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 8.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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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钊

托尼朱特著,何静芝译:《记忆小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P9位于瑞士法语区昂贵的沃州滑雪区山脚下,那少人问津的谢希尔村庄里的一栋民宿。我家一定在1957年或1958年去那里度过冬假。

P38对一个当时的孩子来说,配给制度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

P38工党与战后儿童福利 战后新建住房奉行极简主义

P45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

P47厨房水槽剧

P60欧洲汽车文化的兴起 雪铁龙

P66。二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我们,从小生活在汽车与崇拜汽车、疯迷汽车的父辈中间。我们学会开车的道路,比战间期和二战刚结束之后那几十年中的道路更拥挤、更“封闭”。驾驶汽车不再有冒险意味,除非大大打破常规,不然其中也再无新事物可供发现。我们居住的城市对几年前曾盲目欢迎过的汽车变得越来越敌视:在纽约、巴黎,伦敦以及许多别的城市,拥有一辆私人座驾不再是合理的选择。在汽车霸权的鼎盛时期,它曾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代表着个人主义、自由、隐私、距离和自私。

P86 缎带开发计划 绿环带开发计划

P92 火车与阶层

P117英美教育弊病

P128我与同时代的人

P140 学生与铺床工的冲突

P141 互惠生(AuPair),源于法语,本意是“平等的”和“互惠的”;“互惠生”是指当时加入计划的青年与寄住家庭在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上生活:寄住家庭为互惠生提供一切生活所需,每月更会给他们零用钱:相反地,学生则为家庭照顾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互惠生一般是年轻女孩,有时也有年轻男孩,他们被寄住家庭视为家庭的一员。

P142加缪 萨特 莫里亚克 雷蒙阿隆 梅洛庞蒂 波伏娃 罗兰巴特 福柯 布迪厄

哈贝马斯 阿玛蒂亚·森

斯拉沃热·齐泽克

P143巴黎的知识分子

P144一个意大利导演多半会在戏中加入性爱。一个德国导演八成会加点政治。而对法国人来说,纯粹谈概念就足够了。

P145家莫西斯•巴赫斯(Maurice Barrès)看来,一定是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该词,称呼包括埃米尔•左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在内的拥护“犹太叛国者”德雷福斯的人时,本是为了嘲讽他们。从那以后,“知识分子”便开始运用自己在学术、艺术界的地位,不断“干预”各种敏感政治事件(如今,巴赫斯自己也要被划归“知识分子”了)。然而,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却几乎都毕业于同一个声名显赫的小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绝非巧合这么简单。

P146 1970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时,它仍占据着学术权贵的地位。它与巴黎许多大学不同,竟是一所寄宿制大学,位于巴黎第五区一处安静的所在。每个学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位于一个当中有公园般广场的巨大四合院型建筑中。除了宿舍外,校内还有休息室、大小教室、一间大食堂、一个社科类图书馆和一个文学图书馆:一间从便捷度到馆藏都无可比拟的超大型开架式图书馆。

P150。与德国、意大利大学生们不同,法国激进派大学生的运动从来都止于革命理论,绝不越入暴力行为。

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又一个师范生)所说,在当时的巴黎,一个高师学生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相当傲人的。师范生们颠覆世界后所失去的,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学生都要多,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那种(中欧国家出产的)漂泊城客——身处无情社会、受到国家打压、与体制相冲突的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法国是不适用的。再没有哪里比法国更像知识分子自己的家了。

P153 美国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y)

P156 要参加真正的革命,你还是得去巴黎。像许多的朋友和同辈一样,我在1968年的春天前往巴黎去观看、去呼吸了货真价实的革命。

P158,发现“革命”一词在德国的意味似乎全然不同。在这里,谁也不把它当乐子。以一个英国人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严肃到了言语难以形容的地步——且同时从事着数量惊人的性活动。

P162 我们有这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集体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布拉格和华沙,在1968年的那个夏天陷入困境的。中欧学生反动运动所质疑、破坏且最终颠覆了的,不单是几个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它毁灭的是理想本身。我们在西欧有口无心地谈论着理想,而倘若我们对那些理想的最终命运多一点关心,或许就会关注到那理想的耀眼光芒之外,在欧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了。

至少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P163宽容型镇压,原文为“repressive tolerance”,是一种治理民众的技巧,特点为:在无关主旨的方方面面最大程度地宽容,令民众产生自由的错觉,从而避免反抗。以便更从容地对民众进行监管。

P173 我们仍然奴役在工业时代的观念下,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由他的工作来体现:然而这在当今的主流人群中已明显不再属实。倘若我们非要重弹19世纪的老调,不妨想想“懒的权利”:一篇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1883年无意中写就的具有前瞻性的小散文,暗示了现代生活会提供更多通过闲事和爱好来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职业本身则会如人所愿,扮演一个越来越次要的角色。

P193虽然允许“口音”(我自己也有口音)存在,但口音也分三六九等:这是用与伦敦的地理距离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典型方式。

P197斯巴达时代和巴洛克时代的语言风格可能不同,但风格本身从未遭到忽视。而“风格”也不仅仅是漂亮话这么简单:拙劣的表达背后是拙劣的思想。混乱的语句最多不过暗示着混乱的思维,更糟的是,还可能暗示了欺瞒。

P198 学术写作的所谓“专业化”——以及不自信的人文主义者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霸占"——帮了愚民政策的忙。在此前提下,一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出现了:在史学领域,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便是“电视讲坛”的兴起,节目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到大量观众,恰恰因为业内学者对交流纷纷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过去的大众学者只将自己的学识化繁复为平直来讲述,如今那些“平易近人”的作者们却都喜欢向受众强推自己的理论。结果,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

你买什么,你就是什么

P200:我们说得拙劣、写得糟糕,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没有把握,不愿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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