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8.8分
读书笔记 Highlights
Kaka Yuan
人口越往少数地区集中,地区间差距越大吗?
早期会,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地区间差距会缩小。
以人口规模看,上海太大了吗?
不,上海太小了。
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国家总人口规模决定的。
特大城市人口能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住吗?
不能,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恰恰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派生出来的。
人口不自由流动会有什么问题?
会伤害国家的竞争力
人口自由流动,是导致大城市出现城市病的原因吗?
城市病主要不是人口规模所致,问题出在规划、技术和管理。
城市病怎么破?
更有效的规划、技术和管理。
靠政府增加投入来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可以吗?
投入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果是低效率。应该主要进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地理劣势地区怎么提高收入水平?
发展本地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同时,人口流出
空心村和人口流出地的老龄化怎么办?
空心村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只需留下少量村落。人口流出地的老龄化靠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解决。
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真的无法好好相处吗?
不。如果把人群分成不同身份并差别对待,最终对大家都不好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大飞机产业)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卫星导航系统)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金融、医疗、教育、文化)
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
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集聚程度不断在提高,提高到一定阶段就稳定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心集聚区的生产要素价格太高了使得生产者觉得没有必要都在纽约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附近生产,也会使得一部分老百姓觉得没有必要一定生活在大城市。
发达国家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区域差距一开始是扩大的。
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会趋向于收敛。
区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如果不是有各种制度(比如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的制约,如果卓玛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并且不考虑少数民族进城务工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么,卓玛绝对应该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
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发达国家的景象。
在统一的货币区内,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是必须的。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仅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它本质上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万恶的户籍制度)
三个D— Density(密度)、 Distance(距离)和 Division(分割)
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政治。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
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写进宪法。
总体来说,中西部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起联动改革,让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这样,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同时提升速度和效率。
美国的人口在空间上是高度集聚的,大约 80% 的人集中在大约 4% 的国土面积上。
美国每一个州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高度一致,美国的一些州人口只有五六十万,但这些州的人均 GDP 和那些人口众多的州几乎是一样的。不难想像,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它的人口也在逐步走向高度的集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州和州之间的人均 GDP 却是高度平衡的。
底特律就曾经尝试通过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发展,结果就会是人口流出没有被遏制,而公共设施的巨大投入却没有相应回报。底特律政府最终走向破产。
在中国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盲目乐观地估计本地未来的人口增长趋势,试图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造房子来吸引人口。
在 1949 年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经济中,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苏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港口不重要,而且国家一定是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重点投资。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1990 年代,当中国内地形成改革开放格局之后,国际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国和地区转变为美、欧、日以及中国港台地区,这样,东北三省的地理和气候劣势就显现出来了。
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
从短期来讲,地方政府用市场分割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似乎的确对本地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却陷入了一个「因徒困境」——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巨大的集体非理性,那就是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和产业小规模化的各种效率损失。
总之,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性。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害怕孤独的。
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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