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群 8.0分
读书笔记 第14页
欢乐分裂

P14

在出版了这本成功的小说之后,鲁尔福却开始过着平凡抄写员的生活。此后三十年,他不曾再写作。他也常被拿来与兰波的例子相比较。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在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 曾经有一段期间,鲁尔福那种害怕被老板握手辞退的惊慌和面对读者靠近他并希望他能再出版一些作品时的恐惧,竟然在他心里并存。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再写作了,他总是这么回答:“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P30

有时候,作家放弃创作,单纯只是因为陷入了永远都康复不了的疯狂状态。当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诗人荷尔德林。他不由自主地模仿着瓦尔泽,长期处在疯狂状态。在他去世前整整三十八年,他将自己封闭在德国图宾根这座小城,日夜待在木匠朋友齐默供他安身的小阁楼里,写着奇怪难懂的诗句,并署名为“斯卡达奈利”、“奇拉卢西米诺”与“博纳罗蒂”。至于瓦尔泽,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八年,则先后在瓦尔道与黑里绍这两个瑞土小镇的精神病院度过余生。这段时间,他经常发狂似的写着内容虚构的文字,而且都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字体细小,使人难以辨认。

P33

如果有一天,一股潮流将我卷起,带到人生的最高点,我将自行消解这股帮助我向上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回到最低下、最卑微的黑暗之中。只有身处低处,我才能继续呼吸。

P46

无论那段经历多么不值一提,多么令人痛苦,每个人都难免想要透过记忆,找回那些突然涌上心头的片段与感慨。而惟一的方法,就是“写作”。 特别是在这个道德日益沦丧的年代,人们的眼光总是冷漠、回避。文学,即使我们再怎么逃避、忽略它存在的价值,依旧是不让过去遭人遗忘的良方。

P53

佩德罗·加尔菲亚斯在墨西哥流亡时用来替自己辩解为何不写作的荒谬借口。这号人物是个人格怪异又混乱的诗人。布纽埃尔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加尔菲亚斯是个无论花多少时间也写不出一行字来的作家,只因为他始终找不到一个理想中的形容词。每次布纽埃尔恰好遇见他都会问他:“你找到你想要的形容词了吗?” 加尔菲亚斯回答道:“还没有,我还在找。”随后便再度陷入沉思中。

P60

第一个说法倒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原来我写诗都是为了创造一种身份。而如今,我已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身份,还渐习惯了这个身份。我已经不再因为想要让自己进入每首诗而写作。第二个说法是,这件事原来全出自误会:我以为自己想当个诗人,却没想到其实内心深处,我最想成为的是诗。就某种程度而言,而且是很糟糕的一种程度,我想我已经成功变成那些诗了。就像首技巧上乘但质量平庸的诗,我已然失去内心的自由,变得极度渴望、依赖而谦逊。我开始顺从一位暴君,一一位使我痛苦的暴君,无休无止、无所不知、无处不在,如同奥威尔笔下的那位‘老大哥’。而这个暴君,就是我。

P98

“大众是不明就里的,通常也是冷漠无情的,我们难道需要向他们展示作品设计的构想吗?我们有必要解释即兴创作时,不断修改与调整作品的过程吗?解释太多,当初最原始而单纯的感动都会变成矫揉造作、自夸自捧的诈骗了。” 在这段序言里,波德莱尔所谓“自夸自捧的诈骗”意图批判的,其实就是原作的“想象力”已经遭到过分的美化与包装。关于“诈骗”这个主题,赫尔曼·梅尔维尔18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诈骗者的化妆表演》可谓世上写得最好的作品。这篇小说透过一个骗子的故事,以寓言式的手法,嘲讽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虚假与伪装。这是梅尔维尔继《抄写员巴托比》之后,再次展现他洞悉社会与人性的登峰造极之作。

P99

杜尚说:“文字根本不可能真诚反映现实。一旦我们开始使用语句表达想法,所有本意就都会遭到扭曲。语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P107

卡夫卡与巴托比都不善交际,所以有段时间我试着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我并不是惟一一个企图将这两人牵扯上关系的人。例如,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吉尔·德勒兹便曾在他的短文《巴托比,或文学公式》里分析,梅尔维尔笔下的那位抄写员,简直就是卡夫卡日记里那位单身男子的化身。在日记里,卡夫卡特地以“单身男子”来称呼自己,他曾形容:“幸福对这位单身男子而言,便是明白自身的存在,并不大于双脚驻足的面积。”这位单身男子了解如何适应自己脚下越来越小的空间,他不仅预见,也已经释怀,当自己死去的那一刻,装着他的棺材便是他拥有的世界。

P178

奥斯卡·王尔德在《身为艺术家的评论者》文中,曾经提及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 王尔德生前最后两年在巴黎的时光,已视道德束缚为无物,也因此得以实践他长久以来的梦想:什么事也不做。最后两年,王尔德没有任何著作,更决定从此不再写作。他醉心于发现新的娱乐,体验什么事也不做的乐趣,享受虚掷光阴和苦艾酒带来的愉悦。他甚至说过:“工作,是饮酒阶级的诅咒。”王尔德逃离文学,如同试图摆脱瘟疫般彻底,他将自己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饮酒、踱步,以及绝对纯粹的凝思。 他曾写道:“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而言,终日无所事事,是能量的最高贵形式。对那些拥有最高级文化层次的人来说,凝思,就是惟一事关存在的事。” 他还说过:“真正有天资的人,活着便是为了无所事事。”

P189

我想起卡夫卡对未婚妻菲莉丝·鲍尔的警告。他对她说,两人果真成婚,他将成为一位傀儡作家,受负面力量的操控;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可能成为一只卑下的狗,一种被惩罚永远闭嘴的动物:“我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是永远不可能拥有你。最好的情况是,我必须像一只连在潜意识里都忠臣服于主人的狗一般约束自己,只亲吻你向我伸出的手,从不越界。这种忍耐对我而言并不叫爱情,而是一个不幸的信号,预告我即将成为一只‘被惩罚永远闭嘴’、永远只能待在远处等待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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