符合这些标志的要求,甚至为此感到恐惧。为了支撑起他们雄性的自我概念,他们可能试图控制别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上比他们弱小的人”。这类男性是否实际上认识到他们在虐待别人,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使用暴力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惯常手段?

茱莉亚·沃德访谈了22位因虐待女伴而被监禁的男性,从而洞察了他们的想法。所有男性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伴侣不敬的合乎情理的反应,都提到他们伴侣的挑衅才是他们虐待的起因。他们还感到男性理应比女性强势、优秀,所以他们有权利使用暴力来控制和处罚女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并非“真正”地虐待妻子,因为他们伤害妻子时并未感到快乐,也控制了自己虐待的强度,并未倾其所能地施虐。一个家伙只有一次刺伤了他的妻子,另一位则残暴地毒打了他的妻子却声称未尽其全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诡辩的理由,只有约一半的男性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和后悔。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违法,但却未必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面对如此待遇女性又是怎样想的呢?女性在遭遇这些亲密攻击时普遍会感到吃惊,并且常常努力去理解它。她们受到爱情规范的影响,鼓励她们“原谅并忘掉”,她们还受到性规范的影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狂暴冲动。她们还在文化规范下挣扎,认为她们的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所以,她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和错误的男人出去约会,在知道他的火爆脾气后为什么要惹他生气,或者为什么他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由于这些原因,女性感到被人背叛,但她们有时还会因伴侣的攻击而责备自己,并且由于这些原因,女性感到被人背叛,但她们有时还会因伴侣的攻击而责备自己,并且由于羞耻、幼稚或者无知,她们常常对自己的苦难保持沉默。

亲密恐吓对受害一方造成了恐惧和伤害。身体受伤已够糟糕的了,但受害者还会受到负面心理后果的伤害,自尊程度降低、对男性失去信任,甚至会患上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注意到,亲密暴力还制造了严重的社会代价;饱受打击的女性常常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暴力迫使她们离开家庭时有些人还会变得无家可归。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亲密暴力使得伴侣关系更加恶化,一点也不称心如意。亲密关系的结束迟早会发生。

的确,亲密暴力使得许多人离开了他们的伴侣。一项研究跟踪了被虐待的妇女两年半,发现在研究结束的时候:43%的人离开了原来的伴侣,要么一个人过(20%),要么建立新的没有虐待的亲密关系(23%);23%的人继续与她们的伴侣一起生活,但成功地结束了暴力至少已有1年以上;33%的人仍然处在虐待的亲密关系之中,要么成为受害者(25%),要么既是受害者又是施虐者(8%)。

于是,在这个研究样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仍然停留在虐待的伴侣关系之中。要摆脱虐待的亲密关系常常需要毅力和决心,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但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受害者都会离开迫害她们的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她们不离开是因为尽管存在虐待,她们并不认为离开对她们更有好处。离开的决定很复杂。有些暴力伴侣也在部分时间内,双方显得甜蜜而又可爱,间歇的暴力可能只是个体对亲密关系抱怨的偶尔宣泄而已。离开的代价看来也很高;个体在亲密关系的任何投入都将化为乌有,替代伴侣貌似也很黯淡。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失业,则离开家庭的经济支出可能太过庞大而无法克服。

如果她们对亲密关系的经济依赖和心理忠诚并不太高,但害怕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力,这一点也可能使亲密恐吓的受害者不敢离去。如果她们试图离开丈夫,一些具有攻击性和控制欲强的丈夫可能对他们的妻子报以极端的愤怒反应。这类报复和威胁提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援助和保护那些试图逃离施虐伴侣强迫权力的人们。

最后,我们仍需承认很不幸的事实,有些人不离开暴力伴侣是因为她们不想离开。具有高忧虑被弃的女性容易被占有和控制欲强的男性所吸引。男性的侵犯式的嫉妒和监视使焦虑的伴侣感到安心,他仍然关心自己。荒谬的是,这种依恋类型的女性在过去遭遇的心理虐待越多,就越偏爱施虐的男性。并且,这样的男性也反过来也偏爱焦虑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能容忍他们的虐待。于是,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控制并支配着恭顺的伴侣,适合某些特殊的伴侣,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无法容忍。然而,如果这类关系的女性开始更加珍视自己,她们也可能认为到伴侣对待她们残酷、不公的行为无法接受。权力是得偿所愿的重要手段,但暴力不应该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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