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想摆脱书 8.4分
读书笔记 别想摆脱书
维林语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2版

摘抄

前言:

电子书不会扼杀书。古腾堡和他的天才发明,当初也没有立即取代莎草手稿和羊皮纸卷轴的交易。实用与习惯并存,人类最喜欢的莫过于扩展各种可行性。

书籍就像轮子,代表想象秩序中的某种完美,无法超越。

书籍一定是进步的象征吗?

书是否忠实反映了人类天才在各种灵感之下的创造?

书籍产生史是与不折不扣并且不断更新的书籍破坏史相伴相生的。

所谓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拣选和过滤的漫长过程。各种书籍、绘画、电影、漫画、艺术品的完整藏品,要么保留在审查者手里,要么从此消失于火中,要么只是渐渐为世人遗忘。今天留下的书,在过去几世纪的庞大遗产中,是最佳的一部分?还是最差的一部分?在创造性表达的各个领域里,我们究竟收集了纯金块还是泥沙?

无论我们怎样决心让历史说话,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尚未销毁的作品。我们从此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正文:

赫尔曼·黑塞在提到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书的“重新正当化”时说道:“新的发明越是满足人们对娱乐和教育的需求,书也越将重获尊严与权威。我们尚未完全到达那一步——收音机、电影等具有竞争力的新发明,取代了印刷书籍的某些用途,而书恰恰可以毫无损失地舍弃这一部分用途。”

艾柯:在某个特定时刻,人类发明了书写。我们可以把书写视为手的延伸,这样一来,书写就是近乎天然的。它是直接与身体相连的交流技术。你一旦发明了它,就不可能再放弃它。这就好比发明轮子一般。今天的轮子与史前的轮子一模一样。相比之下,我们的现代发明,电影、收音机、网络,都不是天然的。

卡里埃尔:禁忌成就义务。

艾柯:记忆术就是把空间表象与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使两者连为一体。

卡里埃尔:然而,每次新的科技产生,必会力证自己超越以往所有发明与生俱来的规则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睥睨一切,独一无二。好像它会自动带给新用户一种天然的能力,无需他们学习如何使用,随时就可以上手似的,好像那种天分是本来就有的,好像它随时准备着肃清以往的科技,把那些胆敢拒绝它的人变成过时的文盲。

艾柯:认知世界在不断变革,我们所能完整领会的,无非是有限时空里的一点东西。

艾柯:(为什么我和我儿子同时玩电脑,他却学得比我快?)他已经具有电脑的天分。像你和我,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些特定动作,比如扭动钥匙启动汽车,扭动开关等。但如今只需轻击,或只是轻轻按一下。我儿子比我们有优势。

关于大学论文,艾柯建议永远不要选择当代课题。否则参考书目要么不全,要么根本靠不住。他建议总是选择一个古典课题。(I think,这或许也是两面性的,不可一概而论)

艾柯: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现在的不稳定。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平和的现在之中,我们只是没完没了地为未来做准备。

卡里埃尔:我们处于运动、变化、更新和转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越来越长寿的时代。我们的祖父母的一生显然要比我们的短暂,但他们始终处于恒久的现在之中。

卡里埃尔:我们被判处为永恒的学徒,正如《樱桃园》中的特洛非莫夫。归根结底,这也许是好事。在我们称作原始的那个没有变化的世界里,老人们掌权,因为是他们把知识传授给后代。当世界进入永恒的运动之中时,孩子们反过来教会父母使用电子产品。而他们的后代又将教给他们什么呢?

艾柯: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到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地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来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艾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都不是过往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重构。

卡里埃尔: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这个任务交给机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

卡里埃尔:我们的历史书的书写往往从民族主义倾向出发,从短期利益出发,从这儿那儿感受到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出发。

艾柯:我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文化一边进行过滤,一边告诉我们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必须遗忘。就这样,文化提供给我们某种共同的理解基础,也包括谬误在内。我们只有从托勒密的理论出发,才能理解伽利略的理解阶段,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人们之间的任何讨论,只能建立在一部共同的百科全书的基础之上。我甚至可以向你们证明,拿破仑根本不存在——但仅仅是因为我们三个都已经知道他存在。这是对话持续的保障。人类的群居本能使对话、创造和自由成为可能。正如你刚才所说,网络既提供一切,又迫使我们实行过滤,但不再通过我们各自的头脑。我们从此冒着同时拥有六十亿部百科全书的风险,这必然阻碍一切共识的形成。

我们有可能遇到各种不同的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全球化会促使人类形成同样的思维方式,但结果恰恰相反,全球化造成人类共同经验的分裂。

卡里埃尔:我们全部受着过滤的教育,这种过滤早在我们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说,这是一切文化的本质。

艾柯:巴洛克艺术涌现在意大利的政治衰落时期,而法国在当时处于中央王权的鼎盛时期。一个过于强大的君王不可能允许他的建筑师沉湎于个人的幻想之中。巴洛克艺术是极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

同理,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法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是个灵感。在当时,强大的法兰西要求服从于约束,这是与艺术生活相对立的。

卡里埃尔: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法兰西最光芒万丈的年代就是诗歌不存在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法国几乎没有情感,没有声音。

卡里埃尔:创作流派常常在一些小群体中产生,相关成员彼此认识,在同一时刻分享着同一想望。

孤立的天才显得不可想象。

一个作家若想避免被过滤,那么他最好联合、参与某个小群体,而不要保持孤立。

卡里埃尔:为什么一个时代会选择这种艺术语言而不是别种艺术语言?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有绘画和建筑,16世纪在英国有诗歌,17世纪在法国有戏剧,接着有哲学,下一个世纪在俄罗斯和法国有小说,诸如此类。

卡里埃尔:在古老的文化传统里,并不存在对伟大创作者的膜拜。不计其数技艺超凡的古代匠人进行创作,却从未在他们的作品上署名。他们从不把自己视为、也从不被人视为艺术家。

艾柯:当国家过于强大时,诗歌缄默不语。当国家处于全面危机时,比如战后的意大利,艺术能自由地畅所欲言。新写实主义的伟大时代起源于意大利风雨飘摇之中。

卡里埃尔:对于“书的宗教”(这里专指《圣经》,“书的宗教”也指伊斯兰教之外以《圣经》为基础教义的宗教,也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书不仅是海纳一切的容器,更是一只“广角镜头”(grand angle),透过这个镜头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甚至决定一切。书是人类的起点和终点,是世界的场景,乃至世界的末日。

卡里埃尔:……我觉得有必要为屋里的杂乱道歉,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他回答说:“我理解。这是草稿”。一切在他(博尔赫斯)那里都是文学,即便是一间装修中的屋子。

艾柯:随着时光的流逝,每本书都嵌有人们的各种解释。我们阅读的莎士比亚不再是他当初写下的样子。我们的莎士比亚比他同时代人所阅读的莎士比亚更丰富。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必须为人所知,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阅读和理解。说到底,我们还可以说,是《犹太法典》造就了《圣经》。

艾柯:《哈姆雷特》不是因为其文学品质而成为杰作;它是因为经得起世人的诠释而成为杰作。为了流传后世,有时候只需大放狂言。

卡里埃尔:出版者的决定其实就是一种文明和历史的审判。

卡里埃尔:我们当年发现了亚述人最早的图书馆,但对楔形文字一无所知。人类始终面临丢失和毁灭的问题。挽救什么?传达什么?如何传达?如何确保今天使用的语言能在明天、后天依然被理解?一种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这个问题将是不可想象的。

艾柯:哲学上也有相似的情况。伯特兰·罗素不像海德格尔引起那样多的注释。为什么?因为罗素特别清晰易解,而海德格尔却极为艰涩。我不是说他们中孰对孰错。我对他们两位均表示怀疑。但当罗素讲一句蠢话时,他用明白的方式讲出来;而海德格尔即便在说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我们也未必能理解。要想穿越历史,恒久长存,必须艰涩难懂。

卡里埃尔: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往往来自书本,因此也就归功于傻子、呆子和狂热的敌人。

卡里埃尔:当世界从屠杀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时,很自然地会回归宗教活动。

艾柯:但纳粹当年喊着“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们奉行一种异教的宗教狂热!当无神论成为国家宗教,比如在前苏联,一个信教者和一个无神论者之间也就不再有有差别。两者都有可能成为基要主义者、极端主义者。

宗教是人民的可卡因。它让人群兴奋起来。

卡里埃尔:福楼拜说,愚昧就是一心想下结论。傻瓜想自行找到不容置疑、决定性的解决方法,想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问题。这种愚昧做法在某些社会里被视为真理,尽管如此,当我们隔着历史去看,还是极具教育意义。一直以来,我们仅限于学习(或者别人只让我们学习)美和智慧的历史,然而正如刚才所言,这只是人类行为中微乎其微的部分,或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在丑的历史之外增加一个关于谬误和无知的通史。

艾柯: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万物,创造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铸下大错,毁坏环境。在高等心智与低级愚蠢之间的平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而当我们渐渐临近死亡——正如咱俩的现状——我们开始觉得愚蠢胜过美德。这当然是自我安慰的最佳方式。

艾柯:存在的证据在于他们否认自身存在。

卡里埃尔:任何教育体系都是由一个社会孕育、创建并实施,必然也是这个社会的反射。

艾柯:我们可以强调文明的各种进步,这些进步极为显著,并且涉及在传统中毫不相干的各个社会范畴。但与此同时,愚蠢也越来越多。从前的农民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受过教育也不一定意味着智慧。不。今天有这么多人渴望被人听见,致命的是,他们只被人听见了他们自己的愚蠢。从前的愚蠢没有爆发,不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却肆意横行。

艾柯:唯一的风险在于,传播中的信息变得无法证实,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提供信息的人。自愿提供信息的人,或多或少有点能力,或多或少带着偏见,很有可能突然就成为信息的杜撰者、臆造者,每天对着世界幻想。我们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描绘世界,接着又把我们描绘的样子当成事实。

有一个临界区域:信息量低于它,新闻无法被感知;超过它,新闻就只是背景噪音。

卡里埃尔:人类的记忆正如人脑一样是会简化的。人类在不停的拣选和简化中发展。

卡里埃尔:没有文字书写的人就是没有被命名的人。没有被传述(即便是错误地传述)的人,他们没有存在,即便他们的黄金器皿精美绝伦。要想让人记住你,就必须写下东西。书写,同时谨防写下的东西消失在某个火堆之中。我有时会想,纳粹在焚烧犹太人的书时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他们会以为自己能把这些书全部销毁,一本不剩吗?这样的行为除了是犯罪,岂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这难道不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吗?

卡里埃尔:我们往往从图像中看到有别于事实的东西,图像的欺骗性比书写的语言或言辞更微妙。如果我们必须保留某种视觉记忆的完整性,那么一定要让后代学会观看图像。甚至应该把这个摆在首位。

自杀式恐怖袭击既是罪,也是罚。

所有日本人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期都会特别接近自杀的观念和行为。

卡里埃尔:安迪·沃霍尔的名言“出名一刻钟”(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欲望。(“未来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全球出名一刻钟。”)

艾柯:正是这种冲动促使某个家伙站在被电视拍摄的人背后挥舞双臂,以确保大家都看见他。我们觉得他够傻的,但这可是他的光荣时刻。

托纳克: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否必须阅读那些他应该知道的书?或者他只需形成一些观点,随后再也用不着去读这些书?

艾柯:我们怎么会了解没读过的书?第一种解释属于神秘学范畴,我本人无法接受:书的波传到我们身上。第二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不是真的从没翻开过这本书,我们好几回把它移来移去,也许还翻阅过,只是自己记不得罢了。第三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读了一堆援引这部著作的书,这使得我们最终也熟悉了著作本身。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了解没读过的书。幸亏如此,否则上哪儿找时间把同一本书重读四遍呢?

P314地铁读书者例子

卡里埃尔:在我看来,他身上有一种对阅读的行为本身的依赖,这超过了他对所阅读的书籍的真正兴趣。有人说,阅读是一种未受惩罚的恶习。这个例子表明,阅读也有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反常现象,甚至一种盲目崇拜。

艾柯: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总是对自己阅读的东西有兴趣。我读书是出于阅读的喜好,不管读什么书都行。这是我童年时代最重大的启示之一。

卡里埃尔:为阅读而读,正如为生活而活。我们还知道有些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是看移动的影像,电影展示或讲述什么有时并不重要。

阅读成瘾的人

卡里埃尔:地铁里的人就是例子。想象一下,有人每天花几个小时散步却从不留薪风景、路过的人和呼吸的空气。散步、跑步成为功利,正如阅读成为功利。一天读两三本书,最终如何记得自己都读过些什么呢?有些人待在电影院里,一天看四到五场电影,这是记者和电影节评委的下场。很难不把自己搞糊涂。

艾柯:我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被邀请去做威尼斯影展的评委。我当时以为自己疯掉了。

卡里埃尔:当你评定完毕每天固定数量的影片再蹒跚走出放映厅时,就连戛纳的棕榈树在你看来都像是假的。关键不在于不惜任何代价地看,或者不惜任何代价地读,而在于懂得如何实践这一行为,并从中汲取基本而持久的养分。喜欢快读的人真能享受到他们所阅读的东西吗?倘若忽略不读巴尔扎克作品中的长篇描述,那不就等于放弃巴氏最深刻的标志吗?只有他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描述。

卡里埃尔:直到今日,口述传统依然被认为更加可靠。为什么呢?古代经文都是由一群人念出或唱出。倘若其中有人弄错了,其他人会纠正他。流传近千年的长篇史诗口述传统,要比僧侣们手抄的经文更准确,因为僧侣们在手抄那些古老经文时,不仅会依样照抄前人笔误,还会加进新的谬误。

书的宗教,圣经、新约、可兰经充满权威。书连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角色。

现代书籍史也开始于圣经。

卡里埃尔:无知就在我们四周,无处不在,往往还狂妄自大。无知甚至滋生使人疯狂的热忱。它充满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陈词,俨然胜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识脆弱,易变,永远受威胁,怀疑自我。知识无疑是乌托邦式理想的最后一处避难所。你认为只是真的重要吗?

艾柯:我认为这是基础。

让我们中尽可能多的人认识过去。是的,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

传承着漫长岁月的经验。

卡里埃尔:书只是得到肯定和印刷的文本,甚至从这一事实来看,书也不能给我们任何教诲。书还常常是可疑的,因为它让我们去分享某个个体的感官印象。只有在对自然的冥想中才有真正的知识。胡塞·贝加明在《文盲的没落》里提出如下问题:“我们在学会阅读时丧失了什么?史前人类或没有书写的民族都具有何种形式的认知(我们已无可挽回地丢失了这些认知)?”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和一切尖锐问题一样。

艾柯:…………不过,我们这些读书人大概从某个阳光照射下的洗澡盆里得不出什么好处。

译后记:

法老塔穆斯提醒他,有了(文字)这个发明,人们从此将信赖书写,不再练习回忆,“仅凭记号外在地记忆,而不再靠自身内在地回忆”,也就是说,书写使人“在灵魂里善忘”(《斐徳若》)。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即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用知识写在习者灵魂深处的文字,它有能力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

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的冲击,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我们不总是有一个苏格拉底像当初那样拦住天真的斐徳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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