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9.3分
读书笔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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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苗博特解读

关于作者 萨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学界的宗师级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曾因学术上的杰出贡献,被哈佛授予“阿尔伯特·韦瑟三世校级教授”称号,这是哈佛教授的最高荣誉,目前哈佛仅有24人获得校级教授的殊荣。除了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他还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 关于本书 在本书中,萨缪尔·亨廷顿研究了20世纪中期的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动乱问题。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民族独立,开始了国家建设,然而,20年后,它们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了可观的进步,在政治上却频频遭遇动乱和政变。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政治稳定?这一反常现象挑战了当时人们的知识储备。萨缪尔·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了这本书,对这个谜团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一举奠定了他在政治学界的权威地位。 核心内容 萨缪尔·亨廷顿为当时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评价各国政治状况的新标准,认为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不在于政府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然后,他还追根溯源,认为现代化在带来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时候,反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动乱和政治衰败。最后,他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将政治的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保持在大致相同的节奏。

点击查看大图,保存在手机,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一、政府的有效程度比民主重要 在西方政治学界,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最常用的标准是看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产生。但萨缪尔·亨廷顿认为,决定各国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的因素是政府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被组织起来的形式。他还提出了一对核心概念: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政治秩序是一种人民必需的公共产品,这个产品由一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政府提供。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人民提供了政治秩序呢?首先,一个国家目前采取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能够得到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的承认。其次,该国的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在政治领袖换届、选拔任命官吏、处理经济事务、推行公共政策这些方面,都有一套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程序。最后,这个政府还必须有能力约束政治冲突,化解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能够做到这几点的国家,亨廷顿就认为它们拥有发达的政治体制,有能力为人民提供政治秩序。 政治衰败是政治秩序的反面。在一个政治衰败的国家,人民对本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共识, 无法凝聚成一个有内聚力的共同体。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办事效率很低,在民众中受到的认可也很少。在政治领袖的换届方面,没有稳定的程序,政府有时会被强权式的人物把持,并推行反复无常、灾难性的各种政策。这样的一个政府在约束和化解本国的政治冲突方面很无能,常常导致冲突累积到爆发军事政变、社会骚动甚至革命的地步。 通过这个新标准来看待全球不同国家,我们发现,一般认为在政治上差别非常大的国家,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美国和苏联具有截然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政治体制。但是,它们的政府都能实现有效统治,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得到人民承认,都具有组织完善的政党,都能将政策贯彻下去。 对比之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虽然政府的形式和政治体制各种各样,但都被政治衰败的氛围笼罩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动乱频繁,小到小规模的抗议和骚乱,大到军事政变,甚至常规战争,都能轻易动摇甚至颠覆该国政府的统治。国家的政党组织四分五裂,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失去权威,贪污腐败肆无忌惮地蔓延,公民的权利被随意践踏,欲寻求秩序和保护而不可得。 萨缪尔·亨廷顿认为,这个秩序和衰败的差别是各国之间最主要的政治差别,不论这些国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在亨廷顿的价值体系里,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他甚至贡献了这样一个金句:“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却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 二、现代化的进程带来政治动乱 萨缪尔·亨廷顿指出,亚非拉国家在独立后力求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带来的剧烈变革正是这些国家政治动乱的源头。在实现现代化之前的亚非拉国家里,政治的参与者一般是贵族、宗教领袖和官僚上层人士,他们是权力的游戏的主要玩家。政治作为一门“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需要调解的就是这一小群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政治稳定是相对容易达到的。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里,随着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传统权威解体,政治参与急剧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有能力并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同时,社会团体也在分化,整个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彼此之间的分裂和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当全社会的各种日益分化的力量都想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而彼此之间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一套新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时,其结果就是频繁的动荡和冲突。 数据显示,在20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国家,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经济发展的国家,发生动乱的频率远高于还没有开始现代化的、赤贫的国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情况也是如此:越是经济较好的地区越动乱,贫困未发展的地区反而更稳定。 统计相关性还显示,如果以城市化的速度、识字率上升的速度等指标来衡量现代化的速度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拉丁美洲,现代化速度越快的国家,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现代化与政治秩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反而更像一个 U 型曲线。传统社会和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而中间阶段是最危险的。金句频出的萨缪尔·亨廷顿用这样一句话总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动乱。” 三、政治制度化带来秩序 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变动中的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否与政治参与的扩大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步伐。如果政治参与快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的步伐跟不上的话,就意味着参与对制度来说压力过大。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像一辆超载的车,很可能会跑不动,甚至翻车,状况频出。 具体来说,所谓政治制度化,首先,政治组织要足够强大、完善、覆盖广泛,从而能够容纳不同的社会团体的政治诉求。比如说,原先处在劣势地位的性别或种族想要实现诉求,都能够通过现有的政治组织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不至于走到流血冲突的地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较高。 其次,政治程序要有稳定性,比如几年一次的会议、选举、政府和领导人换届等。如果说这些程序普遍地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和尊重,和平地定期发生,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较高。 最后,政治组织发展的时机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参与水平较低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定水平的政治组织比如政党,那么很有可能在政治参与逐步扩大的时候,这些政党足以消化政治参与的压力,并且在压力的刺激下,这个国家在制度化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如果政治组织建立的时机晚了一步,就很有可能一步慢,步步慢。 金句 1. 在萨缪尔·亨廷顿的价值体系里,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他甚至贡献了这样一个金句:“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却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 2. 当全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想要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彼此之间却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出一套新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时,其结果就是频繁的动荡和冲突。 3. 把贫穷和动乱联系起来,把发展和稳定视作天生一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饿着肚皮的穷汉,无心去关心政治,大喊大叫。他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麻木的保守主义者,只要生活中有点儿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小修小补就满意了。 4. 传统社会和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而中间阶段是最危险的。一句话总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动乱。” 5. 如果政治参与快速扩大,政治制度化的步伐跟不上的话,就意味着参与对制度来说压力过大。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像一辆超载的车,很可能会跑不动,甚至翻车,状况频出。 撰稿:苗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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