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概念 8.6分
读书笔记 政治的概念全书摘要
南渡

笔记本导出 施米特文集:政治的概念 [德]卡尔·施米特 引用 (APA): [德]卡尔·施米特. (2018). 施米特文集:政治的概念 [Kindle iOS version]. Retrieved from Amazon.com

重版序[1963](吴增定 译) 标注(黄色) - 位置 235 当今的游击战争最初发轫于1932年以来的中日战争,随后在“二战”中,在1945年以后最近的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这类游击战争中,两种对立的事件、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战争和敌对性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当地人民出于天性抵抗外来入侵国的战争,然后是利益性的第三方、有侵略世界野心的实力对这种抵抗战争的援助与操纵。对于古典战争的指挥来说,游击战争仅仅是“非正规战争”,一种单纯的边缘战争;然而,游击战争尽管没有成为核心战争,却成为世界革命的战争指挥的关键战争。人们想到的仅仅是古典的准则:武装部队同敌人战斗——普鲁士德国的陆军指望用这一准则来打败游击队;因此,警察对沿途抢劫的士兵格杀勿论。在当今其他现代类型的战争中,在所谓的冷战中,迄今为止建构起来的所有限制和监督战争的传统体系的概念口袋都被捅破了。冷战是对战争与和平和中立、政治与经济、武力与文明、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的一切古典区分的嘲讽,而不仅仅是对敌友的古典区分的嘲讽,尽管敌友区分的逻辑一贯性构成了冷战的源头和本质。 一、国家的和政治的 标注(黄色) - 位置 252 einesVolkes)。与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个人和集体状态相比,国家在关键情况下是最终状态。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无须赘言。政治状态与民族状态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均是从某种更为特别的政治特性中获得其意义,因而若政治的本质受到误解,它们终将无从把握。 标注(黄色) - 位置 275 恰恰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之时,“国家=政治”这个公式就变得谬误百出,充满欺骗性。那些一直属于国家事务的东西随之变成社会事务,反之,那些纯粹属于社会事务的东西则变成国家事务——在民主化组织体制下必定出现这种情况。至此,那些表面上“中立”的领域——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便不再保持“中立”,因为它们不再属于国家和政治。那种潜在地囊括了所有领域的整体国家(totale 标注(黄色) - 位置 281 [1963年版补注]这种发展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绝对国家,自此以降,经由19世纪的中立(不干涉主义)国家,直至20世纪的整体国家。17民主不但必须废除自由主义的19世纪所有那些典型的区别和非政治化特征,而且也要废除那些对19世纪隶属于国家—社会(即政治—社会)之对比的种种对立和划分,兹从无数具体的冲突性因而也是政治性对立面中列举以下几种: 标注(黄色) - 位置 286 Burckhardt)的《世界史的观察》(WeltgeschichtlicheBetrachtungen[1870年前后])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句子:“民主是一种由上千个泉源汇流而成的学说,因其追随者地位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惟独在一个方面它却始终如一,即贪求国家对个人的控制。所以,它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指望国家去从事那些社会极有可能拒绝去做的事,同时它维护着纷争和变革的所有条件,并最终维护某些阶层的工作和生存权利。”布克哈特也正确地指出了民主和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国家是每一个政党之文化理念的实现和表现;另一方面,它只是罩在市民生活上面的一层可见外衣而已,惟有置于特定的(ad 标注(黄色) - 位置 316 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三、战争是敌对性的显现形式 标注(黄色) - 位置 401 其次,在日常的国内论争中,“政治”一词在今天往往可与“政党政治”相互替换。政治决策中无可避免地缺乏切实性,这只不过是对压制政治所固有的敌—友对立的一种反弹,而在各种令人遗憾的形态、争权夺利和政治赞助中,这种切实性的缺乏则表露无遗。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非政治化”无非意味着对政党政治的克服。只要国内政党中对立的各方成功削弱了那个无所不包的政治单位即“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这个公式就能成立。国内政治对立面激化的结果就是削弱了共同对外的一致性。如果国内各政党间的冲突成为“惟一”的政治对立,那么“国内的政治”局面就达到了最极端的程度。也就是说,国内的而非外国的敌—友划分对爆发武装冲突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必须时时牢记,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有人想把“国内政治”作为“首要问题”来谈论政治的话,那么,这种冲突就不再是指有组织的民族单位(国家或帝国)间的战争,而是指内战。31 标注(黄色) - 位置 413 标注(黄色) - 位置 420 vonClausewitz)的这句名言常常为人们不适当地引用。战争拥有自身的战略、战术以及其他规则和立场,但是,所有这一切均假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政治决断已经作出。在战争中,敌对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公开对抗;一般来说,通过军装就能够辨别他们,因而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不再是一个需要战士去解决的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一位英国外交官曾经正确地指出,政治家能比士兵受到更好的斗争磨炼,因为政治家要毕生斗争,而士兵只在非常情况下才去战斗。战争既非政治的目标,也非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真正内容。但是,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乃是典型地决定着人类活动与思想并造成特定政治行为的首要前提。33 四、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出问题 标注(橙色) - 位置 522 belli)。同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也不想充当好战党(partiebelligérante)的角色。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想像出的有组织的对立面,能够剥夺德国政府在极端情况下作出相关决定的权力;这样一个对立面要冒着被视为敌人的危险,从而承担这个概念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此外,教会和工会均不准备卷入内战中去。39这些考虑已经足以建立一种合理的主权和统一体概念。政治统一体在本质上乃具有决定性的统一体,这与它最终的精神动力来自何处无关。国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只要国家存在,就是至高无上的,即在决定性的时刻,国家是具有权威的统一体。 标注(橙色) - 位置 529 国家不仅是统一体,而且是决定性统一体,这一点取决于政治的性质。多元化理论要么是一种通过社会组织的联邦制来达到国家统一的国家理论,要么就是一种令国家解体或争论不休的理论。事实上,如果它对政治统一体形成挑战并对“政治组织”与其他组织,比如宗教团体或经济团体一视同仁,那么,首先它就必须回答“政治的具体内容为何”这个问题。尽管拉斯基在他大量的著作中不断谈论国家、政治、主权和“政治”,但是,我们在其中并不能找到一个具体的政治定义。国家不过是转化成一个与其他组织竞争的社会(Gesellschaft)而已;它成为存在于国家内部或外部的众多社团中的一个。这种国家理论的“多元主义”即是如此。它全部的独创性仅仅在于反对国家原先具有的那种浮夸、“权威”和“人格性”,以及国家对最高统一的垄断,但是按照这种多元化的国家理论,“国家统一体应当为何”这个问题仍然模糊不清。它时而以老自由主义的面孔出现,为在本质上由经济决定的社会充当纯粹的仆人;它时而又以多元化的面目出现,成为一种独特的社团,即众多组织中的一个;它时而则成为社会组织联盟的产物或统摄所有组织的组织。至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说明,为什么人类在宗教、文化、经济和其他各种组织之外还要建立“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标注(橙色) - 位置 532 标注(橙色) - 位置 541 多元主义国家理论本身才是多元化的,即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从各种不同的文化领域(宗教、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汲取思想。它忽视了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甚至对组织的多元主义导致建立联邦制政治统一体的可能性只字不提。它完全是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兜圈子。结果无非是那种应当废除的国家服从于个人以及个人的自由组织。组织之间相互斗争,而所有问题和冲突均由个人来决定。事实上,这样一来,所有的政治“社团”或“组织”均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种政治统一体,即政治“社团”(Gemeinschaft)。始终存在的划分敌友阵营的可能性足以促生一种能够超越纯粹的社团—组织性团体的决定性统一体。政治统一体乃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统一体,与其他各种组织相比,它具有决定性。40如果这种统一体消失了,哪怕是潜在地消失了,政治本身就将不复存在。只有在没有把握或根本不考虑政治的本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多元论的意义上把政治组织与宗教、文化、经济或其他组织置于同等的地位,并允许政治组织与其他组织展开竞争。我们将会在下面证明(第六章),政治的概念会产生多元主义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个政治统一体之内,多元主义能够避开敌友阵营的决定性划分,并在不摧毁政治统一体和政治本身的情况下站稳脚跟。 五、决断战争和敌人 标注(橙色) - 位置 554 战争法权(jusbelli),即在特定情况下决定谁是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运用来自政治的力量与敌人作战的能力,属于在本质上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只要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出于政治统一体的决断已经作好为自己的生存、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准备,这个特定的政治问题便优先于下面所有的问题:发动战争的技术手段、军队组织的性质,以及战争胜利的前景如何等。军事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趋势似乎只能容许某些国家生存下去,换言之,只有那些工业潜力容许其发动一场有望获胜的战争的国家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弱小国家无法通过适当的联盟来维持自己的独立,它们就将被迫(不是自愿就是被迫)放弃战争法权。这种发展仍然证明不了战争、国家和政治会一起消亡。人类历史和发展中无数的变迁和革命造成了政治分化的新形态和新维度。先前存在的政治结构土崩瓦解,新型的对外战争和内战不断兴起,有组织的政治统一体的数量不是骤增就是骤减。 标注(橙色) - 位置 562 国家作为决定性的政治统一体拥有巨大的力量,即发动战争和以国家名义安排人民生活的可能性。战争法权便包括这种安排。它意味着双重的可能性,即要求国民随时准备赴死的权利和毫不犹豫地消灭敌人的权利。一个正常国家的首要问题就是努力确保国家和疆域之内的彻底和平。创造“安宁、安全和秩序”并进而确立正常处境,这是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每一种规范都以正常处境为条件,在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情况下,任何规范都无法生效。 标注(橙色) - 位置 584 ässigkeiten),就会与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相矛盾,所以,若单纯根据经济领域可以想见的规则或理想,根本无法判定这种要求具有合目的性。个体可以为他所希望的任何原因而死。就像在那种骨子里属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事情一样,一个人为何而死完全是“私人的事情”,需作出自由抉择。 六、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 七、政治理论的人类学始基 标注(橙色) - 位置 754 Paine)的经典表述:社会乃我们由理性调节的需要的产物,而政府则是我们的邪恶的产物。53针对国家和政府的激进主义随着人性本善的激进信念而日甚一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从来都不激进。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的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在具体情况下,这一切便会导致激烈地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但是,这既非一种政治理论,也非一种政治观念。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激进到否定国家,但从另一方面看,它既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国家理论,也没有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的途径,它只是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于经济。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割和平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与政府的体制。这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 标注(黄色) - 位置 758 标注(橙色) - 位置 775 标注(橙色) - 位置 886 ridicule etterrible),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八、伦理与经济的两极导致的非政治化 标注(橙色) - 位置 897 标注(橙色) - 位置 902 标注(橙色) - 位置 907 自由主义以相当系统的方式逃避或忽略国家和政治,并且总是摇摆于两个不同领域的两极之间,即伦理与经济、文化与贸易、教育与财产之间。对国家和政治的批判性不信任很容易在下面这种体系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即个人必须始终保持既是起点(terminus aquo)又是终点(terminus adquem)。如果需要,政治统一体必须要求牺牲生命。这样一种要求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看来,无论如何都毫无道理。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决不会赋予个体比安排肉体生命的权利更多的东西。任何不是由自由个体本身来决定自己自由的内容和范围的个人主义,都无非是一句空话。对这样的个体而言,如果他不希望去斗争的话,就不存在他必须与其进行生死搏斗的敌人。在私人性个体看来,强迫他与自己的意志斗争,就是缺少自由和施加压迫。所有的自由主义精神都反对压迫和缺少自由。任何对个体自由、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的侵犯与威胁均被称为“强制”,并因而是邪恶的。自由主义仍然承认的国家、政府和政治,被限定在保护自由状态并限制侵害自由的范围内。 标注(橙色) - 位置 963 degréàgré),另一个则通过战争和强制获取生活的福祉。后者是“野蛮的冲动”(l’impulsionsauvage),相反,前者则是“文明的计算”(le calculcivilisé)。由于战争和征服并不能得到愉快和舒适,所以,战争将不再有什么效用,即使是获胜的战争对于胜者来说也是一桩赔钱的生意。不但如此,现代战争技术的长足发展(贡斯当尤其提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拿破仑军队首先仰赖的炮兵)使先前在战争中被崇尚的勇敢、荣誉、个人勇气和战斗豪情均变得毫无意义。按照贡斯当的结论,l’homme n’est plus entralîné à s’y livrer, ni par intérêt, ni parpassion(战争已经对人失去了一切效用,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过去,好战民族往往征服经商民族,今天则另当别论。 标注(橙色) - 位置 972 标注(橙色) - 位置 972 标注(橙色) - 位置 975 [1963年版补注]国家与社会两极性的最好例证见于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的论文。他声言自己的目标就是“摧毁国家”。他的自由主义过分激进,甚至不能容许国家成为“武装的官僚警卫”(bewaffnetenBürodiener)。为了实现摧毁国家的目的,他提出了一种受价值和激情支配的国家定义。国家概念应当由政治手段来决定,而社会概念(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则应当由“经济手段”来决定。但是,他界定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条件却无非是那种反政治和反国家情绪的典型表现。它们摇摆于伦理与经济之间,并且揭示了那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反映出19世纪德国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局面。经济方式被看作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促进,因而是一种互惠、平等、正义和和平,最终则完全是“团结、友爱和正义的精神结合”。73 标注(橙色) - 位置 1002 Rathenaus)的格言就形成了:在今天,不是政治,而是经济,才是一个谜。更为确切的说法是,政治始终是一个谜,而且是难以解开的谜,经济则是个政治物,并且由此才成为一个谜。因此,认为用经济权衡的手段来获得的政治地位(就像熊彼特[JosefSchumpeter]1919年在其《帝国主义社会学》[Soziologie desImperialismus]中所说的那样)在本质上是“非斗争性的”,肯定错了。即便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出发,惟有术语才在本质上成为“非斗争性的”。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当然力求造成掠夺状态,在此状态下,它能够不受阻碍地使用其经济权力手段,如信贷领域、原材料领域、敌国货币制度的破坏等等,而且拥有它们就足够了。假如一个民族或其他人群试图摆脱这种“和平”手段带来的影响,帝国主义就会将此看成“非经济性的暴力”。帝国主义还运用尖锐的但总是“经济性的”、因此(根据术语来看)也是非政治性的和平强制手段,譬如说沿用《国际联盟章程》第16条(1921年国际联盟第二次大会决议的第14条)所制定的“方针”,向日内瓦国际联盟逐条列举:平民粮食供给的禁令和粮食禁运。最后,它还掌握着暴力物理性杀害的技术手段,掌握着技术完善的现代武器,这些技术手段和武器连同大批的资本和知识被前所未闻地制造出来,以便它们在紧急情况下真正地得到使用。 增补附论(李秋零 译) 标注(橙色) - 位置 1115 标注(橙色) - 位置 1130 3.“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语言和语系中具有一种语言上和逻辑上不同的结构。按照德语的语义(和在其他许多语言中一样),“朋友”(Freund)原初仅仅是氏族同伴。因此,朋友原初仅仅是血缘朋友,是血缘亲属,或者是通过婚姻、结拜、收养或通过相应的安排“成为亲属的人”。很可能,只是因虔敬主义和沿通向“上帝之友”的途径找到“灵魂之友”的类似运动,才出现了19世纪典型的、但今日依然流行的对朋友概念的私人化和心理化。于是,友谊成为一件私人同情感的事情,在莫泊桑式的氛围(Maupassant-Atmosphare)中带有一种情爱色彩。 标注(黄色) - 位置 1137 标注(橙色) - 位置 1168 是否因为没有和平就认定战争,或者因为没有战争就认定和平,在这两种场合都必须事先追问,究竟是不是真的没有第三者,没有中间的可能性,没有中间物存在。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现象,但确实也存在着非常状态。事实上,今天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非常的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二者混在一起。这种状态有三种原因:一是巴黎和约;二是战后时代借助克劳格公约和国际联盟建立起来的防止战争体系82;三是把关于战争的观念扩展到非军事(经济的、宣传性的)敌对活动。那些和约想使和平成为“战争以其他手段的继续”。它们如此扩展敌人概念,以致由此不仅取消了军人和非军人的区别,甚至也取消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但同时,它们试图通过条约使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这些未得到规定的、有意悬而未决的中间状态合法化,并在法学上将它虚构为正常的、终极的状态,来取代和平。法学家在面临一种真正和平的状态时,能够并且必须作为出发点的和平的典型法律逻辑、典型法律推测,都被嫁接到这种非常的中间状态上。最初,这显得对胜利的强国有利,因为它们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进行私下交易,并且根据它们认定的战争或者和平,在任何情况下都在自己这方拥有日内瓦的合法性,背后却以诸如毁约、进攻、制裁之类的概念攻击自己的对手。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这样一种中间状态中,通过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即通过和平对战争或者通过战争对和平作出的规定一般所能够具有的那种理性意义丧失了。不仅宣战变成了危险的事情,因为它自动地置宣战者于非法之中,而且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非军事行动,把它们界定性地称为“和平的”或者“战争的”,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非军事行动能够以最有效、最直接、最强烈的方式成为敌对行动;反过来说,军事行动却可以通过庄重地、坚决地要求友好的信念来进行。 标注(橙色) - 位置 1214 标注(橙色) - 位置 1282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1929](刘宗坤 译) 标注(橙色) - 位置 1288 Croce)为甚。与上个世纪许多著名历史学家一样,这个朴素的真理也恰恰摆在我们眼前。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历史的表述和建构充满了天真的设计和证明,他们已不再为事实的堆积所蒙骗。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的历史现状。 标注(橙色) - 位置 1296 quo)正当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争论事实上都难以有助恢复旧制或抢救那些正在逝去的东西,反而造成了极端的对内对外政策:除了维持现状之外,还有什么?在此过渡时期,恢复元气的平静心态导致了新事物和新情况不断快速涌现,而它们的意义和发展趋势却隐藏在各种恢复的面相之后。一旦时机来临,这种正当化的前景就会像一个空洞的幻象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嬗变的中心领域的阶段后果 标注(橙色) - 位置 1308 标注(橙色) - 位置 1326 16世纪的神学转变为17世纪的形而上学(17世纪不仅在形而上学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均属欧洲最伟大的世纪——堪称西方理性主义的英雄时代),就像任何突出的历史事件一样清晰而独一无二。在这个系统化的科学思想时代,巨人辈出,诸如苏阿雷兹(Suarez)、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帕斯卡、莱布尼兹、牛顿等。在这个时代,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学、天文学和科学发现均被整合到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或“自然”体系中;所有思想家都是广义的形而上学家,甚至典型的迷信也采取星相学的形式,从而具有了宇宙论和理性主义色彩。 标注(橙色) - 位置 1332 随后的18世纪借助自然神论哲学摆脱了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全面大众化的时代——出现了启蒙运动、描述17世纪伟大成就的文学、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在许多流传甚广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详细地看到苏阿雷兹依然在发生影响。就许多伦理学和国家理论的基本概念而言,普芬道夫不过模仿苏阿雷兹而已。同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归根到底不过是普芬道夫的大众化罢了。但是,18世纪打动人心的独特东西是“美德”;它有一个神话般的名称vertu,即义务。即使卢梭的浪漫主义也没有自觉地打破道德范畴的框架。最能代表这个世纪特征的理论是康德的上帝观。有人曾说过(十分粗鲁),在康德的体系中,上帝变成了“伦理学的附庸”。《纯粹理性批判》的每个词——批判、纯粹、理性——均与教条、形而上学和本体主义(Ontologismus)针锋相对。 标注(橙色) - 位置 1339 世俗化(Säkulum)在19世纪接踵而至——它显然是许多因素混杂的产物,各种审美—浪漫的以及经济—技术的潮流不可思议地掺合在一起。事实上,19世纪的浪漫派(如果我们在运用这个稍带说教意味的词时,把它与让人混淆不清的浪漫派现象区别开来的话)只是标志着一个处于18世纪的道德主义和19世纪的经济主义之间的审美阶段,只是一个促成所有文化精神领域审美化(Ästhetisierung)的过渡时期。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人们通过审美领域走出了形而上学和道德领域,这条精制的审美消费和享受之路是最为可靠也最为舒适的道路,他们由此走向了把精神生活普遍经济学化(allgemeinenÖkonomisierung)的道路,并导致这样一种精神状况,即人们发现人类生存的中心范畴乃生产与消费。 标注(橙色) - 位置 1373 在神学时代,只要神学问题没有搞乱,一切都会相安无事,其他一切都会“给予”人们。其他时代同样如此。在人道主义和道德时代,惟一必要的就是向人们灌输道德,于是所有问题都变成了教育问题。在经济时代,人们只需恰当地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所有道德和社会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同样,纯粹的技术思维借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经济问题。所有问题,包括经济问题都要为技术进步的任务让路。 二、中立化和非政治化阶段 标注(橙色) - 位置 1457 dusiècle(世纪病),等待着卡利班(Caliban)来统治,或“紧随我们的野蛮的上帝”来统治。一代德国人在这个没有灵魂的技术时代悲叹着灵魂的无助和软弱。在舍勒关于无力的上帝的形而上学中,或者在齐格勒(LeopoldZiegler)98对纯粹偶然、变动不定、根本无力的精英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面对这个技术时代〔灵魂或精神〕感到无助的证据。 标注(橙色) - 位置 1464 geistigenNichts)的港湾。人们一旦脱离宗教和神学,再脱离形而上学和国家,也就排除了一切文化因素,从而达到了让文化死亡的中立性(Neutralität des kulturellenTodes)。尽管流俗的大众宗教根据技术表面上的中立性预言并期待人间天堂降临,然而欧洲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却意识到,那种曾在所有阶段支配着欧洲现代精神的趋势,现在转而威胁到文化本身。另外,那些在不断技术化过程制造的tabula 标注(橙色) - 位置 1477 对文化和社会之虚无的恐怖更多产生于一种因现状受到威胁而充满焦虑的恐慌,而非对各种特定文化进程及其动力的冷静思考。一切新的强大动力,任何革命或改革,任何新兴的精英,均发源于某种禁欲苦行以及自愿或不自愿的清贫,而清贫首先意味着放弃现状的安稳(Sekurität)。早期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内部所有强有力的改革——本笃会、克吕尼教派(cluniazensische)和方济各派的复兴以及浸信会和清教——每一次真正的复兴都寻求复归某些本初原则,每一真正的ritornar 标注(黄色) - 位置 1481 标注(橙色) - 位置 1492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手段,懂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最后,我们也看清了那一代人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技术性时代精神的死亡以及没有灵魂的机械论。我们认识到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了解到精神生活的中心领域无法成为中立性的领域,而且那种利用有机论与机械论、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以死亡为对立面的生命不复是生命,而是软弱和无助。谁如果除了死亡之外便不知道还有其他敌人,以为自己的敌人无非是空洞的机械论,他就离死亡而非生命更近。这种简单的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对立本身就是一种粗俗的机械论。如果某个群体只在自己方面看到精神和生活,在另一方面只看到死亡和机械论,就无异于放弃斗争,只能怀抱浪漫的哀怨。因为不是生命与死亡斗争,也不是精神与非精神斗争,而是精神与精神斗争,生命与生命斗争,人事秩序正是从完整地理解了这一点的力量中诞生的。Ab 标注(粉色) - 位置 1495 标注(粉色) - 位置 1498 integro nasciturordo(秩序出于完整性)。 引论 标注(橙色) - 位置 1657 灵活、迅捷、突变,一言以蔽之——高度机动性至今仍是游击队员的特点,而且靠技术装备和摩托化进一步得到增强。只是,在革命战争中,正规—非正规、合法—非法这两种对立不存在了,产生出许多半正规和准正规的部队和建制。进行武装斗争的游击队员始终配合正规部队,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点。116可是,正规与非正规的配合产生了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部队,甚至在一个并不革命的政府呼吁抗击外来征服者、保卫国家领土的情况下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战争与游击战争互为一体。在这类召募士兵的条例中,自16世纪以来便有partisan这种称谓。117人民战争和战时总动员的正式规定试图规范游击战,我们将看到两个这方面的重要例证。此外,外来占领者也颁布打击敌对游击队的规则。这类规范化措施承认游击队员为战斗人员,将他们作为战俘对待,游击队则尊重军事占领政权的权利。但所有这类规范化措施都面临着符合国际法的,即对双方都适用的非正规之正规化的难题。我们曾经指出,这难免会出现某些法学争议;在考察国际法状况之后,我们将再次讨论关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冷枪手(Franktireurs)的争执(参见下节)。

冷战是对战争与和平和中立、政治与经济、武力与文明、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的一切古典区分的嘲讽,而不仅仅是对敌友的古典区分的嘲讽,尽管敌友区分的逻辑一贯性构成了冷战的源头和本质。

黑格尔的权力分配学说意味着,“国家最有力地向所有社会领域渗透,以便实现为整个国家赢得人民全部生命力的整体目标”。对此,斯门德补充道,这正是其著作中所讲的“整合理论”。 22 事实上,恰恰是整体国家无从了解任何绝对非政治性的东西,这种国家必然要抛弃 19 世纪的非政治化倾向,尤其要废除那种非政治性的经济独立于国家以及国家与经济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

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这就提出了一个合乎规范的定义,它既非一个包揽无遗的定义,也非一个描述实质内容的定义。既然朋友与敌人的对立面不是从其他任何标准中推演出来的,所以这一对立面便符合其他几类对立面中那种相对独立的标准:比如道德领域的善与恶,审美领域的美与丑,等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具有独立性,此处的独立性并非指一个截然不同的新领域,而是指它既无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个对立面或不同对立面的组合之上,也无法诉诸其他对立面。如果人们不会简单地将善与恶的对立等同于美与丑以及利与害的对立,或者将善与恶的对立直接归结为其他对立,那么,人们则更不易于将朋友与敌人的对立混淆于或误认为其他对立。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的统一或分化、联合或分裂。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政治敌人不一定非要在道德方面是邪恶的,或在审美方面是丑陋的;他也不一定非要以经济竞争者的面目出现,甚至与政治敌人拥有商业来往会更加有利。然而,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某种预先确定的规范,也不取决于某种“无功利的”因而是中立的第三者的评判。

:比如道德领域的善与恶,审美领域的美与丑,等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具有独立性,此处的独立性并非指一个截然不同的新领域,而是指它既无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个对立面或不同对立面的组合之上,也无法诉诸其他对立面。如果人们不会简单地将善与恶的对立等同于美与丑以及利与害的对立,或者将善与恶的对立直接归结为其他对立,那么,人们则更不易于将朋友与敌人的对立混淆于或误认为其他对立。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表现了最高强度

谁若同一个绝对的敌人 —— 不管是阶级敌人、种族敌人,还是非时间性的永恒敌人 —— 斗争,他对我们划分政治标准的努力就不会感兴趣。相反,他在其中仅仅看到对其直接的斗争力量的威胁,看到左思右想、哈姆雷特式的犹豫( Hamletisierung )以及某种可疑的相对化立场造成的软弱,恰如列宁对“客观主义”的指责。反过来说,故作清白的中立化立场把敌人变成(某种冲突或游戏的)纯粹合作者,指责我们把握某种触手可即的现实是战争狂、马基雅维利主义、摩尼教( Manichaismus )以及 —— 在今天几乎不可避免的 —— 虚无主义。

政治上的敌人无须遭到个人的痛恨,只有在私人领域,去爱敌人,即爱仇敌才有意义。《圣经》中的篇章更少触及政治对立面,相比较而言,它更倾向于处理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面。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当去爱、去支持他自己民族的敌人

其次,在日常的国内论争中,“政治”一词在今天往往可与“政党政治”相互替换。政治决策中无可避免地缺乏切实性,这只不过是对压制政治所固有的敌—友对立的一种反弹,而在各种令人遗憾的形态、争权夺利和政治赞助中,这种切实性的缺乏则表露无遗。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非政治化”无非意味着对政党政治的克服。只要国内政党中对立的各方成功削弱了那个无所不包的政治单位即“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这个公式就能成立。国内政治对立面激化的结果就是削弱了共同对外的一致性。如果国内各政党间的冲突成为“惟一”的政治对立,那么“国内的政治”局面就达到了最极端的程度。也就是说,国内的而非外国的敌—友划分对爆发武装冲突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必须时时牢记,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如果有人想把“国内政治”作为“首要问题”来谈论政治的话,那么,这种冲突就不再是指有组织的民族单位(国家或帝国)间的战争,而是指内战。

斗争( Kampf )一词也必须在其固有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它不是指竞争,也不是指“纯粹的精神”论争冲突或象征性的“拼搏”。毕竟,每个人都免不了会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后面这种活动,因为,事实上,人类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象征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朋友、敌人、斗争这三个概念之所以能获得其现实意义,恰恰在于它们指的是肉体杀戮的现实可能性。战争起于仇恨。战争就是否定敌人的生存。

战争既非政治的目标,也非政治的目的,甚至也不是政治的真正内容。但是,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战争乃是典型地决定着人类活动与思想并造成特定政治行为的首要前提

战争就被认为构成了人类“绝对的和最后的战争”。这种战争必然空前惨烈、毫无人性,因为一旦超出政治范围,它们必然在道德和其他方面贬低敌人,并且把他们变成非人的怪物。

真正按敌 — 友划分阵营具有巨大的举足轻重的生存意义,一旦非政治性的对立变成政治性的对立,它就会令那些迄今为止仍然是“纯”宗教、“纯”经济以及“纯”文化的准则和动机服从眼前政治局势非理性的条件和结论。无论如何,敌 — 友划分总是属于使自己适应这种最极端的可能性的政治。belli)。同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也不想充当好战党(partiebelligérante)的角色。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想像出的有组织的对立面,能够剥夺德国政府在极端情况下作出相关决定的权力;这样一个对立面要冒着被视为敌人的危险,从而承担这个概念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此外,教会和工会均不准备卷入内战中去。39这些考虑已经足以建立一种合理的主权和统一体概念。政治统一体在本质上乃具有决定性的统一体,这与它最终的精神动力来自何处无关。国家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只要国家存在,就是至高无上的,即在决定性的时刻,国家是具有权威的统一体。

多元主义国家理论本身才是多元化的,即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从各种不同的文化领域(宗教、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汲取思想。它忽视了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政治,甚至对组织的多元主义导致建立联邦制政治统一体的可能性只字不提。它完全是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中兜圈子。结果无非是那种应当废除的国家服从于个人以及个人的自由组织。组织之间相互斗争,而所有问题和冲突均由个人来决定。事实上,这样一来,所有的政治“社团”或“组织”均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种政治统一体,即政治“社团”(Gemeinschaft)。始终存在的划分敌友阵营的可能性足以促生一种能够超越纯粹的社团—组织性团体的决定性统一体。政治统一体乃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统一体,与其他各种组织相比,它具有决定性。40如果这种统一体消失了,哪怕是潜在地消失了,政治本身就将不复存在。只有在没有把握或根本不考虑政治的本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多元论的意义上把政治组织与宗教、文化、经济或其他组织置于同等的地位,并允许政治组织与其他组织展开竞争。我们将会在下面证明(第六章),政治的概念会产生多元主义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个政治统一体之内,多元主义能够避开敌友阵营的决定性划分,并在不摧毁政治统一体和政治本身的情况下站稳脚跟。

一方面谴责战争就是屠杀,另一方面却要求人们去发动战争,不是杀人就是被杀,以便从此“永远消除战争”,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战争、战士之随时准备赴死,以及从肉体上消灭属于那些敌人阵营的人 —— 所有这一切均没有什么合乎规范的意义,只有生存的意义而已,尤其是在与真正的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时更是如此。这里绝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遑论真假;绝不存在什么纲领,更遑论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理想,更遑论其是否美好;这里既没有什么正当性也没有什么合法性,能够证明人类相互杀戮是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在肉体上毁灭人类生命的动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意义上受到威胁,那么,这种毁灭行为就无法正当化。

入一种纯道德、纯正义或纯经济的状况。如果一个民族害怕生活于政治世界所带来的考验和风险,那么,另一个民族就会站出来,通过保护它免受外敌入侵并进而接管政治统治来担负起这种考验。随之,保护者便根据那种永恒的庇护与臣服的关系来决定谁是敌人

对许多人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理想无非是一种彻底非政治化的乌托邦观念而已。它几乎总是毫无差别地要求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立即变成其成员,以使自己具有普世性。无论如何,普世性必然意味着彻底的非政治化,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国家的消亡。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 49 ,这种组织不是一个联盟( Bund ),或许只是一种联合( Bündnis )。只有在其实际活动处于人道主义领域而非政治领域的时候,国际联盟才表现出真正的人类概念,也只有在它作为一个国家间的管理组织时,它才至少倾向于有意义的普世性。

我曾经反复指出52,所谓的威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对立可以追溯到此类规则。一部分推测人性为“善”的理论和假说属于自由主义。尽管它们实际上没有变成无政府主义,它们却激烈地倾向于反对国家干预。天真的无政府主义表明,相信“人性本善”与对国家和政府的激进否定密切相关。有前者必有后者,它们相互鼓动。另一方面,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人性本善无非表示借此可以证明国家应当服务于“社会”。这意味着,“社会”决定自己的秩序,国家和政府从属于社会,它们必须因不值得信任而受到制约,并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按照潘恩(ThomasPaine)的经典表述:社会乃我们由理性调节的需要的产物,而政府则是我们的邪恶的产物。53针对国家和政府的激进主义随着人性本善的激进信念而日甚一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从来都不激进。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的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在具体情况下,这一切便会导致激烈地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但是,这既非一种政治理论,也非一种政治观念。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激进到否定国家,但从另一方面看,它既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国家理论,也没有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的途径,它只是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于经济。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割和平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与政府的体制。这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

至此,所有非政治性的问题或纯粹的事实均变得具有了政治性。比如说,当经济财产达到了特定的量,就会变成引人注目的社会(或更准确地说,政治)权力( Macht ),财产( propriété )变成了权力( pouvoir ),最初纯粹由经济激发的阶级对立变成了敌对阵营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种要求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个人主义看来,无论如何都毫无道理。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决不会赋予个体比安排肉体生命的权利更多的东西。任何不是由自由个体本身来决定自己自由的内容和范围的个人主义,都无非是一句空话。

启蒙主义的 18 世纪相信人类进步具有明确单一的发展路线。进步首先应当导致人类理智和道德的完善。这条路线在两点之间运动:从宗教狂热到精神自由,从教条到批判,从迷信到启蒙,从黑暗到光明。 19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两个具有三重结构的象征性体系: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论(家庭 — 市民社会 — 国家),以及孔德的三阶段说(从神学,经过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这种三重结构削弱了双重结构中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对抗。

degréàgré),另一个则通过战争和强制获取生活的福祉。后者是“野蛮的冲动”(l’impulsionsauvage),相反,前者则是“文明的计算”(le calculcivilisé)。由于战争和征服并不能得到愉快和舒适,所以,战争将不再有什么效用,即使是获胜的战争对于胜者来说也是一桩赔钱的生意。不但如此,现代战争技术的长足发展(贡斯当尤其提到具有技术优势的拿破仑军队首先仰赖的炮兵)使先前在战争中被崇尚的勇敢、荣誉、个人勇气和战斗豪情均变得毫无意义。按照贡斯当的论,l’homme n’est plus entralîné à s’y livrer, ni par intérêt, ni parpassion(战争已经对人失去了一切效用,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过去,好战民族往往征服经商民族,今天则另当别论。

现在,新的分化和联合开始出现。经济不再只是自由;技术不再只提供舒适,而是同样生产出危险的武器和工具。进步不再只是产生 18 世纪的进步观所认为的人道主义和道德完善。技术的理性化可以成为经济理性化的对立面。

[1963年版补注]国家与社会两极性的最好例证见于奥本海默(FranzOppenheimer)的论文。他声言自己的目标就是“摧毁国家”。他的自由主义过分激进,甚至不能容许国家成为“武装的官僚警卫”(bewaffnetenBürodiener)。为了实现摧毁国家的目的,他提出了一种受价值和激情支配的国家定义。国家概念应当由政治手段来决定,而社会概念(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则应当由“经济手段”来决定。但是,他界定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条件却无非是那种反政治和反国家情绪的典型表现。它们摇摆于伦理与经济之间,并且揭示了那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反映出19世纪德国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局面。经济方式被看作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促进,因而是一种互惠、平等、正义和和平,最终则完全是“团结、友爱和正义的精神结合”。

人们以一个经常重复的习惯用语说, 1914 年夏天欧洲各民族“晕头晕脑地卷入了战争”。实际上,欧洲各民族是逐渐地滑入战争的整体性之中的,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大陆军事上的军人战争和英国对外军事力量的海战、封锁战和经济战(通过报复措施)相互推进,升级为整体性。

我不想卷入一场与语言研究者们的争论,而是想简单地停留在这一点:就其原初的语义而言,敌人指对之进行武力自卫( Fehde )的人。

战争是在一个全新的、提高了的层次上作为一种不再纯为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的。这里的整体化在于,即使是军事之外的事情(经济、宣传、非军人心理上和伦理上的士气)也被纳入了敌对的斗争。超出纯军事领域的一步不仅带来了量的扩展,而且带来了质的提高。因此,它并不意味着敌对的缓和,而是意味着敌对的强化。单是由于对强度的这样一种提高的可能性,朋友与敌人的概念就又自动地变成了政治的,即使是在其政治特征完全淡化的地方,也摆脱了私人用语和心理学用语的领域。

我以为,在欧洲历史上发生的所有文化变迁当中,最强烈、最重要的当属 17 世纪从传统基督教神学到“自然”科学的转变。时至今日,这种转变仍然决定着未来所有发展的方向。一切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诸如孔德之三段论、斯宾塞之由军事到工业时代的发展图式,以及类似的历史 — 哲学理论,均受到这场伟大变革的影响。在这场令人惊叹的变迁的核心存在着一股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起着关键作用的基本动力,即争取一个中立的领域。

神学思想苦心经营了数个世纪的概念,现在变得令人生厌,成为纯粹私人的事情。在18世纪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中,上帝本身从世界中被移除,面对现实生活的斗争和对抗,他成为一个中立性的终审法庭。就像哈曼96反驳康德时所说,上帝变成概念,而不再是本质。在19世纪,首先是国王,然后是国家成为中立性的权力,在自由主义所标榜的中立性权力(pouvoirneutre)或中立性国家(statoneutrale)学说中为政治神学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章。在自由主义学说中,中立化进程找到了自己的经典表达,因为它同时抓住了那种最根本性的东西,即政治权力。但是,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人们恰恰通过中心领域的转换创造了一个新的斗争领域。在这个起初被看作中立的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对立空前强烈地呈现出来,并变得日益尖锐。欧洲人总是从一个斗争领域(Kampfgebiet)徘徊到一个中立领域,而且这个刚刚获得的中立领域立即就变成另一个斗争战场,于是人们就必须再去寻找一个新的中立领域。科学思维也无法实现和平。宗教战争照样可以演变为19世纪那种尽管仍然具有文化性却已经由经济来决定的国族战争(Nationalkriege),并最终变成经济战争(Wirtschaftskriege)。

技术的中立性不同于此前所有领域的中立性。技术始终只是一种工具和武器;恰恰因为它服务于所有人,它不具备中立性。从技术本身无法产生出任何决断,遑论中立性的决断。

技术的发展既不需要形而上学或道德进步,更不需要经济的发展。如果今天仍有许多人期望技术完善可以促进人道主义和道德的提高,无非由于他们把技术和道德不可思议地扯到一起,其根据乃一种不乏天真的空想,以为当代技术的辉煌成果只会运用于关乎社会的方面,而且他们自己能够控制这些令人恐怖的武器,掌握这种巨大的力量。

我们上一代德国人被文化衰落感(Kulturuntergangsstimmung)困扰,这种感觉在战前已有所表现,不必等到1918年的失败和施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在特洛尔奇、韦伯和拉特瑙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情绪。在这里,难以抗拒的技术力量表现为没有精神的东西对精神的统治,或者可以说一种灵怪(geistvolle)但没有灵魂的机械论。欧洲在这样一个世纪哀叹maladie dusiècle(世纪病),等待着卡利班(Caliban)来统治,或“紧随我们的野蛮的上帝”来统治。一代德国人在这个没有灵魂的技术时代悲叹着灵魂的无助和软弱。在舍勒关于无力的上帝的形而上学中,或者在齐格勒(LeopoldZiegler)98对纯粹偶然、变动不定、根本无力的精英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面对这个技术时代〔灵魂或精神〕感到无助的证据。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的隐秘的手段,懂得了人们以和平的名义来发动最残酷的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来施加最沉重的压迫,以人道的名义来制造最可怕的非人道。最后,我们也看清了那一代人的情绪,他们只看到技术性时代精神的死亡以及没有灵魂的机械论。我们认识到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了解到精神生活的中心领域无法成为中立性的领域,而且那种利用有机论与机械论、生命与死亡的对立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以死亡为对立面的生命不复是生命,而是软弱和无助。谁如果除了死亡之外便不知道还有其他敌人,以为自己的敌人无非是空洞的机械论,他就离死亡而非生命更近。这种简单的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对立本身就是一种粗俗的机械论。如果某个群体只在自己方面看到精神和生活,在另一方面只看到死亡和机械论,就无异于放弃斗争,只能怀抱浪漫的哀怨。因为不是生命与死亡斗争,也不是精神与非精神斗争,而是精神与精神斗争,生命与生命斗争,人事秩序正是从完整地理解了这一点的力量中诞生的。Ab integro nasciturordo(秩序出于完整性)。

在自由之战以后,黑格尔哲学主宰着普鲁士,并试图从体系上调和革命与传统。 147 黑格尔哲学因此可能被看作保守的 ——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黑格尔哲学也保存了革命星火,并通过其历史哲学为继续前进的革命提供了危险的思想武器 —— 比雅各宾党人手中的卢梭哲学更危险。这件历史哲学武器落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手中。然而,这两个德国革命家更是思想家,而非革命战争的积极分子。通过一位俄国的职业革命家列宁,作为教养的马克思主义才形成了它今天展示出的历史性力量。

《战争论》,用德文作摘要,用俄文作眉批,加上着重号和惊叹号,记在自己的读书笔记( Tetradka )中。列宁以这种方式写下了世界史和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透彻观察、思考这些摘录、眉批、着重号和惊叹号,可以推衍出决定着战争时代和现代冷战方法的关于绝对战争和绝对敌对关系的理论。 151 列宁从克劳塞维茨可能学习和彻底学会的东西,不仅是战争即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公式。列宁进一步认识到,在革命时代,区分敌友是首要的事 —— 这不仅决定着战争,也决定着政治。

绝对敌对性的战争不承认限制。绝对敌对关系合乎逻辑的贯彻,赋予了战争以意义和正义性。由此来看,问题端在于:是否有绝对的敌人?具体地看,谁是这种敌人?对列宁而言,无须丝毫犹豫便可作出回答,列宁胜过其他所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正在于他认真对待敌对关系。列宁的具体的绝对敌人是阶级敌人——资产者,即西方资本家以及由他们实行统治的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敌人的认识,是列宁强大的打击力量的秘密所在。他对游击队员的理解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游击队员是真正的非正规者,并因此成为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否定,成为敌对关系真正的贯彻者。 标注(橙色) - 位置 1723

Förtsch)这样的专家所认识和如此表述的东西:1945年以后的战争行动具有游击战性质,因为,原子弹的拥有者出于人道考虑不敢用它,不拥有原子弹者便可以立足于这种考虑之上——这不仅是原子弹,也是人道考虑所具有的料想不到的后果。日内瓦准则从特定的环境抽象形成了关于游击战问题至关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皮克泰特[Jean 理论的发展 标注(粉色) - 位置 1948 大哲人费希特(Johann GottliebFichte)以及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克劳塞维茨一类有高度学养和天才的军人,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逝于1811年11月的诗人克莱斯特,当时都体现出在紧急关头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的普鲁士智识界的巨大精神潜力。柏林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是有教养的人而非普通甚至文盲俗众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激荡的民族感情与哲学教养融合的气氛中,游击队员的意义得到哲学上的揭示,游击队理论的存在获得了历史处境。1809年,作为“不知名的军人”,克劳塞维茨从柯尼斯堡写信给费希特这位“写过论马基雅维利文章的作者”,信中表明,一种战争学说也加盟了〔民族感情与哲学教养的〕融合进程。在信中,这位普鲁士军官怀着崇高敬意告知著名的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学过分信赖古希腊罗马,如今,人们靠激发个人力量所赢得的,远远多于以人为形式所得的。克劳塞维茨在信中还说,新的武器和民众全然符合这个原则,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个人在近战中的英勇,“尤其当一个民族在打一切战争中最美的战争,即在自己的田野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时候”。 标注(橙色) - 位置 2069 据专家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游击队箝制了约20个德国师,对战争胜负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的官方历史记载如捷尔普乔夫斯基(BorisS.Telpuchowski)关于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的书,描述了破坏敌军后方的英勇的游击队员。在俄国广阔的空间和数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作战的每个德军师都不可或缺。斯大林关于游击队的基本观念如下:游击队必须始终战斗在敌后,其著名口号是——在敌后是游击队,在前线是兄弟般的合作。 标注(橙色) - 位置 2079 毛泽东是当代革命战争最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是革命战争最著名的理论家。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军事学校的必读物”(亨勒[HansHenle]语)。毛泽东自1927年以来便积累了共产党的行动经验,随后利用1932年日本人的入侵,系统地阐发了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内战的所有现代方法。始于1934年11月的“长征”,跋涉12000多公里,损失惨重,从华南直抵蒙古边界,积累了一系列游击战战绩和游击队经验。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组合成为一个以游击队员为核心的农民和士兵政党。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最重要的文章是在1936—1938年间写成的,当时,西班牙正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在这场西班牙内战中,游击队没有起重大作用。相反,毛泽东取得对其国内敌人——国民党和蒋介石将军的胜利,完全仰赖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游击战经验。 标注(橙色) - 位置 2105 标注(橙色) - 位置 2123 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的思想基础简洁有力。战争的意义就在敌对关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政治始终包含着——至少从可能性上看——敌对关系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着战争的可能性——可惜从经验看正是如此,那么,便也包含着潜在性敌对关系的因素。问题只在于,敌对关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即敌对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这只能由战争指挥者本人自己冒险作出决断。对于从游击队方面思考问题的毛泽东而言,今天的和平只是一种实际的敌对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便在所谓冷战中,也仍然存在敌对关系。因此,冷战并非半战半和,而是实际的敌对关系以不同于公开暴力的另类手段进行的与事态相适应的活动。只有软骨头和幻想家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标注(蓝色) - 位置 2127 附录: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什克尔 著/ 卢白羽 译) 标注(橙色) - 位置 2547 游击队理论——我们的对话不大可能把这个多少有些大而无当的题目彻底搞透,而只能给出某些特征。我们都同意仅限于您在《游击队理论》中给出的四项标准,这样我们就有指望搞清游击队现象。我先列举这四项标准:第一是非正规性,第二是作战的高度灵活性,第三是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第四是您所说的游击队的乡土品格。 标注(橙色) - 位置 2597 标注(橙色) - 位置 2649 施米特:就“隐匿”的灵活性而言,我想反复强调“在敌人眼皮底下消失”这一战术。我虽然不像您那样是毛泽东专家,但是我在读毛著的时候,多年来有一个印象始终十分深刻。当出现内奸时,不妨像对付杂草那样先加以纵容。只有让杂草滋长起来,才更容易划分开来,才能够更容易铲除,然后才会有更多更好的肥料。这对政治的概念来说非常有意思。不妨设想,为了把这作为极为重要、极其危险的指示记住,有人会把这话写在纸上,倘若有敌人来检查,他就会说:我是小菜园主,这不过是菜园指南。您看,这一切都属于“隐匿”。我觉得,我们的语言跟中文差异极大,就灵活性而言,上述情形会令我们匪夷所思。水在灵活性上胜于岩石,道家的种种说法在我们听来或许相当古老,但从根本上说却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相当现代。 标注(蓝色) - 位置 2685 标注(橙色) - 位置 2828 ProtactedWar或者是Über den langwierigenKrieg。中文并非如此,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论一场长期坚持和忍耐的战争。日本这样的小国则无法捱过这种战争,只有一个空间广阔的国家才能忍耐下去。 标注(蓝色) - 位置 2830 施米特:日本人曾尝试迈向海洋(Meer)。由于是岛国,他们强烈地自我体认为海洋性强权、海洋式存在;与中国人不同,他们不是贴近大地的大地性民族(terranes Volk)。什克尔:而且,很可能由于他们在乡土上处于劣势,所以没能战胜中国。 标注(蓝色) - 位置 3030 如果我正确理解了施米特的话,他是在批评列宁“缺乏具体思考”,赞扬毛泽东思维的具体化;列宁把敌人绝对化,而毛泽东则相对化。240这一区分给我们1969年进行的那次对话(此后还会进行多次谈话)提供了开端和背景;这也许是两个所谓“毛主义者”的交流。241我引用施米特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这句话也可当作出自毛泽东,用中文表达会有所不同:使人们放弃对自己的敌人的歧视和诋毁,不仅实属罕见,而且不可能符合人性。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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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概念》的全部笔记 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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