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小说选 7.6分
读书笔记 第17页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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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好学生。不。这不是真的。一个好学生应该用功读书—而我却不用功。我得到好分数,可是我不用功。我也不讨厌用功,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不在乎。我永远也成不了领袖。”他惴惴不安地想:“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过了一分钟,他搔了搔脸颊,眨了眨左眼,因为阳光使他感到耀眼:“我是什么,我?”他的周围总有一团盘旋着、伸延到远处的雾。“我!”他向远处眺望,这个“我”字在他的头脑里敲响,接着就似乎变成一个金字塔的昏暗的尖顶,塔身的线条远远地向雾里伸展。吕西安战栗了,他的双手哆嗦起来,他想:“对了,对了!我早已肯定知道:我并不存在。”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吕西安经常试着重新入睡,不过他没有成功;他每晚有规律地睡九小时,其余的时间他精神奕奕,而越来越感困惑:他的父母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他一想到自己不具备领袖的才能,他就感到十分伤感,他很想在月夜里一连步行几小时,可是他的父母仍然不准许他夜晚外出。因此,他经常躺在床上自己量体温,体温计标明三十七度五或者三十七度六,吕西安带着苦笑思付他的父母还说他脸色很好。“我不存在。”他闭上眼睛,一切听其自然,因为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我不存在,我只要塞住耳朵,什么也不想,我就能消灭自己。可是幻觉顽强存在的。他起码可以比别的人狡黠地高出一层,因为他掌握住一个秘密:比方加利吧,他跟吕西安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可是只要看见他在他的崇拜者当中那副摇头摆尾的样子,就马上明白他像钢铁那么坚定地相信他自己的存在。弗勒里埃先生也不存在,里利不存在,没有人存在,这世界是一出没有演员的喜剧。吕西安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作:“道德与科学”,得到了十五分,他想撰写一篇题为《虚无论》的文章,在他的想象中,所有读到这篇论文的人,都会像鸡鸣时的吸血鬼那样,一个接着一个,自行消失。在开始着手撰写论文以前,他想征求一下他的哲学教师勒·巴布安的意见:“对不起,先生,”他在下课后问老师,“一个人能主张我们并不存在吗?”勒·巴布安回答说不能,他说了一句拉丁话,接着又用法语解释说:“你存在,因为你在怀疑你的存在。”吕西安听了后心里不服,可是他放弃了写论文的计划。七月,他成绩平平地通过了数学毕业会考,同父母一起动身到费罗勒去了。心里始终存在着这个疑问,就好像想打喷嚏一样。

每个人都必须凭着自己的爱好行事,弗洛伊德的著作里载满了不幸青年的故事,他们都为了突然中断习惯而害上了神经官能症。“我们会不会变成疯子呢?”他问贝尔里亚克。事实上,有几个星期四,他们产生了古怪的感觉:黑暗偷偷地溜进贝尔里亚克的卧房,他们抽了好几盒含鸦片的香烟,他们的手在哆嗦。于是他们当中一个人默默地站起来,悄悄地走到房门附近开了电灯开关。一道黄色的光线射进房间,他们互相不信任地对视着。吕西安不久便发现他同贝尔里亚克的友谊是建筑在一种误解上:他比任何人更能感受恋母情结的哀婉动人的美,可是他只认为这是情欲力量的一种表现,他希望晚些时候他能把这种力量转向其他目标。贝尔里亚克则恰恰相反,仿佛对这种病态很满意,不想加以摆脱似的。他傲慢地说:“我们是完蛋的家伙,垮掉的一代。我们永远干不成什么。”吕西安像应声虫似地回答:“永远干不成什么。”可是他心里非常愤怒。复活节假期归来,贝尔里亚克告诉他:在第戎的一家旅馆里,自己同母亲住同一间房,一大清早他就爬起来,走到母亲的床前,母亲还在熟睡未醒,他轻轻地掀开被窝,“她的睡衣翻了上去,”他吃吃地笑着说。听见这些话,吕西安禁不住有点鄙视贝尔里亚克,他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有情结固然是有趣的事,可是必须懂得及时加以清除,否则一个成人如果继续保有孩提时代的性欲念头,他又如何能负责任,能当领导呢?

官能紊乱这个字眼开始就像月光那样柔和洁白,可是那个“乱”字的尾音像黄铜号角那样闪闪发亮。“官能紊乱……”吕西安说。他觉得严肃和不安,就像他对里利说他是梦游病患者时一样。酒吧间里很幽暗,可是临街的门大大开着,门外弥漫着春天明亮的金黄色的雾。除了贝热尔身上散发的香气,吕西安还闻到幽暗大厅里的浓厚气味,那是红酒加上潮湿木头的气味。“官能紊乱……”他寻思:“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字眼对他是一种新的荣誉呢,还是一种新的疾病;他看见眼边贝热尔轻快的嘴唇不停地露出或者掩盖一只金牙的闪光。“我热爱那些处在紊乱状态的人,”贝热尔说,“我发觉您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是外加给您的。您看见所有这些猪吗?它们是家畜。应该将它们扔给红蚂蚁,让蚁群扰乱它们一下。您知道这些认真负责的小虫是干什么的吗?”“它们吃人肉。”吕西安说。“是的,它们为骷髅清除掉人肉。”“我明白了,”吕西安说。他又加上一句:“我呢?我该做些什么?”“什么都不做,为了上帝的缘故,”贝热尔用带着滑稽的惊愕神气说。“尤其是不要坐下来。除非,”他笑着说,“是坐在尖头桩0上。您读过兰波的诗吗?”“没——没——没读过。”“我把他的《灵光篇》借给您。听我说,我们必须再见面,如果您星期四有空,请在三点钟左右到我家来,我住在蒙派那斯区首战街九号。”

可是他们都离得很远,很远,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白色而茫然不知所措的幽灵。“我到底是什么”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平坦而龟裂,没有草也没有气味,然后突然间从这片灰蒙蒙的地里笔直地冲出一个瘦高个儿来,样子那么奇特,背后连影子也没有。“我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从上几次假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简直可以说它是在原地等待吕西安的;或者毋宁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状态。吕西安耸了耸肩膀。“我太多虑了,”他想,“我分析自己太多了。”以后的几天,他强迫自己不再作分析;他想利用外界的事物吸引自己:他久久地凝视着蛋杯,套餐巾用的小环,树林,橱窗。他使他的母亲很高兴,因为他问她能否让他看看她的银餐具。可是等到注视着银餐具的时候,他想他在注视银餐具,在他的眼光的背后,有一小团活生生的雾气在霍霍跳动。尽管吕西安全神贯注地同弗勒里埃先生谈话,这团丰满而像光线般时隐时现的小雾气,总是钻到他的注意力的后面,这雾团,就是他自己。吕西安很恼火,不时停止倾听,回过头来想抓住这团雾气而且面对面地瞧它一瞧,可是他见到的只是空虚,雾团仍然在后面。

尽管他们穿戴入时,衣服是从圣米舍尔大街的裁缝店里购买的,他们只是些水母而已。吕西安想自己并不是一只水母,他同这类丢脸的动物毫不相干,他对自己说:“我不过是在潜泳而已!”然后,突然间,他忘记了源泉咖啡馆和那些外国佬,他的眼前只出现一个背脊,一个宽阔的背脊,上面有凸凹不平的肌肉,坚强而冷静地离去,逐渐走远,无可挽回地消失在雾中。他也看见了吉加尔,他脸色苍白,眼睛盯着这个背脊,对看不见的彼埃雷特说:“就为一件蠢事…!”吕西安突然感到几乎无可容忍的快乐,因为这个强有力而弧独的背脊,正是他的背脊!这一幕剧是昨天才发生的!在一刹那间,他猛使一点劲,就变成了吉加尔,他用吉加尔的眼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背脊,他在自己面前感受到吉加尔的羞辱,觉得害怕,可是心情很愉快。“这可以给他们一顿教训!”他想。布景又改变了,现在是在彼埃雷特的闺房里,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彼埃雷特和吉加尔带点做作地指着宾客名单。吕西安不在场,可是他的威力震慑住他们。

吕西安第二次对自己感到充满了尊敬。可是这一次,他再也不需要吉加尔的眼睛了,他是在自己的眼里显得可敬的一一他这双眼睛终于看穿了他的肉体、爱好和憎恶、习惯和性情的外壳了。“我在自己身上寻找自己,”他想,“我就不能找到。”他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过去是怎样一个人,详详细细地清点一下。“可是如果我真像我现我就并不比那个矮小的犹太人好多少。”这样子在黏膜深处搜寻,除了肉体的悲哀,卑鄙的平等谎言和混乱以外,还能找到什么呢?“第一条戒律,”吕西安想,“就是不要在自己身上找寻自己: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错误了。”真正的吕西安——现在他知道了——应该在别人的眼里寻找,从彼埃雷特和吉加尔的战战兢兢的俯首帖耳里,从将来要变成他的工人的年轻学徒里(这些学徒正在充满希望地等待着为他而长大成人和成熟),从大大小小的费罗勒的居民里寻找,他终于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市长。吕西安差点害怕起来,他觉得他对自己显得过分伟大了。

时钟敲响了正午,吕西安站了起来。他的脱胎换骨已经完成:个钟头以前,在这间咖啡馆里,走进来一个高雅而心神不定的少年,现在走出去的是一个成人,法国人中的领袖。吕西安在法兰西一个清晨的荣耀光线下走了几步。在学院路同圣米舍尔大街的转角上,他走到一家文具店门口照照镜子,他很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面孔,像他十分羡慕的勒莫尔当的面孔一样。可是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漂亮而固执的小脸蛋,还远远不到叫人望而生畏的程度。“我一定要长出小胡子。”他下了决心。

举个例来说,这只纸盒装着我的墨水瓶,我应该设法说出以前我是怎样看见它的,现在我这样说吧:它是一个直角的平行六面体,它突出于——真蠢,关于它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正是应该避免的事:不应该把平常的东西说得稀奇古怪。我认为写日记的危险就在这里:人们对一切都夸张,而且随时都在戒备着,又继续不断地歪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我能够随时随刻恢复前天的印象,而且恰好是关于这只纸盒或者任何别的物件的印象。我应该经常准备着,否则这个印象仍然会从我的手指间溜走。应该把发生的一切细心地记下来,而且记得十分详尽。当然,我再也不能够把星期六和前天的事情写清楚了,因为这些事情离开我已经太远;我所能够说的,就是在这两天中,没有发生过通常可以称为“事件”的事。星期六,有些顽童在打水漂,我也想学他们的样,把石块投到海面上去。正在这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块落下去,然后我走了。我的样子一定像个神经错乱的人,因为顽童们在背后笑我。

不过,也许我的确曾经有过一点儿神经错乱。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上星期我所有的那些古怪的感觉,今天我看来觉得十分可笑,我再也不会有这些感觉了。今天晚上我觉得舒适自在,像个有产者那样活在世界上。这儿是我的房间,面朝东北。下面是残废街和新火车站的建筑工地。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维克多-诺瓦林荫道转角上铁路饭店的又红又白的灯光。巴黎开来的火车刚到站。旅客们从旧火车站走出来,分散到各条街道上。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许多人在等候末班电车。他们恰好在我的窗户下面,那根煤气路灯柱子的周围,一定是一小群凄凄凉凉的人。他们还要等待好几分钟,因为电车要在十时三刻才经过这里。但愿今天晚上没有行商到达,因为我多么想睡而又好几晚没有睡够。很好地睡一夜,只要一夜,所有那些感觉就会一扫而光。十时三刻。再也不必担心了,要来,他们早已到达了。除非这是德·路恩先生要来的一天。他每周都来,他们给他保留着二楼的二号房间,就是有洗下身盆的那一间。他还可能来,因为他往往在睡觉以前到铁路饭店喝一杯啤酒。不过他也不会弄出很多的声音。他这人十分矮小,十分整洁,有黑色而发亮的胡和一头假发。他来了。当我听见他上楼梯的时候,我的心轻微地动了一动,因为这是十分令人安心的:这个世界这么有规律,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相信我已经痊愈了。从屠宰场开往大喷水池的七路电车驶来了。它带着很响的铁器相撞声到来。它又开走了。现在它满载着行李和入睡的孩子,向大喷水池驶去,向那些工厂,向黑暗的东区驶去。它是末班前一辆电车,末班电车要再过一个钟头才经过。我要睡觉了。我的病已经好了,我不必像小姑娘们在新的漂亮簿子上写日记那样,每天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对写日记感到兴趣,那就是假如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有一种变化在我的身上发生,对这一点我再也不能够怀疑了。它像疾病一样到来,它不像通常事物那样确实地、明显地出现,却是偷偷地、逐渐地安顿下来的;我只觉得有些古怪,有些不自在,如此而已。一旦安顿下来以后,它就不再动了,它安安静静地,使我能够确信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而现在它发展了。我并不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在我们的职分里,我们只和那些完整的观念打交道,人们给这些观念取了一些含义较广的名字,如“野心”、“利益”等等。不过,如果我对我自己有丝亳的认识的话,现在就是应该拿这些认识来应用的时候了。举例来说,在我的手里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我的手用特殊的方式来拿我的烟斗或者叉子。或者是又子现在要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拿它,我也弄不清楚。刚才我要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里有一件冰冷的东西用它的个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把手张开,我望了望:我的手里只不过握着房门的把柄。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花了十秒钟来认出他。我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脸,简直不像一个脸。然后是他的手,他的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色的虫握在我的手里。我马上把他的手松开,他的臂膀软绵绵地垂下来。在马路上,也有许多分辨不清的声音在荡漾着。因此,最近这几个星期发生了一种变化。可是变化在哪儿?这是一种抽象的变化,并不体现在任何具体东西上。难道是我自己变了吗?如果不是我,就应该是这间房间,这座城市,这个宇宙;必须选择一种。我相信变了的是我,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也是最不愉快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应该承认我是会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问题在于我很少思想,于是一大堆微小的变化在我的身上积累起来,我不加以注意,然后有一天,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有不调和、不统一的现象的原因。举例来说,当我离开法国的时候,有许多人说我是一时冲动才走的。后来我旅行了六年之后,突然回来,人们又很可能说我是一时冲动才回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迈尔西爱在那个法国公务员的办公室里的情形,这个公务员去年受到“彼特路事件”的牵连辞了职。迈尔西爱带着考古学的任务到孟加拉去。我早就想到孟加拉去,他就逼我和他一起去。现在我研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是不相信博塔尔,想靠我去监视他。我看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即使当时我已经预感到这个关于监视博塔尔的小小安排,那就更应该热烈地接受。可是当时我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把电话机旁边一块绿毯子上的一个高棉人的小雕像摆摆好。我觉得我似乎充满了淋巴液或者温暖的奶液。迈尔西爱带着天使般的耐心和我说话,这个耐心掩盖着一点焦躁。“您瞧,我需要一个正式的答复。我知道你迟早会答应的,不过最好是马上就接受。”他有一把精黑色的胡子,上面洒过不少香水。他的头每动一动,就有一阵香味钻进我的鼻子。然后,突然间,我从六年的酣睡中觉醒过来。我觉得那个雕像讨厌而且呆笨,我感到深深地厌倦。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印度支那。我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和这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身上穿得这么可笑?我的热情已经完全消失。多年来这份热情淹没了我,冲着我向前走,现在我觉得内心空虚。可是这还不是最槽的,最槽的是在我的面前有一个体积庞大而乏味的观念,带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安顿下来。我不十分知道这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够正视它,因为它太使我感到恶心。这一切对我说来是和迈尔西爱的胡子的香味混在一起的。我对他感到极度愤怒,我抖撇精神,冷冷地回答他:“我感谢你,可是我相信我旅行得够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法国去。”第二天,我就乘上了到马赛去的轮船。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这些积累起来的征象是我的生活将发生一个新的大变化的预兆,那么我是害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富足,也不是很艰难,更不是很高贵。我害怕的是将要发生的东西,将要控制住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卷到哪儿去呢?难道我又要出门,又要把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搁下来吗?我会不会在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筋疲力尽地、绝望地在新的失败中醒过来呢?我很想在时机尚未太晚以前,看清楚我身上有些什么。

星期五。三点钟。三点钟,不管你要干什么,这总是一个太迟或者太早的时刻。这是下午的一个古怪的时刻。今天,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寒冷的阳光染白了窗玻璃上的灰尘。天空是苍白色的,混杂着白色。水沟今天早上就冰冻了。我在暖气管旁边沉重地消化着,我预先知道这一天一定是白过的。我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除非到了天黑以后,也许才有可能。这是由于太阳的缘故;阳光把悬挂在建筑工地上空的讨厌的白雾涂上一层模糊的金色,它在我的房间里流着,呈现出金黄色,苍白色;它在我的桌子上展开四条暗淡而空虚的反光。我的烟斗漆着一层金色的漆,初看时这种金漆能以愉快的外表引人注目;等到你仔细观察时,那层漆就消失了,只在一块木头上剩下一条长长的白色光线。而且一切都是这样,一切,一直到我的两只手。每逢遇到有这样的太阳,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可是昨天夜里我已么十分深沉地熟睡过了,现在我没有睡意。我很爱昨天的天空,那是一个狭窄的天空,布满乌黑的雨云,压在玻璃窗上,像一只可笑的、动人的面孔。今天的太阳倒不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它把一道吝啬而强弱适宜的光线投射到我所爱的一切上投射到建筑工地的铁锈上,投射到栅栏的腐烂的木头上,好像一个整夜未眠的人,把目光投射到昨夜热情地采取的决定上,投射到一口气挥笔写成的几页文字上。维克多-诺瓦林荫道上的四间咖啡馆也消失掉它们的特殊情调。这四间咖啡馆互相邻接,晚上灯火辉煌,已经不仅是咖啡馆,而是养鱼的玻璃缸,是轮船,是星星,或者是白色的大这是一个进行内心省察的最好的日子。太阳把寒冷的光线像毫无怜悯的判决一样投射到万物上;它们从我的眼睛进入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被一道减弱了的光线照亮了。我相信,只要一刻钟就足够使我做到对自己极度厌恶。感谢得很,我忍受不了这种情形。我也不会把昨天写的关于洛勒旁在圣彼得堡旅居的那一段文字重读一遍。我坐在那里,垂着两条臂膀,或者我毫无勇气地写几行字,我打呵欠,我等待黑夜降临。等到天黑以后,我和周围的事物就会脱离冥府的境界。

德·洛勒旁先生使我烦死了。我站了起来。我在淡白的光线中动了动;我看见光线在我的手中和我上衣的袖子上变幻,我说不尽地讨厌这种光线。我打呵欠。我点亮了桌子上的灯,也许它的光线能够击败日光。事实并非如此,灯光只在灯脚下聚成一个可怜的小潭。我熄了灯,我立起身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那是镜子。这是一个陷阱。我知道我会落到陷阱里去的。我落下去了。镜上出现了一个灰色的东西。我走近去,我注视着它,我再也不能走开去了。镜子里照出来的是我的面孔。往往,在一事无成的日子里,我就凝视着这个面孔。我对这个面孔一点也不了解。别人的面孔都有一定的意义。我的却没有。我甚至不能决定它到底是美或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们对我这样说。我并不感觉惊奇。实际上我甚至惊讶人们怎么能够把这一类的品质赋予给它,就像人们怎么能够把一块泥土或者一块岩石称为美或丑一样。

我再也没有兴趣工作了,我什么也不能做,只除了等待黑夜降临。五点半。不行!一点也不行!我有了它,有了这个该死的东西,“厌恶”。这一次,是一种新的情况,它是在咖啡馆里把我抓住的。到目前为止,咖啡馆是我的唯一的避难所,因为咖啡馆里充满了人而且灯火辉煌;以后连这一切都不能有了,以后我被围困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再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了。我到咖啡馆来是为着接吻的,可是我刚推开门,侍女玛德兰纳就冲着我嚷:“老板娘不在家,她有事到城里去了。”我马上觉得性器官部分有一种尖锐的失望感觉,一种不愉快的持久的发痒感觉。同时,我觉得我的衬衫摩擦着我的乳尖,我被一种五光十色的缓慢的旋风包围和抓住,这是雾的旋风,光的旋风,光线混杂在烟雾中,在镜子中,还有许多长凳在屋子里闪耀着光辉。我既看不出为什么是这里,也看不出为什么这里是这样子。我站在门口,迟疑着不进来;接着出现了一股逆流,天花板上掠过了一个暗影,我觉得被推向前。我在飘荡,我被迷雾似的灯光弄得头脑昏昏然,这些灯光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我侵入。

我开始感觉温暖,感觉愉快。这还不是什么异常的事,这只是“厌恶”的小幸福;这个幸福展现在胶粘的污水潭的底层,在我们的时间的底层——那是紫色吊带和有坍垫子的长凳的时间。幸福是由大而软的片刻构成的,它从边沿上扩大成为一滴油。刚生下来,它已经老了,我觉得我似乎认识它已经有二十年。还有另一个幸福:在外面有这样一条钢带,它就是延续不断的狭长形的音乐,它从一端到另一端穿越我们的时间,排斥时间,而且用它的粗糙锐利的钢皮把时间扯破;这儿有的是另一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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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和弦消失了。在接下来的片刻静寂里,我强烈地感到行了,有件事情发生了。寂靜。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厌恶”消失了。歌声在静寂中响起来时,我觉得我的躯体坚硬起来,“厌恶”走得无影无踪。一下子突然变得那么坚硬,那么有光彩,这几乎是痛苦的事。同时继续不断的音乐扩张起来,像龙卷风那样膨胀起来。它像一种透明的金属充满了整个咖啡馆,把我们的那种不幸的时间挤到墙上压扁。我是在音乐之中。镜子里滚动着火球,一圈圈的烟雾围绕着这些火球转动,把灯光的冷酷微笑时而遮没、时而暴露出来。我的那杯啤酒逐渐缩小,它压缩在桌子上,它的样子是稠密的、必不可少的。我想把它拿过来一掂重量,我把手伸过去……我的天!这才是最主要的变化:我的手势改变了。我的臂膀的这个动作,像一个庄严的课题那样发展了,它随着黑女人的歌声滑了过去;我觉得我好像在跳舞。亚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着咖啡色的墙壁,看起来好像近在眼前。我把手合拢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脑袋;这个脑袋具有结论的明显性和必要性。我的手指紧压着玻璃杯,我望着亚道尔夫,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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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神情是痛苦的、不适的。他并没有活着,可是他也不是没有生命。一种隐蔽的权力从他身上发出:就像一阵风吹着我一样,他想把我赶出典当广场。我在没有吸完这一烟斗烟以前是不会走的。一个瘦长的大影子突然在我的背后出现。我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我本来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一定是在背诵您书中的句子。”他笑了,“您在搜索十二缀音诗的诗句。”我怔怔地望着“自学者”。可是他对我的惊异表示惊异:“先生,难道不应该在散文中仔细避免十二缀音诗句吗?”他对我的敬仰稍为降低了些。我问他在这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告诉我说他的老板给了他假期,他就马上到图书馆里来,他不准备吃午饭,要一直看到闭馆时为止。我没有继续听下去,可是他大概离开了原来的话题,因为我突然听见:“……像您那么幸福,能够写一本书。”我必须开口说点什么。“幸福……”我带着疑惑的神气说。他误会了我的答话的意思,赶快更正:“先生,我应该说:像您那么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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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将来。将来就在那里,它栖息在路上,并不比现在更苍白。将来何必实现呢?还有什么将来能够带给她呢?那个老太婆蹒瞒跚跚地走远了,她停下来,她理了理从她的围巾里露出来的一给灰白头发。她走着,她刚才在那里,现在她在这里……我再也不知道我到底怎样了:我是在看她的动作,还是在预见她的动作?我再也分辨不出将来和现在,而时间正在继续进行,将来在一步一步地实现。老太婆在荒凉的街道上前进,她移动着她的粗大的男人鞋子。这就是时间,是赤裸裸的时间,它慢慢地进入存在,它要人们等待它,等到它来了,人们却又十分厌恶地发觉它好久以来早已在这里了。老太婆走近了街道的转角,现在她已经成了一小堆黑布了。是的,我很愿意这样,这是新鲜的,她刚才并不在那里。可是这是褪了色的新鲜,已经陈腐的新鲜,这种新鲜永远不能叫人感到惊奇。她马上就要转过街角,她转了一一转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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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奇遇。我曾经有过一些经历,遇到过一些大事情和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情,什么都可以,就是没有奇遇。这不是用语问题,我开始懂得了。有一件东西我看得比其余一切更重要——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有这个想法。这件东西不是爱情,不是上帝,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这是……总之,我曾经想象过在某些时刻里我的生命可能具有稀少而贵重的性质。要这样并不需要特殊的环境,我只要求遇到一些困难就够了。我现在的生活并不十分了不起,可是我不时回想过去,例如在咖啡馆里奏起音乐来的时候,我就回到过去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过去,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我有过奇遇。这就是现在我被剥夺掉的东西。

事情是为了结束才开始,奇遇是不容许延长的,它只在死亡以后才有意义。我永远被拉向事件的死亡,而这个死亡可能也就是我自己的死亡。每一分钟只是为了引出以后的无数分钟才出现的。我用全部身心热爱每一分钟,因为我知道每一分钟都是唯一的,不可代替的——可是我也不做任何举动来阻止它的消逝。我在柏林或者伦敦在前两天遇见的一个女人的怀抱里所度过的最后一分钟,虽然当时我热爱它,我也几乎爱上了这个女人,可是这一分钟也要马上消逝,我是知道的。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动身到另一个国家去,我再也不会遇见这个女人,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俯身于每一秒钟,我尽可能地把它全部消费掉;一切出现的东西我都紧紧搜住,我都使它们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一切的一切,包括这双美丽的眼睛所表露的易逝的柔情,街上的声音,黎明的曙光;可是每一分钟都在消逝,我也不留它,我喜欢它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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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一切又不像原来那样存在着。我不能够描绘出来;这就跟“厌恶”一样,可是又恰好相反;总之我有了一个奇遇,等到我问我自己的时候,我发觉我遇到的就是我是我自己,就是我在这里;冲破了黑夜的是我,我像一部小说中的主角那样快乐。有些事情就要发生:在巴斯一德-维埃叶街的暗影中,有些东西在等着我;在那边,恰好在这条平静的街的转角上,我的生命就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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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下来片刻,我等待着,我觉得我的心在跳动;我用眼睛探索这片荒凉的地方。我什么也看不见。刮起了一阵相当猛烈的风。我弄错了,巴斯-德-维埃叶街只是中途站,那件东西在杜各东广场深处等待着我。我并不急于再向前走。我觉得我已经到达了幸福的顶峰。在马赛,在上海,在梅克内斯,为了获得这样丰富的感觉,我什么事情不曾做过呢?而今天,在一个空虚的星期日结束之际,我什么也不期待,我回到家里去,这时候,它却来了。我又动身走了。风给我送来一阵汽笛声。我是孤单一个人,可是我像一支军队进袭一座城市那样地走着。在这时刻中,大海上的轮船在奏着音乐;全欧洲的城市都闪耀着灯光;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在柏林的街道上互相开火;失业的人群在纽约的街道上闲荡;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对着梳妆镜台,在睫毛上涂抹黑油。而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道上,从柏林纽可林的窗口上发出来的每一下枪声,被抬走的受伤者所发出的每一下带血的打噎声,在打扮的女人们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手势,都和我现在所走的每一步,我的心的每一下跳动,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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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女点着了灯;现在还不到下午两点钟,可是天色完全昏暗下来,她看不清楚手里的活计。灯光柔和;那些逗留在家里的人们也一定点着了灯吧。他们看书,他们从窗口仰望天空。对他们来说……那是另一回事。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衰老。他们生活在遗赠物和礼物中,他们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一个纪念品。小摆钟,奖章,画像,贝壳,纸压,屏风,披肩,等等,都是。他们有许多柜子装满了瓶子,布料,旧衣服,报纸;他们把一切都保藏下来。过去,是他们财产中的一件奢侈品。我把我的过去保藏在哪里呢?我们不能把过去放在衣袋里,必须有一所房子来安置它。我所有的只是我自己的躯体;孤单一个人,仅有自己的躯体,这是不可能把回忆留下来的,回忆会越过他而逝去。我倒不必为自己惋惜,因为我一向只想自由。那个矮小的汉子不安地动着,叹着气。他在大衣里蜷缩成一团,可是不时挺直身子显出高傲的样子。他也一样,他也是没有过去的。只要在他的再也不来往的亲戚家里仔细寻找,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结婚照片,当时他穿着折领和硬胸衬衫,嘴上留着年轻人的硬胡子。对于我,我相信连这种照片也不会留下。他又望着我了。这一次,他要和我谈话,我觉得浑身僵直。我们之间并没有相互的同情心,我们只不过彼此相似而已。他像我一样孤单,可是比我更孤寂。他一定是在等待他的“厌恶”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现在有些人认出我了,他们仔细地打量我以后,会这样想:“这一个也是我道中人。”怎样?他要什么?他应该知道我们之间彼此无法帮助。有家庭的人在他们的屋子里,周围放着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却在这里,我们是两个毫无回忆的漂流物。假使他猛然站起来,假使他同我说话,我会跳起来的。

143

只不过在我的年青时期,这种事情使我过分感到厌烦。我的家庭并不是这一类职业的家庭。也有些人是业余专家,那就是秘书,店员,商人等等,他们都是在咖啡馆里听别人说话的人;他们在接近四十岁的时候,就觉得肚子里胀满了他们无法排除出外的经验。幸亏他们生育了不少孩子,他们就强迫孩子们就地消化这些经验。他们想叫我们相信他们的过去并没有白白丧失,他们的回忆已经凝缩而且软化为“智慧”。这是多么方便的过去!这是袖珍本形式的过去,是充满美好格言的一本烫金小册子。“请相信我,我跟您谈的是经验,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生活中来的。”难道“生活”担负起为他们思想的责任吗?他们拿旧的来解释新的,—而对旧的,他们又用更旧一些的事件来解释,正如有些历史学家说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又说罗伯斯比尔是法国的克伦威尔,归根结底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懂过……在他们的俨然的神气后面,可以看出隐藏着郁闷的厌倦;他们看着许多表面事物顺序过去,他们打呵欠,他们认为天下没有新的东西。“一个老疯子。”——洛耶大夫迷糊地想着别的老疯子,可是他记不起其中的任何一个。现在,阿基耳先生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叫我们惊异了,因为他是一个老疯子!他不是一个老疯子,他是害怕。他害怕什么?一个人想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就孤单一人无援无助地面对着这件事物;整个世界的过去都不能帮助你丝毫。等到后来这件事物消失的时候,你所理解的一切也和这件事物一起消失。具有一般概念就比较好得多了。何况那些专业的专家,甚至连那些业余的专家,最后总是有理由的。他们的智慧劝告他们尽可能少作声,少生活,让人们忘记他们。他们最好的历史就是那些不造情体,的历史,受过谴责的人的奇特的历史。对的,事实经过就是这栓我有人会说不是。也许阿基耳先生的良心不十分安定。也许他想如更。听从了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姊姊的话,他就不会在这里了。大夫有和类言,因为他没有白过一生,他懂得使自己有用。他平静而强有力地音立着,俯视这个小小的漂流物;他是一块岩石。

159

我放弃了在他身上找缺点的企图。可是他并不放松我。我看出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平静而不可调和的判决。于是我懂得了把我们分隔开来的是什么:原来我能够想到的关干他的一切都不能到达他那里;这恰好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正如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可是他的判决像一把短剑一样贯穿了我,甚至动摇了我的存在的权利。而这是正确的,我自己也经常了解这一点:我没有存在的权利。我是偶然出现的,我的存在像一块石头、一株植物、一个细菌一样。我的生命胡乱地成长而且没有固定的方向。它有时给我送来一些模糊的信号;另一些时候,除了一阵毫无结果的嗡嗡声以外,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可是对这位今天已经死了的毫无缺点的美男子,对国防部的巴各姆的公子让·巴各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心跳和他的内脏器官的低沉的咕噜声,传到他的耳朵里,都构成他的短期的和纯粹的小权利。在六十年中,他毫无遗漏地使用了他的生存权利。瞧他的壮丽的灰色眼睛!永远没有任何细微的疑惑在他的眼睛里出现。巴各姆也永远没有弄错过。

168

巴黎公社的变乱给了他极猛烈的思想我响,他和许多巴黎人一样,在公社的压迫下逃到凡尔赛,季国民议会的保护;在一般青年人只想着玩乐的年龄,他已经立誓要“把生命贡献给“秩序’的重建”。他遵守了他的诺言,一回到本城,他就创立了著名的秩序俱乐部,在很长的岁月中,布城的主要商人和航业商人每晚都在那里聚会。人们用一句俏皮话批评这个贵族俱乐部,说它的关门主义比赛马俱乐部更厉害。直到一九〇八年,这个俱乐部才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有极良好的影响。一八八O年奥里维叶·布列威纳娶了商人查勒·巴各姆(参照该条)的幼女玛丽一路易丝·巴各姆为妻,在查勒·巴各姆死后,他创办了巴各姆一布列威纳父子公司。不久以后他就转入政界,参加了下议员的竞选。他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国家害上了最严重的疾病;这就是领导阶级不愿意行使领导权。先生们,如果那些由于世袭,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验而成为最适宜于掌权的人们,放弃了或者厌倦了行使领导权,那么谁来领导呢?我常常说:领导并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的责任。先生们,我恳切地要求:让我们一起恢复权力原则吧!”

172

可是我的视线落到那堆白色的纸上的时候,我被它的外表吸引住,我停下笔,对着这张白得耀眼的纸张沉思:它多么硬和惹眼,多么现实。在它身上除了现在就没有别的。我刚才在它上面写下的字迹还没有干而这些字迹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人们苦心孤谐地散播最不祥的谣言……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它起初有点是我的一部分。现在它可印在纸上,合成一体对抗我了。我再也认不出它。我甚至不能够把它回想一次。它在那里,面对着我;我即使想在它身上找出原来的痕迹也是徒然。任何人都可能写出这句话。可是我,我却不能肯定曾经写过这句话。现在那些字母再也不发出亮光,它们已经干了。这一点也消失了:它们的转瞬即逝的光辉一点也没有留下。我焦虑地向周围望了一眼:现在,只有现在。轻便而结实的家具,涂上一层现在的色彩;一张桌子,一张床,一只玻璃镜衣柜—还有我自己。现在的真正性质揭露出来了:现在就是存在的东西,一切不是现在的东西都不存在。过去并不存在。一点也不存在。既不存在于事物中,也不存在于我的思想中。的确,好久以来,我已经明白我的过去已离开我。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还以为它只是藏在我所够不到的地方。我以为过去只是退休了,而退休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是一种在休假或者静止的状态;每一事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以后都会乖乖地自动按次序退入一只盒子里,变成了名义上的事件,因为要想象一切归于虚无是困难的。现在我懂得了:事物就是完全像它们所出现的那样——而在事物的后面…….什么也没有。这种想法继续吸引着我几分钟。然后我猛烈地摇了摇肩膀,使我从沉思中解脱出来,我把那叠纸张拉到身边。……他刚写下了他的遗嘱。一种猛烈的恶心之感突然侵占了我,笔从我的手中落下来,喷射出墨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产生了“厌恶”吗?不,不是这样,房间仍然像平日一样充满慈祥的气氛。我几乎觉不着桌子更重一些,更厚一些,我的自来水笔更细密一些。只不过德·洛勒旁先生第二次又死了一次。刚才他还在这里,在我的心窝里,安静而且温暖,我不时感觉他在活动。他是活生生的,对我而言,比“自学者”或者铁路饭店的老板娘更有生命。毫无疑问,他有他的怪僻,他可能一连几天躲着不露面;可是往往在神秘的好天气的时候,他就像测量湿度的僧人像,把头伸了出来,我就看见了他的苍白的脸庞和蓝色的脸颊。即使在他不露面的时候,他也沉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上,我觉得被他充塞着。现在他再也不留下任何痕迹了。在这些已经干掉的字迹上,连对它们原有的新鲜光亮的记忆也不存在了。这是我的错:不应该说的那几句话,我说出来了:我说过去是不存在的。一下子,德·洛勒旁先生就无声无息地回到虚无中去。

176

德·洛勒旁先生是我的合伙人:他需要我才能存在,我需要他来使我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我提供原材料,这个材料是我大量拥有和我不知拿来作什么用的:它就是存在,我的存在。他出的本钱就是表现。他在我的对面,他占有我的生命来为我表现他的生命。我再也看不出我的存在,我不在自己身上存在,却的身上存在;为着他我才吃饭,为着他我才呼吸,我的一举一动的意义都是外在的,不在我身上,恰好在我的对面,在他的身上;我再也看不见我的手在纸上写字,也看不见我写下的句子——可是,在纸张的背后,我看见了侯爵,是他要我做这个手势,而这个手势延长了和加强了他的存在。我只是使他生存的一个手段,他是我存在的理由,他把我从我的身上解放出来。现在我怎么办呢?尤其是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摇了摇肩膀,我一时控制不了这个动作……在等待着的那件“东西”,由于我的一动而马上惊觉起来,它溶化副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流着,充满了我。——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件罐“东西”就是我。自由的、不附在任何事物身上的存在,又回到我的身能上。我存在着。

191

“这是因为,”我一边笑一边对他说,“我在想着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又吃又喝来保存我们宝贵的生命,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丝毫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自学者”变得严肃起来,他在尽力设法理解我的话。我笑得太响了,我看见好几个人回过头来望我。接着我就后悔话说得太多,归根钻底,这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您的意思一定是说,先生,人生是没有目的的,对吗?这不就是所谓悲观主义吗?”他再思索一下,然后温柔地说:“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美国作家的一本书,叫作《生命值得活下去吗》这不就是您提出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这不是我提出的问题。可是我不愿意作任何解释。

209

还有我——软弱,疲惫,下流,胃里在消化着和脑子里在翻腾着一些忧郁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喜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主要是理解到这一点的;可是我觉得不舒服,因为我怕我会感觉到它(到现在我还害怕——我害怕它从我的脑袋背后搜住我,或者把我像巨浪那样举起)。我模糊地想着消灭我自己,以便至少可以把这些多余的存在减少一个。可是连我的死亡也是多余的。我的尸首,我的血流在这些石子上和这些树木之间,在这座微笑着的花园的深处,都是多余的。我的腐烂的肉埋在地里也是多余的;我的骨头最后完全脱掉了肉,剥掉了皮,干干净净,白得像牙齿一样,也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荒谬”这个词儿现在在我的笔下产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还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找它,因为那时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当时不用言词来思想,我是用事物来思想事物的。

231

“那么完美的时刻呢?它们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它们以后才到来。首先要有一些预兆。然后独特的境遇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去。这才提出想不想把这个境遇改变为完美的时刻的问题。”“是的,”我说,“我懂了。在每一种独特的境遇中,有某些必须做的动作,某些必须采取的态度,某些必须说的话一别的态度、别的说话是严格禁止的。是不是这样?”“你要这样说也可以……”“总之,境遇是原料,需要加以处理。”选高,你:常先要钻进一种特殊的东西里去,而且感到要在这里建立秩序。如果这些条件都能实现,这时刻就会是完美的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艺术作品。”“你已经对我这样说过了,”她不耐烦地说。“不,这是……一种义务。必须把独特的境遇改变为完美的时刻。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是的,你可以大笑一通,这是道德上的问题。”我一点也没有笑。

237

是我不敢。我有一种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痛苦的感觉。还在昨天,我有许多问题要向她提出:她在哪些地方?她干了些什么?她遇见了谁?可是只有安妮真心这样做,这一切才使我感到兴趣。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她经过的所有这些国家,所有这些城市,曾经追求过她的、也许被她爱过的所有男子,这一切都与她无关,这一切在实际上和她多么不相干,它们只是黑暗而寒冷的海面上的若干微细的阳光而已。安妮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不见了,我们却没有什么话好谈。

240

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相当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可是应不应该从头做起呢?在我最恐怖、最感厌恶的时候,我曾经寄托多大的希望在安妮身上,期待她能救我,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过去已经死了,德·洛勒旁先生已经死了,安妮回来只不过是使我的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我是单独一个人在这条两边都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我孤独而自由。可是这种自由有点像今天我的生命要结束了。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座躺在我的脚下的城击,我曾经住过好久的城市。它以后将只是一个名字,一个肥矮的、资产阶级的、十足法国式的名字,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比不上佛罗伦萨和巴格达那么丰富多彩。总有一天我会问我自己:“归根结底,我在布城的时候,整整一天中我能够做些什么呀?”像这样的太阳,这样的下午,什么都不会留下,甚至连记忆也不留下。我的整整一生都留在我的后边。我完完整整地看到它,我看见它的形状和一直把我带到这儿的缓慢的动作。对它没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是我赌输了,如此而已。三年前我庄严地进入布城。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子我就懂得了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会赢。现在,我要像安妮那样做法,我要在肉体上还活着。吃饭,睡觉。睡觉,吃饭。缓慢地、柔和地存在着,像这些树一样,像一潭水一样,像电车里的红色凳子一样。“厌恶”在短期内离开了我。可是我知道它会回来的,因为那才是我的正常状态。只不过今天我太疲倦了,没有力气负担它。病人也有可喜的虚弱时刻,这时刻可以使他们在几小时内忘掉他们的病痛。我感觉烦闷,如此而已。我不时打呵欠,打得那么厉害,竟使眼泪在我的脸颊上流下来。这是一种深沉的烦闷,十分深沉,也就是存在的深沉的心,制造我的物质本身。我也不忽略我自己,恰恰相反,今天早上,我洗了一个澡,刮了胡子。可是我后来回想一下所有这些细心的小动作,我真不懂得我怎么能够这样做,这些动作多么无意义。一定是习惯代我这样做的。习惯并没有死,它们继续在那里忙忙碌碌,慢慢地、狡猾地布置阴谋,它们为我洗澡,为我揩汗,为我穿衣,像我的保姆一样。难道也是它们把我带到这座小山上来的吗?我再也记不得我怎样来的了。一定是从多特里梯道上来的,难道我真的一级一级爬上这一百十级梯级吗?也许更难想象的是待会儿我还要走下去。可是我知道:待会儿我就会在青山脚下,我可以抬起头来看见现在离得这么近的那些房子的窗户在远处发亮。在远处;在我的头上。现在使我不能脱逃、关闭着我、四面包围着我、构成我的这一瞬间,待会儿就会是一个模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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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小说选》的全部笔记 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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