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 评价人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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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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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 (译林人文精选)

(德) 斯宾格勒 著/张兰平

引用 (芝加哥风格): 译, (德) 斯宾格勒 著/张兰平. 西方的没落 (译林人文精选). 万卷出版公司, 2015. Kindle edition.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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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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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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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与自由,就其最终与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用来鉴别植物生活和动物生活的差异所在。然而,只有植物才完全是其本来面目的;在动物的本质中,它有某种双重的东西。植物只是植物,而动物除了包含植物的性质,还包括了其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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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到紧张的警惕与紧张的思维,但是所有醒觉的状态在其本质上都是紧张的。感觉与对象,我与你,原因与结果,事物与属性,在这些对立物中的任何一对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而在意味深远地被称作“松弛”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对立的双方也随之而松弛,代替了生命的小宇宙方面。一个睡着的人,解除了全部的紧张,只是过着一种植物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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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感觉的贫乏却蕴涵着无限深化的意思。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仅仅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现今是一个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身体在能被看见的空间中移动。深度经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从一个光的中心——我们称其为“我”的点——伸入能看见的距离之中。“我”是一个光的概念。从这一点开始,“我”的生活本质上变成了一种日光中的生活,而夜晚却是近于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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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我们人类具有的难以名状的魅力及真正解放的力量,就在这里。由于音乐是仅有的一种艺术,其手段是位于那久已与我们整个的世界并存的光的世界之外的,所以,只有音乐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粉碎光的无情的暴力,并让我们妄想我们就要接近心灵的最终秘密。这种幻觉是由于我们的醒觉意识目前只被一种感觉所控制的这一事实,完全适应于眼的世界,以致无法从它所得的印象中形成一个听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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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感觉中分离出来的理解被称为思想。思想在人类的醒觉意识中引起了一种永久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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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说思维是人类所创造的,还是说高级人类是思维所创造的,那都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区别。但是思维执着地将自己在生命整体中的地位看得太高了,由于它漠视或不关心除了它自己以外还有其他的确定的事物的方式这件事实,它便失去了不带成见地去考察整体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思维方面的大师——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他们都几乎成了唯一权威的代言人——都认为无须证明的是,冷酷的抽象的思维是接近“终极的事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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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一个动物说来,真理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事实。这便是实际的悟性与理论的悟性之间的区别所在。事实与真理的区别,就和时间和空间、宿命和因果的区别是相同的。事实专心地侍候着整个醒觉意识,为存在服务,而并不侍候醒觉意识中妄想它能脱离存在的那一方面。现实的生命,历史,仅知道事实;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仅与事实打交道。有意志、有行动、有斗争的积极的人物天天衡量着自己在事实的威力面前的力量,他将纯粹的真理看得并不重要。真正的政治家仅知道有政治的事实,而不知道有政治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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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让科学与真理及知识的价值问题对质——虽然对天生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这种办法是廉价的,甚至是不敬的。他们认为其整个存在的理由都受到了它的攻击。笛卡儿怀疑所有的一切,但是当然并不怀疑其怀疑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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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出问题是一回事,问题的解决则又是另外一回事。植物生活着,但它并不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动物生活着,但它明白自己是在生活着。人类则被其生活所惊,并环绕着他们的生活提出种种问题。但是,人类也无法为他自己的问题找出解答,他只能相信其解答是正确的,在这个方面,亚里士多德与最卑贱的野人是毫无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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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秘密为何要被揭穿,疑问为何要得到解答呢?这难道不正是因为那种从儿童的眼中表现出来的恐惧感所产生的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人类醒觉意识的可怕的禀赋所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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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所发现的任何一件真理无非是对已有真理的一种鉴别性判断。新旧知识之间的极性所包含的后果是,在悟性的世界中只有相对正确的东西,也就是,总会有比其他的判断更具说服力的判断。鉴别性知识的基础是,相信今天的理解比昨天的理解好。让我们不得不怀抱这一信念的又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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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觉意识是由感觉与悟性所组成的,其共同的本质是让自己不断地适应大宇宙。在这个限度之内,无论我们是从鞭毛虫的触觉还是从最高级的人类的思维来考虑,醒觉意识与确定是等同的。醒觉意识在如此感到外界对它自己的接触时,它便第一次碰到了认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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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纯粹只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我们死时便不会意识到死,因为感到死和死是等同的。但是动物听到了死的呻吟声,能看到死的躯体,嗅到了死尸的味道,但却不懂得死这件事情。只有当悟性通过语言,脱离视觉的知晓,而变成纯悟性时,人类才将死看成周围光的世界中的大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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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让人成为敏感的、逃避事实的人,或是成为活跃的、轻视思维的人。但是,活跃型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沉思型的人则有一个器官可以在不依靠(甚至违背)身体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当这个器官想要控制它自己的世界而同时又要控制现实时,情形便会变得更糟,因为那时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关于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计划全在不允许辩驳地指出事情应该成为何种样子和如何让其成为那个样子——所有的理论全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这个假定便是,人人都与理论家一样(或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眼高手低。

标注(蓝色) - 位置 315

让我们明确地说吧:从感觉分离出来的悟性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非其具有决定性的一面。一部西方思想史能不包括拿破仑的姓名,但在一部现实史中,纵然阿基米德有许多科学发明,但却可能还不如侵略叙拉古时杀死他的一个士兵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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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论的人的缺陷在于,他们相信他的地位是在重大事件之前而非在重大事件之中。例如,对于政治诡辩派在雅典或伏尔泰和卢梭在法国所起的作用,他们便完全弄错了。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常常并不“明白”,但那却并不妨碍他满怀信心地沿着走向成功的唯一道路前进;反过来,政治空论家永远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其活动一旦超出了书本的范围,便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因而也就是最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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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事全都是由宇宙级的存在,由民族、军队、阶级、党派来进行的,但才智的历史却是在松弛的会社和学派、团体、各种教育阶段、“倾向”和“主义”中进行的。在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时刻,这类人群有无一个领袖,或只是盲目地随波逐流;偶然出现的领袖是第一流的人物,或只是一些抬出来的无关痛痒的人物像罗伯斯庇尔或庞培之流——这又是一个命运问题。政治家的特征是,他对于在时代潮流中形成起来又消解下去的这些心灵,对于其力量与持续力,对于其方向与目标具有一种准确而透辟的洞察力。即便这样,究竟他是一个可以控制它们的人还是一个被它们所左右的人,这也是一个偶然问题。

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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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图景中,生命利用批判的理解力。它有眼力供它支配;被感觉到的节奏变成了内心所想象的波段,亲身经历的震动就变成想象中的时代顶峰。在第二种图景中,思想本身处于支配地位,其因果的鉴定将生活变成为一种死板的过程,将事实的活生生的内容变成为抽象的真理,将张力变成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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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者必定会通过自己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这和人类的深刻认识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是必需的。当然,这种认识正好便是我们看出在那些概括中所缺少的成分,那些概括将最重要的事实,即历史中的组成事件的独特性予以歪曲了或全然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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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其他的文化中,世界历史的外观是与人类历史的外观相同的。世界的起源便是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末日也便是世界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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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式的历史思想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成就,即将这些历史断面有机地连接并排列在具有同样外貌的单一的、庞大的世界历史里面,这种世界历史将让我们的视线能够由个别人的生活不间断地一直看到宇宙的最开始的和最终的命运。 19世纪——凭借机械的(即非历史的)形式——才将此问题提出来。而解决这个问题,却是 20世纪预定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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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极限是发现那些没有原因的、没有目的的、纯粹存在的形式,它们构成了变化万千的自然图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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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来说,洪积世的若干发现更加清晰地指明,那时存在的人的形态和现存的人的形态是相同的;关于向着一种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的种族的演化,并没有丝毫的痕迹。再者,在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依然未发现人类这件事,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人类的生命形态,和其他所有生命形态一样,起源于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从哪里”、“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还是一个难测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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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通过对异己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形式的,而这时氏族的内部组织也充满了丰富的部落间的关系形式,从此之后,这种关系形式便完全支配了原始的生活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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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与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个追求印度思想目标的伟大运动,此目标是印度心灵所树立并寓于印度心灵之中的;后者则是一种此时已经凝固并且不再发展的思想积淀的若干新断面的连续出现。答案永远在此,尽管表达它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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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仅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被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他形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佛教徒且只对于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在全部这些情况中,重要的并非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将寓于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之中的种种潜伏方式揭露给观察者的能动感受性与领悟。内涵是无法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渊把他们隔开。尽管印度人与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他们在精神上仍然离得非常远。一样的经文,一样的教仪,一样的信条——但是心灵却并不相同,他们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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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习惯只是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影像说、柏拉图的“理念”的那个实物世界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的五十二个凹形的天球等如此的概念作为偶然的“错误”而忽略过去,好似我们真能比已逝的事物自己还要好地去了解它们的意义!这些事物是真理并且是必需的——但是,并非对我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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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典的宗教完全是国家宗教,所以就法律的渊源来说并无不同;现实的法律及神圣的法律都与人的法律一样,由公民来制定,而且物及人的关系以及神与人的关系都是清晰而确定的。因此,对于古典的法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是:法律自始至终是直接的公众经验的产物,并且,进一步来讲,它并非法学家的专业经验的产物,而是那些通常在政治生活及经济生活中具有价值的人们的实际经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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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之所以变得卓越超群的原因是,由于罗马作为一个单位城市获得了——就像在其他的条件下亚历山大里亚也会获得的——支配古典世界的“最高权力”,并非由于其本质的优越性,而是首先通过罗马的政治胜利,随后又由于罗马独占了大规模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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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经验对于古代立法家的意义和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它所指的并非关于前后一致的法律体系(暗含每一可能发生的案件)的综合见解以及结合应用法律的实际技能,而指的是某些法律情况永远应求助的经验上的知识,以便人们能够免除在每一场合下编制新法律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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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法律的科学,人类实际应用的法律的系统化的理解,自希腊化时期就开始了。既然法律思想以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内容作为前提条件,正像数学思想以物理学和技术上的知识要素作为前提条件,罗马便迅速地成为古典法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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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法律出自上帝,是上帝通过得到启迪的选民来显示的;反之,古典的法律则是市民根据实际经验而制定的。罗马人关于当局的法律及神的法律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价值了,之所以这样,因为就连神法的内容也是从人的沉思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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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只是哥特人的理解,而且仅限于哥特的生活内容,甚至都无法隐约地猜出这些原文的精神,由于其中所规定的原则是一种文明的及大城市的生活的原则。这个注释学派,就像一般的经院哲学,受了概念实在论的迷惑;由于他们认为真正的实在,世界的本质,不在事物中,而是在普遍的概念中,因而他们坚持:法律并不存在于受到鄙视的伦巴第法所显示的习惯及风俗中,而存在于抽象观念的巧妙的制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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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便是未来的德国思想应该完成的任务。它不得不从现在的实际生活中发现那种其中包含的最深刻的原则,并把它提高成基本的法律观念。假如说我们伟大的艺术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伟大的法学还没有到来。

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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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便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十分鲜明地与人的历史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和各种科学都依赖于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那就是以市镇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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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效的历史都始于那原始的阶级,即贵族与僧侣,这两个阶级是自行产生的,将自己提高到了农民之上。所有原始政治的基本形式是大贵族与小贵族、国王与臣属、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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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永恒的人,不依附于安身在城市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它出现得比文化早,生存得久,它是一种无言的动物,让自己一代代地繁殖下去,将自己局限于受土地束缚的职业与技能,它是一种神秘的心灵,它是一种死盯着实际事务的枯燥而且敏捷的悟性,它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的来源与源源不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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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在一个小宇宙中,是动物性的、觉醒存在的方面跟着植物性的、存在的方面,而并非相反。节奏与紧张、血与才智、宿命与因果之间的关系,便像繁荣的乡村与石化的城市、本身独立存在的东西与非独立存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相同的。无宇宙节奏赋予生命的紧张便是走向虚无的过渡。然而文明并非别的,而是紧张。各种各样的文明中的杰出人物

标注(橙色) - 位置 1765

因而萧伯纳能够说“除非妇女抛弃她的妇女性,她对于她的丈夫的义务,对于她的儿女的义务,对于社会的义务,对于法律的义务,对于除了她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的义务,她便无法解放她自己”。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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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是将吠陀宗教变成阿拉米的世界冥想的形式,这其中已经有了枚斋信仰的模糊开始。提婆,古印度信仰的神,变成了闪米特人的魔鬼及阿拉伯人的神怪。

标注(蓝色) - 位置 2933

一个枚斋类型的民族是由共同信仰者组成的团体,这群人全都知道救世的正确道路,精神上他们相互之间是被这种信仰的佥议原则所联结起来的。人们因为具有公民权而属于一个古典的民族,但因履行神圣的行动而属于一个枚斋的民族——这种行动便是犹太人的割礼,曼第安教徒或基督徒的特殊形式的洗礼。

标注(蓝色) - 位置 3079

西方最后的民族是普鲁士,与罗马人是古典城邦情感的最终创造、与阿拉伯人是一种宗教一致性的最终产物相同,它是霍亨索伦王家的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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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面包与竞技场”仅是和平主义的另外一种公式。所有文化的历史中都有一种反民族的因素,不管我们有无证据。纯粹的面向自我的思考对生活而言总是陌生的,所以对历史而言也是陌生的,不是好战的,不是种族的。想想

第七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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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代表的是过去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则是未来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内心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是大彼得主义的伟大的代言人。西方并非永远无消极面的——断头台也是凡尔赛的一个亲生女儿——托尔斯泰虽然对欧洲生气,他却永远无法摆脱欧洲的束缚。因为恨欧洲,他便恨自己,所以他便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祖先。这种精神的极端软弱无力及其 1917年的革命,已经在他死后出版的《光在黑暗里发亮》一剧中得到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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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并不知道的。他的热爱生活的力量已经非常博大,对所有西方的事物同样也能够包容——他说:“我有两个祖国:俄罗斯与欧洲。”他已超越了大彼得主义与革命,他从其未来像从远方一样地回顾它们。其心灵是天生的、怀慕的、绝望的,但对这个未来则是肯定的。伊凡·卡拉玛佐夫对他的弟弟阿辽沙 116说:“我想去欧洲;我很清楚,我仅是去墓地,但是我也清楚,那墓地对我是珍贵的、十分珍贵的。亲爱的死者葬在那里,他们上面的任何一块墓石都诉说这样热烈的过去的一生,都诉说着对自己的成就、对自己所持的真理、对自己的战斗、对自己的学识这样狂热的信仰,所以我事先便知道我会扑到地上,去亲吻这些墓石,去为其啜泣。”

书签 - 位置 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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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本质上是一个理解力非常强的人,是一个“开明的”、“关心社会”的人。他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个晚期的、大城市市民的、西方形式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甚至连什么是一个问题都不清楚。托尔斯泰是西方文明范围内及属于西方文明的。他站在彼得大帝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中间,他与他们一样都不想接近俄罗斯的土地。他们所攻击的事情在他们用来攻击的形式中重复出现,能够辨认出来。他们的这种攻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理智的。托尔斯泰对财产的恨则是一种经济学者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良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位政治理论家的恨。所以他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各方面都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一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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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彼得大帝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中间,他与他们一样都不想接近俄罗斯的土地。他们所攻击的事情在他们用来攻击的形式中重复出现,能够辨认出来。他们的这种攻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理智的。托尔斯泰对财产的恨则是一种经济学者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良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位政治理论家的恨。所以他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各方面都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一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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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那一派,除非是原始基督教中使徒一派。他的《恶魔》一书被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批评为反动。可是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类冲突——“保守”与“革命”都是西方的术语,对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像他这样的心灵是能够看到所有我们所说的社会的事情之外的,所以对他说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非常不重要的,不值得加以改良。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是将改良事实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任何一个原始的俄罗斯人一样,基本上感觉不到有这样一个世界,他生活在一个第二的、形而上学的彼岸的世界之中。一个心灵的烦恼与共产主义有何关系呢?一种宗教如果竟至于去干预社会问题,它便不成其为宗教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之中的实际,哪怕是在现世的生活中,也是一种直接呈现给他的宗教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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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是一种误解。他嘴上说的是基督,指的却是马克思。可是,今后千百年将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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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犹太复国主义在居鲁士的时候和在我们现在一样,仅对极小一部分精神狭隘的人才是实在的。假如那次的灾难真被感到是“无家可归”(就像我们用西方人的心理所设想的),那么,在马尔库斯·奥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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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一句不允许曲解的最后的词语,每个人都应该依据它来检验一下出身以及天性使自己所走的道路。利用醒觉意识的存在或使存在服从自己的醒觉意识;节奏或者紧张;血或者才智;历史或者自然:政治或者宗教——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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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政治家看不上一个事实世界中的空想家和伦理哲学家的内在思维过程——这是正确的。但对信徒来说,历史世界中的所有野心与继承都是罪恶的,无永久价值——他也是正确的。一个统治者希望朝着政治的、实用的目标去改良宗教,他就是一位傻子。一位社会学家的传教士希望将真理、正义、和平和宽容带入现实世界中去,他也是一位傻子。无信仰曾经改变过世界,无事实曾经驳倒过信仰。在定向的时间和无时间限制的永恒之间,在历史的进程和一种神圣的世界秩序的存在之间是没有沟通的桥梁的,在这种秩序的结构中,“天命”或“神意”这个词表示了一种因果的形式。这就是耶稣与彼拉多彼此相遇时的最终意义。在一个历史的世界中,罗马人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宿命。在另一世界中,罗马被注定要遭到毁灭,十字架变成了超度的誓言——这是“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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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身上,情形刚好相反。“该撒的物当归于该撒”(《马太福音》第 12章)的意思是:“应该让你自己去适应现实世界的权力,理应忍耐、忍受、不要询问它们是否‘公正’。”唯一重要的事情是灵魂的得救。“你想百合花”(《路加福音》第 12章)的意思是:“别关心贫富,因为二者都令灵魂被现世的俗务所束缚。”“你们不能够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马太福音》第 6章)——玛门的意思是指整个现实。模糊这一要求的巨大意义是浅薄的、怯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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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是一个城里人、西方人,他只认为耶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只看到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无能——正如同整个文明的西方一样,只能想到分配,从未想到抛弃——他将原始基督教抬高到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水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穷人,但是有时几乎是位圣者,他从未想到过社会改良——废除财产对于一个人的灵魂有何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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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假晶现象中的基本形式是长方形大厅,它早在基督之前便已被西方的犹太人和迦勒底人的希腊化教派所熟悉。正如同约翰福音中的逻戈斯是古典形状的枚斋原则一样,长方形大厅是一种内墙,相当于古代古典庙宇的外墙的枚斋房屋,是向内翻转的祀拜建筑物。纯东方的建筑形式是圆屋顶建筑,是清真寺,毋庸置疑,早在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前,在波斯人和迦勒底人的寺庙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会堂中,或许同样在萨巴的庙宇中,它早已存在了。拜占庭时代的宗教会议试图调和东方和西方的尝试,最终象征性地表现于圆屋顶的长方形大厅的混合形式上。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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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枚斋的心灵说来,时间产生于地点。这里既非阿波罗式的执着于一点似的现时,也非浮士德式的朝向一个遥远的理想目标奋勇前进。“这里存在”( Here Being)具有一种不同的律动,于是,醒觉的存在具有另外一种时间感觉,它是枚斋式空间的反概念。属于这一文化的人们,从穷苦的奴隶、搬运夫到先知及哈里发自身,感觉倒像是头顶上的定数似的那种原始的东西,并非一种无限制的、时光流逝永不再来的年代的飞驰,而是一种自从创世以来,人类存在必须在那里就其被指定的席位的、既经命定永不变更的“此日”的开端及终结。不仅世界空间,而且世界时间也是洞窟式的。因此而来的是纯粹枚斋式的必然之理:“万物各有‘一个’时间”,从救主的本源(他的时间被记录于古代经典之中),直到每日最琐碎的小事。于是,浮士德式的整日为理想而奔波就成为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思议了。

标注(粉色) - 位置 3978

在以后的世纪里,时间自身作为命运的容器——是时间的穹隆,因为在各方面都受到局限,因此能够被内在的视力作为一个实体而被捉摸到——被波斯的神秘主义当作光阴安置在上帝的光明之上,而且统治着善与恶的世界冲突。

标注(橙色) - 位置 4360

可是甚至在基督教的面前,异教教会曾经以这种混合祀拜赢得北非、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及莱茵、多瑙河边境地带的大部分人口——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巨大意义从未被人发觉,甚至也未曾被正确地解释为布教的努力。

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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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基本感情并不是爱与恨,而是爱与畏怕。恨与畏怕的区别就像时间与空间、鲜血与眼睛、节拍与不安、英雄行径与圣徒行为的不同。在相同的情况下,种族意义上的爱和宗教意义上的爱也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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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明显的畏惧——一种是面临小宇宙在空间中的无拘无束、在空间本身和它的威力之前、在死亡之前的畏惧(这是连动物也知道的);另一种是关于形成的宇宙长流、关于生活、关于定向时间的畏惧。第一种畏惧唤起一种灰暗的情感,感到在张大的世界中,自由只是一种新的、比那统治着植物性世界的依附性更加深刻的依附性,它指引那感觉到自身弱点的单个物体,去寻找其他的近亲和同盟。忧虑产生语言,而我们这种语言则是宗教——完全宗教。出于对空间的畏惧,产生出作为自然的世界的神力和对神的崇拜;出于对时间的畏惧,产生出生活的、性和种族的、国家的神力,这些集中体现在祖先崇拜方面。那就是禁忌和图腾的不同——因为图腾崇拜来源于对于那种超过理解并永远不能认识的事物的神圣畏惧,因而它也永远以宗教形式展现。

标注(粉色) - 位置 4428

睡眠,也是一种解脱——“死亡和睡眠是弟兄”。神圣的酒,陶醉,可以消除精神紧张的残酷性;舞蹈即酒神的艺术之一,以及其他一切麻醉和大喜的形式也都是这样。这些都是凭借着存在、宇宙、“彼物”、从空间向时间的躲避等而从自觉中脱离出来的方式。

标注(黄色) - 位置 4432

无论是演绎的或是归纳的,无论是否起源于感觉,都固然是有原因的。如果将被理解的对象与被决定的对象区分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二者表示相同的东西。当某些事物对我们说来是“现实的”,我们是按照原因的形式观察它、思考它,恰似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动是某些创造性的事物、某种原因。不过,对原因的确定因为事件的不同而不同,不仅在宗教逻辑上是这样,一般说来,即便是在人的无机逻辑上也还是这样。在某些时候一件事实的原因被认为是这样,而在其他时候却被认为是别的样子。各种思考在它的每一个应用范围都有一个独特的“体系”。在

标注(橙色) - 位置 4457

因素。“当一个人只是被迫宣称自己自由的时刻,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制约。但假如一个人有勇气宣布自己受到制约,那么此时他就感觉到了自由。”(歌德)

标注(黄色) - 位置 4527

东西。鉴定在醒觉意识的鉴别和存在的鉴别这两种情况之下,与所发生的事件是相反的,对于生活来说也是陌生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鉴别的运用完全是通过鉴定意图和所涉及对象的内在逻辑来证明其为妥当;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并非如此。所以,在信仰和知识之间、或恐惧和好奇之间、或天启和鉴定之间的区别,终究不是最后的区别。知识只是信念后来的形式。然而信念和生活,

标注(橙色) - 位置 4945

这种内省的结果是那种无休无止的犯罪感,它像一首冗长而绝望的挽歌一样贯串数百年。大教堂带着日益增长的祈求耸向上苍,哥特式的圆顶成为祈祷中双手合掌的形式,令人聊感慰藉的光明穿过高高的窗户照亮狭长的教堂主体的黑暗。声音哽咽的教堂圣歌的连唱、拉丁文的赞美诗歌,诉说着在黑夜礼拜的密室中双膝青肿和鞭笞自身的状况。

标注(橙色) - 位置 4966

文艺复兴发现了个性的说法并不正确;它所做的只是将个性提到一个光辉的表面上来,从而使它突然成为人人可见的东西。它产生于哥特文化之中,这是它最本质、最特殊的特性,与哥特式心灵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种忏悔是每个人纯粹为其自身而履行的事务。只有他本人能检视他自己的良心。他独自忧伤地站在上帝面前。只有他本人能够而且必须在忏悔中明白并讲出他自己的过去。就连宽赦自我以便从事新的负责任的行动的罪恶赦免仪式也是他个人的事情。洗礼则完全不是个人的事——一个人之所以接受洗礼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因为他是这个人——但是忏悔的观念却预先假定一切行为价值只取决于行事者本人。

标注(黄色) - 位置 4974

浮士德式的责任感取代了枚斋式的忍让和服从,个人代替了整齐一致;解除重担代替了重担下的顺从——这就是一切圣礼中最积极者和最消极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在它背后也存在着洞天世界和无穷动力的区别。洗礼是施加在某人身上的事,忏悔则是某人在自己内心所做的事。甚至,这种对某人自身的过去进行发自良心的检视,就浮士德式人类的历史感而言,既是最原始的证明,也是最为理想的训练方法。在任何其他文化中,活人的私人生活、对于每个特征的发自良心的描绘,都没有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步,因为只有这种文化要求用文字把叙事写出来。

标注(蓝色) - 位置 4982

话:“全部理解,就是全部宽恕”——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哥特教会的这种圣礼,是由于这种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和证明的自我的不断释除重负。每一次忏悔就是一篇自传。这种对于意志的特殊解放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拒绝赦罪就会导向绝望,甚至导向毁灭。只有感受到这种灵性解放的幸福的人才能理解那属于复活者的复活圣礼的古老含义。

标注(粉色) - 位置 5044

路德最有力的行动就是一个纯理智的决定。作为奥卡姆派最后一位伟大的经院学者,他绝非无足轻重。他彻底解放了浮士德式的个性——从前处于它和上帝之间的教士的中间人地位被取消了。现在它完全是独立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是自己的神甫,也是自己的裁判。然而普通人却只能感觉到而不能理解其中的解放因素。诚然,他们对于撕毁可见的义务表示热诚欢迎,但是他们却不能体会到这些义务已经被更加严格的理智的义务所代替了。阿西西的方济格曾经是给多取少,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城市的宗教改革却是取多给少。

标注(橙色) - 位置 5186

理性主义只是指对于批判地理解的(也就是“理性”的)资料的相信。在青年时期,人们能够说“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相信”,因为他们深知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这两者都是世界所必需的要素——这个世界就是乔托所描绘的自然,在这里神秘主义者可以沉浸在其中,在这里理性也深入其中,但仅限于神所许可的深入范围。此时从一种隐秘的猜忌中滋生出非理性的观念——它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也是无价值的。它可以被公开地蔑视为迷信,也可以被暗地里蔑视为形而上学。

标注(黄色) - 位置 5259

浮士德文化的唯物主义,就该词的局部意义来讲,也是特殊和独立的。在这里,从技术角度看待世界的观点臻于完善。整个世界是一个精确的、依据数学来安排的动力体系,对此可以进行实验性的研究,直至探索到其初始原因为止,并能用数字加以固定,进而人们能够控制它——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回归自然”与所有其他文化的区别所在。

标注(粉色) - 位置 5327

佛陀所教导的生活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是厌弃尘世和厌恶智识的结果,跟宗教问题完全无关。但是就在印度的“帝国”时代开始时(公元前 250年),他自己已经成为一座坐式神像;而只有博学的人才能领悟的涅槃理论,越来越让位于有关天堂、地狱和救世的确切而有实体的教义,这种教义跟其他包容教派中的非常相像,可能是从国外渊源模仿来的——换言之,是来自波斯的神示。在阿轮迦王时代,已经产生了十八个佛教宗派。

标注(黄色) - 位置 5442

导致那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空谈家、乌托邦空想家——无法了解这种形而上学的憎恨的深刻意义的,只不过是因为缺乏种族性罢了,这种憎恨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节奏差异,表现为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和谐,它可能会造成双方的悲剧,这与曾经支配印度文化并促使出身名门的印度人仇视首陀罗的憎恨完全相同。在哥特时期,这种差异是深刻的属于宗教性的,憎恨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一致性;只有在西方文明发轫之时,它才变成唯物主义者,并开始从智识和商业方面攻击犹太人,西方在这些方面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标注(黄色) - 位置 5510

第三位门徒是鄂图·魏宁格儿,他的道德二元论是一种纯粹枚斋式的概念,他死于一次在本质上属于枚斋经验的灵性冲突之中,这成为晚期信仰所能呈现的最崇高的景象之一。也许只有俄国人才能体验到这类事物,而古典文化的人或浮士德文化的人却根本不可能体验到这类事物。

第十章 国家

标注(粉色) - 位置 5547

阴性更接近宇宙。它更深地根植于大地中,而且它直接卷入了自然界伟大循环的节奏之中。阳性则比较自由,更具有动物性,更容易受到感染——就感觉和理解等方面而言——更为觉醒,更为紧张。

标注(橙色) - 位置 5549

男性体验着活生生的命运,并且领悟因果之律,也就是领悟已经形成的因果逻辑。相反,女性本身就是命运、时间和正在形成的有机逻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果律的原则对她来说永远是陌生的。

标注(粉色) - 位置 5554

男性创造历史,女性本身就是历史。

标注(粉色) - 位置 5557

这“第二种”历史才是具有阳性特征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较之阴性更有意识、更自由、更易激动。它回溯到动物界的深处,并在诸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得到最高象征的和世界历史的表现。相反,阴性是世代相续的、原始的、永恒的、母性的、植物性的(因为植物内部总有某种雌性的东西)无文化的历史。这种历史永不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沉寂宁静地贯穿于各种动物和各种人类的存在之中,贯穿于一切短暂的个别文化之中。

标注(蓝色) - 位置 5561

阿众特克人——墨西哥文化中的罗马人,把在分娩中的妇女当作一个勇敢的战士来尊敬,如果她死了,人们就用像阵亡的英雄一样的葬仪来埋葬她。女子的政策永远是征服男子,通过男子,她能成为孩子们的母亲,通过男子,她能成为历史、命运和未来。她的极度羞涩的目标、她的灵巧手腕的目标,从来就是她的儿子的父亲。相反,男子的重心主要放在另一种历史上面,要那个儿子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血统和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传递者。

标注(粉色) - 位置 5574

因此,女人鄙视另一种历史——男人的政治——那是她根本无法理解的,她看到的只是那种历史从她身边夺去了她的儿子。取消无数次分娩的胜利,对她说来难道是一场胜利的战斗吗?男人为了自己的历史牺牲女人的历史;无疑地,世间也有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它骄傲地奉献出她的儿子(凯瑟林·斯弗察在伊莫拉的墙垣上),不过尽管如此,过去有过、现在有并将永远有一种女人的——甚至动物界的雌性的秘密政治,它力图把她的男子引离他的历史,并把他的身心都编入她自己植物性的属类相传的历史中,即编入她自己中。然而,男人历史中所完成的一切是在家庭、妻儿、种族等口号下完成的,其目的是在掩护和维持这种生与死的历史。男人和男人的冲突,始终是为了血统、为了女人。女人,作为时间,是历史存在的根本原因。

标注(粉色) - 位置 5585

男人在他的历史中向上爬,直到掌握一个国家的前途——随后,女人到来,迫使他屈膝。民族和国家可能因此而走向毁灭,但她在她的历史中已经获得了胜利。说到底,这始终是一个具有种族性女人关于政治野心的目的。

标注(蓝色) - 位置 5618

下层妇女经过几年就能完全有把握地在上等社会中活动——同样她们也很快地又掉下去。但是男人则变得很慢,因为他们更觉醒,更知晓。无产者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贵族,贵族也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无产者——只有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才会出现新环境的节奏。

标注(橙色) - 位置 5663

事实上,等级是有血有肉的象征,其整个存在,作为现象、作为态度及作为思想方式,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另外,在每种文化中,农民是纯自然和成长的一部分,从而是一种完全不具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则是大力培养与形成的结果,因此就表示一种彻底具有人格的文化。

标注(蓝色) - 位置 5669

对立。活的形式变成了公式,虽仍有形式,但那在形式上已经是僵化的形式。种姓这种僵化了的形式是一种极端精巧、尊贵和智性的东西,它觉得自己无限地优越于一种文化中的正在发展的人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满清官吏或婆罗门教徒是怎样高傲地蔑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埃及的僧侣会多么看不起一个来访的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这种僵化了的种姓怀着拜占庭心灵的高贵心情,随着时间无知无觉地前进,这种心灵将它一切问题和无法理解的解事物都远远抛在后面了。

标注(橙色) - 位置 5675

上帝塑造了三种生命,它们是农民、骑士和僧侣。

标注(粉色) - 位置 5682

他也看不起原始的等级,“乡绅和牧师”,认为他们在智能上比他低,在历史上则落于己后。可是,跟这两个等级相比,市民现在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级者,就像农民过去是一种渣滓,一个非等级者一样。在“特权者”的心目中,农民现在几乎根本不算数——市民算数,但被看成一个敌方和一种背景。他是一种衬托,其他人借之以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这种重要性是超乎一切实际考虑之外的东西这一事实。

标注(橙色) - 位置 5698

贵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另一个有知识;一个是实干家,另一个是思想家。

标注(蓝色) - 位置 5715

年,西方就已经广泛流传着一句谚语:“上午耕耘田地,下午骑马战斗”,

标注(粉色) - 位置 5716

与大礼拜堂相比,城堡是经由农民住所和法兰克时代的乡村贵族住宅的一种发展。在冰岛的英雄故事中,农家的园地像城堡一样被围攻、被袭击。贵族和农民是植物性的和本能的,深深根植于祖传的土地中,在家系中自行繁殖、培育和被培育。和他们相比,僧侣实质上是个与贵族相反的等级,是一个消极的、非种族的、脱离土地的——自由的、无时间性的和无历史的醒觉意识的等级。

标注(粉色) - 位置 5732

僧侣(及僧侣哲学)是最直接的对立面。纯粹醒觉意识和永恒真理的等级,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攻击着时间、种族和性别。作为农民或贵族的男人朝向女人,作为僧侣的男人则避开女人。贵族有把公共生活中广阔的存在川流消散和消失在——它的不重要的祖先和亲属的微不足道的小渠中的危险。相反,真正的僧侣,原则上是拒绝承认私人生活、性、家族、“家屋”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5742

因为贵族是一种事物,而僧侣则象征着一种事物,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们,僧侣是一切命运、种族和等级的事物的对立面。城堡及其厅堂与高塔、城垣与堑壕表示一种有力的川流不息的生存,但是大礼拜堂及其拱顶、梁柱和歌唱队却彻底地是一种意义,即,装饰;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僧侣等级都把自己发展到了一种惊人的严肃和举止美观的境界,其中每个项目,从面部的表情和声音的抑扬顿挫到服装和步态都是装饰,私人生活甚至内心生活都已被排除在这种装饰之外,成为不重要的了,而成熟了的贵族(如 18世纪法兰西的贵族)所显示和炫耀的则是一种完美的生活。

标注(橙色) - 位置 5754

贵族是作为历史的人,僧侣则是作为自然的人。高级的历史始终是一个高贵社会存在的体现和结果;衡量它的各种不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也始终是这个存在之流的节奏。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康奈战役十分重要,而后期罗马皇帝们的战役则全不重要。

标注(橙色) - 位置 5769

区别。许多伟大的人物是否从“人民”(即无传统者的集合体)中升入统治阶层,或者甚至只有他们占据着统治阶层,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传统的洪流在制约他们,在他们所有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的智性的和实际的行动,指导他们的工作方法。并且,这种传统不过是远古的和早已消亡的血统的节奏罢了。

标注(橙色) - 位置 5781

最高意义的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一战斗戏剧中的一个成员,是它的主体或是它的客体——第三条路是没有的。精神的王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标注(粉色) - 位置 5788

一位英雄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第二种世界——他自始至终是生活——但是,一位圣者只能通过最严格的禁欲主义来克制自己身上的生活,与他的精神进行孤寂的交往——而他这样做的力量又是来自生活本身的。英雄轻视死亡,圣者轻视生活,但是,在伟大的修行者和殉道者的英雄主义与多数人(《启示录》第 Ⅲ章第 16节中所描述的那种人)的虔诚对比中,我们发现,就连宗教方面的伟大也是以种族性为前提的,生活必须真正坚强有力,才能与这类拼命的人相配。剩下的只有哲学。

标注(粉色) - 位置 5821

它们相互轻视——即贵族的风尚和僧侣的禁欲主义,它们互相被指责为庸俗的和奴性的。前面已经指出,如何一个来自城堡,另一个来自寺院和教堂,一个来自历史洪流中的丰满存在,另一个与历史无缘,来自充满天神性质的环境中的纯粹醒觉意识。

标注(粉色) - 位置 5827

尼采伟大而永恒的功绩在于他是第一个承认一切道德都具有二重性的人。他关于“主人的”和“奴隶的”道德说法并不确切,他对“基督教”的提法过于肯定地把它放在分界线的一边了,然而,他全部见解的基础却是有力的和清楚的,就是好与坏是贵族性的区别,而善与恶则是僧侣性的区别。好与坏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间是图腾性质的区别,形容的不是气质,而是人们,而且是就他们的活生生的存在,对他们综合地加以描述的。好的是有势力的人、富有的人、幸运的人。在每一种青春时期的惯用语中,好都意味着强大、勇敢、纯种;坏意味着贱、鄙劣、平庸,其本来的含义是无势力、无财产、没运气、怯懦、微不足道——就像古埃及所说的“无名者的子嗣”。善与恶是禁忌方面的概念,它们根据一个人的知觉和理性——他醒觉的气质和有意识的动作,给予他以评价。违背种族意义爱的伦理是不善良的,违犯教会关于仁爱的法令是邪恶的。高尚的习惯完全是长期和不知不觉的、不断训练的结果。它是在交往中学会的,而不是从书本里学到的。它是一种被感知的节奏,而不是一种观念。但另一种道德则是被宣布的,是在因果基础上被整理出来的,因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并且表现出一种信念。

标注(橙色) - 位置 5847

习俗伦理不是真正的伦理,而是实际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成的和长成的东西,是感情和有机的逻辑。与此相比,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因为,假如它是现实的,整个世界就会变成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高悬于意识之上的一种永恒的要求——而且,根据假设,不拘于现实生活和历史的任何差别,高悬在所有人的意识之上。因此,一切道德都是否定性的,一切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对于后者,“没有荣誉”是最坏的,对于前者,那么“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

标注(粉色) - 位置 5851

所有现存习俗伦理的基本概念都是荣誉。其他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克己以及果断都包括在它里面。荣誉是一个血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智问题。一个人并不考虑荣誉问题——去考虑它就已经是非荣誉的了。就生活、时间和历史而论,失掉荣誉意味着被废弃。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的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和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战士甚至盗匪的荣誉——荣誉意味着:生活在一个人身上是一种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高贵的东西。

标注(粉色) - 位置 5857

甘受侮蔑、忘掉屈辱、在敌人前畏缩不前——这一切都表示生活已经变得没有价值,变成多余的了。然而这跟僧侣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道德决不会以降低标准为代价而去执着地迷恋生活,而是拒绝生活、远离生活,因而和荣誉并无附带关系。如前所述,每一项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苦行,是一种对存在的无视。事实上,它是处于生活和历史世界范围之外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5865

假如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的和植物性的(因此它与土地具有深厚的关系)。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固地根植于土壤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观念就是从这种宇宙性约束之中产生的,它对在空间自由运动的小宇宙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感情,而不是一个概念;它属于时周、历史、命运,而不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无法以逻辑为根据,但它是存在的。“占有”起源于植物,它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自行增殖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历史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

标注(橙色) - 位置 5882

财产是赃物”这句话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表现形式。那种思想是:“假使一个人能认识整个世界但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当僧侣放弃财产时,他是在放弃某种危险的身外之物;当一个贵族这样做时,他就是在放弃他自己。

标注(橙色) - 位置 5897

当文化上升到它的顶端时,这两种原始的冲突就彻底分道扬镳了,在它们中间滋长了敌视。这种敌对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几乎是一回事。从权力的感情产生征伐、政治和法律;从掠夺的感情产生贸易、经济和货币。法律是有权势者的财产。他们的法律是一切人的法律。金钱是掠得者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凭借它来征服世界。

标注(橙色) - 位置 5903

另一方面,僧侣和学者同样也分离了。两者所追求的都不是现实的而是真理的事物;两者都属于生活的禁忌方面和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一切宗教的根源,而且也是一切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根源,不过,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现在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因果律。“世俗的”是“宗教的”的一个新的相反的概念,后者过去一直只把学问当作一个侍女看待。

标注(橙色) - 位置 5931

今天的学者已不再远离世界,而是使他的科学服务于(事实上并不少见,而是十分机灵地把它运用到)技术和赚钱这一目的,这表明纯粹类型的学者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而在他身上生动体现出来的智性乐观主义的伟大时代已经消逝了。

标注(橙色) - 位置 5941

被势不两立的相互敌视从英雄主义和圣者气概的古老阶级理想分离出来的两股力量产生了——这两股力量就是金钱和才智,它们和那两种理想的关系就像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一样。此后,财产就被称作财富,世界观就被称作知识——一种亵渎神祇的宿命和一种世俗的因果律。可是,科学与贵族也存在矛盾,因为贵族既去不证明也不去研究科学的精神,而只是肯定。“怀疑一切”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贵族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也和僧侣的基本感情矛盾,因为对僧侣说来,评鉴的正当任务是一种侍女的任务。经济在这里也遇到一个以制欲的道德面貌出现的敌人,它拒绝赚钱,正如真正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藐视赚钱一样。

标注(蓝色) - 位置 5995

浮士德文化追求无限的意志在谱系的原则上得以体现,这种原则——似乎很奇怪——是这种文化所独有的。此外,在这种文化中,这种原则密切地渗透着和塑造着全部历史的形式,特别是国家自身的形式。

标注(粉色) - 位置 6031

每个小宇宙中的存在与觉醒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得这两个等级互相对立。时间试图吞并和征服空间、空间试图吞并和征服时间。精神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在结构和倾向上是两种差别很大的量,以至于在两者之间进行任何协调,甚至互相谅解,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在一切文化中变成世界历史的表现。在中国,这种矛盾推动了道的观念的发展,认为贵族应该稳居首位。在印度,作为无限和不确定的空间的概念必须由僧侣占据首要地位。在阿拉伯文化中,枚斋型的世界感情原则上,把信徒们的世俗的有形的社会看作宏伟的一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就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政体、法律及治权的统一。这两个等级之间并不是没有摩擦,远不是这样;在萨珊帝国,乡村贵族(即狄堪们)和麻葛僧徒之间经常发生血腥斗争——有时甚至君主都被杀害——在拜占庭,整个第五世纪都充满了王权与教士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形成了一性派与聂斯托利派之间永恒论战的背景。然而,对两个等级之间根本的内在联系却没有任何争论。

标注(橙色) - 位置 6040

在任何意义上,古典世界都厌弃无限,在那里,时间缩小成现在,广袤缩小成为可触知的单位实体;结果,两个具有伟大象征性的等级都变得毫无意义,以至于跟那种以最强有力的形式表现古典基本象征的城市国家相比,它们根本就不算独立的力量。

标注(粉色) - 位置 6048

大体说来,在浮士德文化中,两个势均力敌的高级象征之间的这种斗争,也是以同样的精神进行的,不过热情比在埃及还要强烈得多——因此,从哥特时代早期开始,国家和教会之间似乎只有休战,根本不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斗争中的重要之处是对觉醒存在的牵制——觉醒存在试图摆脱对存在的依附,但它却做不到。精神需要血,可是血并不需要精神。战争属于时间和历史的世界——智性的战争只是一种采用理性的战斗,只是争论——所以,一个从事战斗的教会必须从真理的世界走进事实的世界,从耶稣的世界走进彼拉多的世界。于是,战斗的教会就变成了种族历史中的一个因素,受到在生活、政治方面形成的力量的支配。从早先的封建制度到现代的民主政治它多用刀剑和大炮、毒药和匕首、行贿和谋叛、用当时党派冲突所使用的一切武器来战斗。它为了世俗的利益而牺牲信条,并与异教徒和非信徒联合起来反对正统的力量。

标注(橙色) - 位置 6073

城市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城市精神就是获得自由的理解力,在晚期以自由的名义突然出现的智性的、社会的和民族的、运动的每个事件都起源于脱离土地这一基本的事实。

第十一章 国家

标注(黄色) - 位置 6460

理论家们,如马克思和卢梭,只是从概念的理想出发而不是从血统事实出发,因此永远不能理解这个存在于历史世界中的巨大力量,并因此把它所显现的结果认为是可憎的和反动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6465

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统治者的世袭职位,但实际上却阻挠它。因为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依据他自己的血统而暗中要求这种职位。这种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嫉妒状态,是古典的寡头政体赖以建立的基础。

标注(橙色) - 位置 6897

但文明中伟大概念的历史作用跟理想家心目中所设想的有很大不同。一种真理的效果永远和它的倾向是大有区别的。在事实的世界中,真理只是手段,它只有主宰精神从而主宰行动时才是有效果的。它们的历史地位并不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深刻的、正确的或仅是合乎逻辑的,而是取决于它们发不发生作用。

标注(橙色) - 位置 6907

尖锐。两者之中,作为纯粹的事实,金钱更无条件地比理想的真理占有优势,因为就事实世界而论,刚才我已经说过,后者只是作为口号,作为手段而存在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6909

说,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希望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知与行。事实世界改良家和自由的教导者在帮助金钱发生效果,他们却绝望地去反对金钱,这是它们的一出悲喜剧。表现为人人平等、自然权利、普选等原则的对于大多数人的尊重跟舆论自由,尤其出版自由同样是无阶级者的阶级理想。这些都是理想,但在现实中,舆论自由要涉及舆论的准备,那是要花费金钱的;出版自由中存在着具备印刷机的问题,那又是一个金钱问题;伴随着选举权而来的是竞争选票,在这里,谁花钱谁就能点戏。观念的代表只在一边观望,金钱的代表却在另一边动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靠金钱才能有效地动作。

标注(黄色) - 位置 6941

这两方面——才智和金钱合起来就构成了广义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免于被土地束缚的生活限制的自由(不管那些限制是特权、形式,还是感情);才智有进行各种批评的自由;金钱有从事各种买卖的自由。但两者也都毫不迟疑地期盼一个阶级的统治、一个不承认国家至上的统治。才智和金钱都是无机的,它们需要国家不是把国家看作一种值得尊敬的高级象征的成熟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一件为某种目标效劳的机器。

标注(蓝色) - 位置 6950

所以,在参与专制国家的王位继承战争时,英国的国会把它们当作具有商业目的的经济战争来处理。实质上无形式的非等级者对于高级形式是极不信任的,以致它随时随地都准备用一种独裁的手段来挽救它的自由——免于一切形式的自由;独裁是不承认什么规矩的,因此它敌视一切成长起来的东西,而且由于它的机械化倾向,它是合乎才智和金钱两方面的口味的——可以回想一下诸如由罗伯斯庇尔开始、由拿破仑完成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结构的例子。

标注(黄色) - 位置 7036

一方面,在无形式的、因为能够大量吸收到自由的人而在种族冲动上久已变得微弱的平民中,它发展了一个以伟大的实际才能、地位、财富而出人头地的上等阶层,这一阶层的力量和贵族社会中的相应阶层的力量联合起来了。因此出现了一小群最富有种族品质、过着高贵生活、具有广阔政治眼界的人们,全部统治经验、将帅经验和交涉经验都集中和留传在他们身上,他们认为指导国家是合乎他们身份的唯一职业,认为自己是行使指导国家的特权的继承者,他们教育子女的只是统治艺术和对于无限自负的传统的坚信。这种贵族的存在没有宪法的依据,它把元老院作为它的宪法机器。元老院本来是代表贵族(也就是“荷马时期的”贵族)利益的一个团体,但是在元老院中,从第四世纪中叶起,卸任的执政官——一些既曾统治,又曾统率的人——成为终身议员,形成了一个具有卓越才智的人的严密团体,控制了元老院,通过元老院控制了国家。

标注(橙色) - 位置 7072

历史学家波里比阿(他是这个集团的一员)把弗拉米尼乌斯看作一个纯粹的蛊惑者,把革拉古时期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动机而论,波里比阿是完全错误的,但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影响而言,他是正确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7106

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最卓越的读与写的文化,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印刷的书籍是时间无限的标记。报纸是空间无限的标记。和这些象征的无限威力与专横相比,甚至中国文明几乎也像是缺乏书写的了。

标注(蓝色) - 位置 7135

俾斯麦的创造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王朝性质的,国会成分完全是次要的,但它的内部摩擦又十分激烈,以致耗尽了有用的政治精力,最后,在 1916年以后把机体本身也消耗完了。陆军有自己的历史,它的伟大传统可以远溯到腓特烈·威廉一世,行政方面也有自己的历史。在它们中间,有着作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训练”的社会主义的根源,它和英国式的训练正好相反,但又像英国式的训练一样,是强烈的种族品质的一种充分表现。军官和官吏都受过高度的训练。但没有认识到培养一种相应的政治类型的必要。

标注(粉色) - 位置 7144

事实上,每一次近代的选举就是一次通过投票箱和每一种口头的或书面的刺激来进行的内战,每一个伟大的政党领袖就是一个拿破仑。

标注(粉色) - 位置 7150

议会习惯是英国的洛可可式的——但已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寓于血统中的,而是皮毛的、模仿的和依靠善意的。它只在最初短暂的热情期内才有一副深刻而持久的面貌,随后,只因在胜利的得意中尊重自己新近获得的地位,才使它不得不去采纳被击败阶级的高尚态度。即使形式和利益矛盾也要保存形式,这就是使议会政治成为可能的风尚。

标注(蓝色) - 位置 7161

至于美国,它一直是站在旁边的,是独立的,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地区,它从孟德斯鸠学说得来的总统与国会的平行,自从它参与世界政治以来就难以保持了,一旦真正的危险时刻到来,它肯定会让位给墨西哥和南美久已为人熟知的那些无形式的权力的。

标注(橙色) - 位置 7380

生活如果要成为伟大的,应是坚强的;它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因为不满地、嫉妒地徘徊在事件旁边的只是文学——写成文字的、思想中的或活的文学——这不过是消失在运动着的、纷杂的事实中的真理而已。历史从来都懒得注意这些主张。

标注(粉色) - 位置 7393

这些无情的事实是无法逃避的。 1907年的海牙会议 263是世界大战的序曲;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将成为另一些战争的序曲。这种时代的历史不再是才士们关于加减的文雅形式的才智竞赛,从这种竞赛中,双方的任何一方在他愿意的时候都可退出。现在的选择是坚定不屈或者是失败投降——没有中间道路。事物逻辑现在所允许我们的唯一道德是攀登峭壁者的道德——如果在刹那表现出软弱,那么一切就都完了。今天,一切“哲学”无非是一种精神的卸职和放任,或是一种借助于神秘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怯懦的希望。

标注(蓝色) - 位置 7485

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权力和战利品的征服者的斗争中,群众受到了蹂躏,但是残存下来的人以原始的丰饶填满缝隙,继续受着痛苦。在高处有胜利与失败的永恒更迭,在低处的人们虔诚祷告,用永久克服了一切怀疑的第二信仰的有力虔诚来祷告。在这里,在心灵中,世界和平、上帝的和平、灰发僧侣和隐士的天福,变成了现实,但只是在这里。世界和平在忍受痛苦方面唤起了历史人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未知道的那种深度。只有当伟大的历史结束的时候,神圣的、肃静的存在才重新出现。这是一种在无目的方面高尚的戏剧,就像众星的运行、地球的自转、地球表面陆地同海洋的交替和冰同原生林的交替一样是高尚的和无目的的。我们可以对它深感惊异,也可以对它深感惋惜,但无论如何,它就在那里。

第十二章 国家

标注(黄色) - 位置 7505

当我们把人类的存在之流看作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把它们看作被运动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人民、民族。政治是这个流动的存在借以维持、成长并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途径。在本能的每一个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中,生活着的一切都是政治。

标注(粉色) - 位置 7511

作为一种强烈的种族性的表现的贵族是真正的政治等级,并且真正的政治教育是训练,不是形成。每一个大政治家都是事变之流中的力量的中心,在他的自我天职和内在本分的情感中都有一些高贵的东西。相反,一切小宇宙的和“智性”的东西都是非政治的,因之在一切计划政治和观念论里都有些教士气的东西。

标注(橙色) - 位置 7531

甚至连革命也不例外,因为“人民的统治权”这种提法只是表明了一件事实,这就是,统治者已取得了人民领袖的称号而不是国王的称号。统治的方法很少因此而有所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则完全没有改变。甚至连世界和平,在它存在的每一场合下,也只是整个人类在决心掌握政权的少数强有力者所强加的统治之下的一种奴役状态。

标注(橙色) - 位置 7554

天生的政治家和历史事件彼此相感,相互依存。务实的人是不冒实行感情政治或计划政治危险的人。他不相信冠冕堂皇的言辞。彼拉多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一时刻挂在他的口边。天生的政治家置身在真伪之外;他不混淆事件的逻辑和体系的逻辑。“真理”或“错误”——在这里是一样的——对他只是一些理智的思潮,只是关于作为方面的。他测度它们的力量,持续性和方向,并恰当地把它们纳入他对他所支配的权力之命运的计算中。

标注(蓝色) - 位置 7567

等等。有的时代,例如我们自己的现代和革拉古时代,其中有两种极不相容的理想主义,即反动的理想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主义。一个相信历史可能会倒退,另一个相信历史的目的论。但二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二者都使一个它们有力支配其命运的民族受到失败的连累;不管它们是把那民族当作一种记忆的牺牲品,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观念的牺牲品。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逻辑则表现为个人的性格。

标注(橙色) - 位置 7571

然而真正的政治家还必须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者——不是一种道德或一种学说的代表,而是一种行为的典范。宗教没有改变过生存的风格,这是一件明显的事实。宗教渗透觉醒的意识、有智性的人,它对另一个世界做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忍耐到死的途径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幸福,但对生活的力量,它是没有支配能力的。在生活领域里,只有伟大的人格——跟这种人格分不开的“彼物”、种族、小宇宙的力量——才是有创造性的(不是形成,而是培养和训练),才有效地改变过整个阶级和民族的形式。

标注(粉色) - 位置 7576

事实。荣誉和义务、纪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一种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被一个活的典范所唤醒的;这就是为什么腓特烈·威廉一世成为一个对所有时代都很伟大的教育者之一的原因,他的种族形成的个人行动在几个世代中都没有消失。

标注(蓝色) - 位置 7582

但是,最高贵的还不是行动,而是统率的才能。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行动世界的中心的,正是这种才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统率,它能使服从变成一种足以自豪的、自由的和高贵的习惯。

标注(黄色) - 位置 7593

这样,政治家无疑地就成了古典世界称之为神的东西。他成了一种新生活的创造者,成了一个年轻的种族的精神上的祖先。作为一个单位,他本身用不了多少年就会从长流中消失。但是由于他的召唤而出现的少数人会担负起他的事业,将它无限地持续下去。

标注(橙色) - 位置 7614

每个实践家都是生于一个时代并且为这个时代而生的,因此他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围是固定了的。对他的祖父,对他的孙子,基准,因而也是任务和目标,都不一样。由于他的人格的限度、他的民族的特性、局势以及他必须共事的人际关系,范围就变得更为狭窄了。大政治家的特点是,他对这种限度很少产生误解,

标注(蓝色) - 位置 7619

国家的基本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它们的演变的方向和程度,都是不可变更地取决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价值的。它们是政治成就的途径而不是政治成就的目标。相反,崇拜政治理想的人却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他们在才智上的自由是惊人的,但是他们那些由智慧和正直、自由和平等之类的空洞概念所构成的心理上的空中楼阁,结果都一样;那些空中楼阁是从楼上往下建成的。至于事实的主人,则满足于不知不觉地指导他所见到的和认为简单明显的现实。这一点看起来好像算不了什么,可是,按自由的宏大意义来讲,它却是自由的出发点。窍门就在于小事情,在于最谨慎地掌舵,在于对集体和个人的心灵的最脆弱的震动具有敏感。政治家的艺术不仅在于清晰地认清面前制定得不偏不倚的主要路线,而且也在于有把握地对付在路线上遇到的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这就能把一件迫在眉睫的灾难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秘诀在于对那些不显眼的事情加以组织。一个内行的高手,例如塔里兰,作为战败一方的大使去维也纳,却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会议上,处境濒于绝望的恺撒,不仅使庞培的权势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损害了庞培的权力,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标注(粉色) - 位置 7643

只有理论家才热衷于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要在政治上“合乎形式”就必然意味着格外要无条件地掌握最新式的手段。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手段和方法是与时间有关的前提并且属于时间的内部形式——谁在不适当的时间去掌握,谁容许自己的趣味或感情去压服身上的脉息,谁就会立即丧失他对现实的掌握。贵族政治的危险在于它在手段方面的保守,民主政治的危险则是对公式和形式的混淆。

标注(橙色) - 位置 7651

政治家懂得:与投票的技术——雅典的或罗马的,雅各宾党的,或美国的,或当代德国的——相比,选举权的扩大是很不重要的。无论英国的宪法怎样解释,事实上是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操纵的,因此一个爱德华七世不过是他自己的内阁中的一位大臣罢了,这样一比,英国宪法的意义就很小了。至于现代报纸,当它在宪法上规定是“自由的”时,感情主义者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但现实主义者则只问它是供谁支配的。

标注(粉色) - 位置 7679

此时政治形式成熟了,必须使它发展成形。政治已经觉醒,它不仅已被领悟而且已变成可被领悟的观点。才智和金钱的力量起来反对血统和传统。我们看到的不是有机的而是组织起来了的;不是等级,而是政党。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人的汇集,因此它在才智上胜过旧有的等级,而在本能上则不如,它是自然地成熟了的阶级秩序的大敌,阶级秩序的存在是与它的本质不相容的。因此,政党的概念总是与平等的完全消极的、分裂的、在社会方面拉平的概念相联系的。高贵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

标注(蓝色) - 位置 7693

原始的等级是贵族和教士。原始的政党是金钱和心智的党,即自由党,大城市市民的党。一切文化中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观念的根源就在于此。贵族政治蔑视城市的心理,民主政治轻视乡下人,憎恶乡村。这是等级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阶级意识与政党倾向之间、种族与才智之间、生长与建设之间的区别。

标注(粉色) - 位置 7777

但在公元前 1世纪时,理论已经变成陈腐的课堂练习,此后,权势,而且只有权势才能说话算数。

标注(黄色) - 位置 7780

马克思的体系的唯物史观的本质意味着理性主义已达到了最后的逻辑结论;因此,它是个终结辞。但是,正像对卢梭的人权学说的信仰大约从 1848年起就失去了力量,对马克思的信仰也从这次世界大战起失去了力量。

标注(黄色) - 位置 7799

教训: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一教训只是在整个发展终结时才被人们融会贯通。选举权越接近普及,选民的权力就越少。

标注(橙色) - 位置 7817

自由在于抛弃传统、王朝和哈里发政权;但是执政权立即毫无损失地从这些制度转到了新兴势力的手中;这些新兴势力就是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预言家及其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民众仍然是无条件的被动的客体。“民众自决”是一个客气的用词——事实上,在一种普遍的无机的选举权中,选举很快就会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标注(蓝色) - 位置 7852

了的。因为恺撒之所以聚集亿兆钱就像塞西尔·罗德斯一样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像韦瑞斯 276甚至克拉苏那样喜好财富;韦瑞斯或克拉苏首先是一个理财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

标注(橙色) - 位置 7854

恺撒懂得一件事实,就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没有金钱及与其有关的事物,宪法上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当庞培仍然梦想他一跺脚就能唤来若干军团的时候,恺撒早已用他的金钱把梦想化为现实了。

标注(粉色) - 位置 7864

西塞罗攻击韦瑞斯的全部演说的意图是要在美好的伦理热情的掩盖下使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们那一阶层的利益的。在古典社会,人们通常认为,法庭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私人的和政党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雅典民主派的原告在发言结束时往往提醒人民所推选的陪审官,说如果他们把富有的被告放免,他们就将丧失应得的酬费。

标注(粉色) - 位置 7890

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豪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英国报业巨头,《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的创始人)——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支配之下。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排除掉。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人民读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从住户的前门塞进去,从早到晚煽惑理智,凭借更为动人的布置使书籍湮没无闻,假如有某种书籍竟然出现,就用“评论”它的手法阻塞和排除它可能产生的影响。

标注(粉色) - 位置 7896

什么是真理呢?对于群众来说,经常读到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可能滴落在某个地方,在那里收集可以判定“真理”的根据,但它所得到的就是它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的当前的公众真理,今天是报纸的一种产物。报纸所希望的就是真的。报纸的指挥者唤来真理、改变真理、更迭真理。报纸只要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真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报纸的根据只在有钱使之不可动摇时才是无法驳倒的。

标注(蓝色) - 位置 7903

与政治性的报纸密切联系着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古典世界是完全没有的。在这种需要中有一种很不自觉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铺平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最终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虚幻的自决权。

标注(粉色) - 位置 7910

然而,在看不见的幕后,新兴的势力正以收买报纸的手段彼此在争斗。不等读报的人觉察到,报纸连同他本人都换了主人。在这里,也是金钱取得了胜利,金钱强迫自由精神为它自己服务。任何驯兽者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报群众的人民一旦失去了控制,他们就会冲过街衢,向指定的目标冲击,令人惊惧,打破窗户;可是,只要给报纸编辑部一个暗示,群众就会镇静下来,走回家去。报纸在今天是一支具有几个严密组成的兵种、以新闻记者为军官、以读者为士兵的队伍。

第十三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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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活有适合历史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它们互相掩盖,互相支持,互相对抗,但政治条件无疑是第一位的。生命的意志是保存自己并获得成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获得成功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力。但在经济方面适合的状况下,存在川流的适合是重视自己,而在政治上适合的状况下,它们的适合则是重视别人。

标注(蓝色) - 位置 8036

宗教禁欲主义的原理如“忘我”、“纯洁”等,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意义。对于真正的圣者来说,不仅热衷于财富或爱好财富或穷人的嫉妒是罪恶的,经济本身就是罪恶的。关于“原野的百合花”的谚语,对具有浓厚宗教的(和哲学的)天性的人说来,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存在的全部分量是超乎经济和政治以及“这个世界”的所有其他事实之外的。

标注(蓝色) - 位置 8249

由于每种文化对于金钱都有它自己的思考方式,所以它也具有它自己的货币象征,通过这种象征,它在经济领域内把它的估价原则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把思想感官化的东西,在重要性方面,它与口头的、书面的或描画的数字以及其他数学符号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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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的全部笔记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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