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pen 8.4分
读书笔记 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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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七十多年之后,所有绝对没有坏信仰的人都很清楚,我们不再有什么要承担的历史任务,甚至没有简单分配到人们肩上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从一战终结之后,就十分清楚,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再承担历史任务,人们自己注定要消失。如果只能看到二十世纪伟大的极权主义实验只是执行了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的最后两个任务,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彻底误解了极权主义实验的本质。
现在,关键问题极为不同,也更为高深,因为在过去的分析中,被当成问题的,恰恰是人们事实上的生存问题,即他们的赤裸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真的构建了一个黑格尔-科耶夫式历史终结论的另一张面孔:现今,人已然触及到了其历史的终点(telos)。对人而言,他们已再一次变成了动物,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通过无条件地展现布局(oikonomia),或将生物性生命作为最高的政治任务(毋宁是一个非政治的任务),以此去消除人类社会的政治色彩。
很有可能,我们当前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没有脱离这一困境。难道我们看不到我们身边和我们中间的人已经没有任何本质,没有任何身份——也就是说,他们被移交给非本质,变得无所事事(inoperosità)——看不到他们以完全错误的代价,到处探索着传承和任务,一个作为任务的传承?在以经济胜利的名义下,彻底消除了所有的历史任务(将历史任务还原为单纯的国内和国家治安的功能)。今天我们通常会强调,自然生命本身及其福利,似乎是人类最后的历史任务——如果它真的在这里理解了“任务”的意义是什么。
传统的历史潜能——诗、宗教、哲学——无论从黑格尔-科耶夫的视角还是海德格尔的视角而言,都是在让人们的历史-政治使命保持觉醒。长期以来,这些历史潜能变成了文化景观和私人经历,已然完全丧失了它们的历史效力。面对这种消逝,唯一还值得严肃对待的任务,就是承担起生物学生命的重负——对生物学生命的“总体管理”——亦即,对人之动物性的管理。基因组、全球经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这个进程的三幅面孔。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终结后的人性似乎将自己的生理学生命作为了最后的、非政治性的掌控领域。
很难说,这种将从总体上掌控自己动物性的人,是否仍然还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否还是那在所有时代决定任何动物区别的人类机制所生产出的人性。我们同样无法清楚地说明,既不能作为人,也不能作为动物的生命福利,是否还能自我感受为一种圆满。可以肯定,从海德格尔的视角来看,这种人性不再拥有向动物性封闭保持敞开的形式。但是,与其说是他寻求敞开,不如说是他在所有领域中保持非敞开,这样,就可以将他封闭在自己的敞开中,忘却他的人性,成为其专有的去抑因子。动物的总体人性化与人的总体动物化,在这里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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