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3-民国的初建-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 8.1分
读书笔记 第1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Mr-鱼鹰

sec1 革命的余波:西式民主的昙花一现 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南北统一告成; 一、背景 较为均衡的政治格局 1.革命的余波仍在各地荡漾,革命党人在中央和地方仍掌有一定的权力; 2.责任内阁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刚刚实行; 3.舆论开放,思想活跃,革命、共和、民主、自由的思潮四处激荡; 4.各色政治力量因时而兴,袁世凯的权力受到各方牵制; 二、政党林立与政党政治的勃兴 (一)概况 1.形成原因(利益产物) 是当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其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而且多数也不具有一般而言的政治倾向性,党派的结合更多是出自利益,而非政见; 2.代表 国民党——代表革命派 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代表前清立宪派、绅商、有产者利益(后三党合并而成进步党) 3.不足 (1)利益而非主义 数量虽多,但实际大率为利益所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的结合,政党自身无政治定见,其党员也无何操守可言; (2)争权夺利 这些党派的成员不少为官僚、政客、文人及有身家者,缺乏群众基础,不过是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而已; (二)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 1.组成 仍以同盟会为主干,是当时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力量;但也吸纳其他党派及人士加入;(政纲有较大改动,“名虽合党,实系新造”) 2.宗旨、政纲 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政纲——“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 3.意义 (1)国民党的成立,立使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临时参议院席次过半),也使袁世凯感到沉重的压力,对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是有利的; (2)国民党基本承绪于同盟会,组织架构和成员骨干也多源于同盟会,同时又对他党有一定的包容性,适应了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4.不足 (1)新旧合糅、兼容并包,使国民党的组织构成日渐庞杂,组织结构日渐松散; (2)宋教仁资历及经历还不足以成为党内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各地方党部自行其是者甚众; (3)国民党与同盟会的革命理想渐行渐远,逐成为一切以选举、执政为中心的竞选党; (三)其他三大党 1.统一党 源于中华民国联合会,民初袁世凯与革命派斗争中,站在拥袁立场; 2.共和党 由5个党派合并组成,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同盟会人物的集合,得到袁的扶持,持拥袁立场,专与同盟会对抗; 3.民主党 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6个团体合并组成; 4.综述 (1)组成 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基本代表了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他们的主要组成人员以前清官吏、政客、立宪派、有产者及与革命党持异见的军政界人物为主,以前清立宪派人物为其政治代表; (2)特点 思想倾向较为妥协与保守,立场接近,行动表现稳健,与革命派格格不入,与同盟会及革命党人有历史积怨;立场更趋向袁世凯而非孙中山; 5.进步党的成立 1913年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组党大会,正式合并组建新党,并定名为进步党; (1)意义 与国民党互为政治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使国会出现了两党政治形式之端倪; (2)后续发展 袁世凯利用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后,进步党很快为袁世凯所抛弃; 很多人参加了反袁斗争,成为以后护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三、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格局 民初政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格局,其中尤以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和立法机构的活跃为表征; (一)立法机构的活跃 临时参议院仍然通过其立法活动,对袁世凯的个人专制集权图谋形成了程度不等的牵制与掣肘; 1.选举法的颁布与国会选举 (1)参选条件 颇为苛刻,有利于少数传统精英士绅阶层进入政治上升通道,不仅剥夺了多数普通民众的参选权,而且也不利于相当多数工商业者的政治参与;(偏向士而于商不利) (2)国会选举 意义:登记选民超过4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0,对于普及民主观念、实践民主政治仍有其重要意义; 乱象:不良的现象中,以贿选最为普遍,官僚的上下其手最为严重; 结果:1912年底至1913年初,国会两院和地方省议会选举陆续进行,结果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全面胜利; (3)召开国会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 召开国会虽为民主政治之象征,亦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之首次,在民国历史上有其相当之意义; (4)国会状况 两大阵营对立:国民党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国会内形成为反袁与拥袁两大阵营; 两大角力问题:“宋案”和“善后借款案”; (5)北洋派的缺席 袁世凯及其代表的北洋派并未组建自己的政党直接参与政坛斗争以及竞选等民主政治程序;作为民主政治象征之一的国会也基本没有北洋派的代表; 西方——执政者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参与者 民初——执政者(北洋派)是民主政治的无言旁观者;不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是民主政治的热心参与者; 四、传媒业大兴 民国初年西式民主实验的又一突出表现是以报纸为代表的传媒业之大兴; 1.迅速发展 民国成立后,言论自由度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这些报纸,尤其是政治性较强的报纸,在发表新闻报道及评论时有了较过去更多的自由,可以公开批评时政,建言政治; 2.受到限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立即对报界变脸,采取高压钳制舆论;传媒的自由表达由此而受到政治高压的钳制,不复民初之兴盛局面; 五、西式民主实验的地位、意义 1.地位 民国初年的西式民主实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特定情境下罕见之个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非常值得研究总结的遗产; 2.意义 普及了民主观念,实践了民主操作; sec2 北洋派与革命派的矛盾 一、内阁副署权之争 1.唐内阁垮台 自1912年4月2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后,内阁总部和内阁与总统府间即龃龉不断,矛盾日起; (1)表现 首先是内阁内部的矛盾,临时内阁的重要职位为袁心腹所掌握,奉袁为唯一上司,直视唐绍仪为无物,使唐做事甚难为力; 其次是内阁与总统的矛盾,袁世凯向唐发难,鼓动制造去唐舆论; (2)导火线——王芝祥督直改任事 袁世凯绕过唐绍仪直接任命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6月15日,唐绍仪离京出走天津,内阁一时无人负责,酿成一场政治危机; 王芝祥督直改任事,虽表现为内阁副署权之争及袁世凯和唐绍仪之争,但其实质是袁世凯及北洋派与革命派的矛盾; 2.陆徵祥组阁 陆徵祥组阁标志着革命派已经基本失去在北京政府中的权力,是北洋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权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官体制在军人的武力压迫下的退缩,北洋系军人及其领军人物——袁世凯已成为北京政治的主宰; 3.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政治的特征 (1)西方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形式) 在多数情况下,西方民主形式——主要是国会制度得以保留,内阁必经国会通过方可成立尤为其主要表征; (2)西方民主形式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内容) 无论是组阁还是立法,国会最终无不屈服于北洋军人之压力; 二、民初的革命派 1.主要领导人 (1)表现 或远离政治,主张实业建设;或投身议会,从事宪政活动; 孙中山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创设中国铁路总公司;黄兴匆匆裁撤南方数十万军队,然后坚决要求辞职; (2)原因 对形势估计的失误,认为革命告成,南北统一,今后理当以建设为中心; 对袁世凯政治立场判断的失误,认为袁将在种种约束之下,以民主共和为依归治理国家;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自觉功成身退为政治家之理想境界; 2.激进派、地方实力派 (1)表现 对袁抱有一定警惕,主张以实力约束、抗衡袁世凯; 在以舆论反袁的同时,他们还在各地,主要是南方各省鼓动武力反袁; (2)影响 他们的活动不为革命派领导人所认同,甚至还受到来自革命派的压制,不能代表革命派在民初的主流意识与作为; 三、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 1.央地矛盾 袁世凯急于收揽地方权力,提出实行军民分治、省长简任,企图以中央集权削弱革命派的力量; 革命派以自己掌握的南方数省政权为依托,坚持省长民选,加上控制,扩充实力,以备在必要时与袁抗衡; 2.中央层面的矛盾 (1)宋案 1913年初,国会两院选举告成,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合法组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杀; 宋案很快告破,矛头直指袁世凯,袁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2)善后大借款案 4月26日,北京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美国于此前因顾虑银行团借款有违其“门户开放”之利益而退出)正式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此项借款由盐税作担保,成立盐务署,列强提名人选任会办,由此,列强在控制了中国的主要税种——关税以后,又控制了中国另一具有稳定来源的主要税种——盐税; 袁世凯得到列强的政治背书与经济支持; 革命派通过国会、舆论进行了抵制; 四、总结 1.宪政框架内的斗争 民初出现了短暂的西式民主政治实验期,革命派与北洋派的诸多矛盾斗争,基本上发生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循法律的途径解决; 2.宪政体制的弱势 暴露出宪政体制解决实际问题的无能,袁世凯屡屡无视法律的举动,表明宪政体制的约束在军事强人实力前的弱势; 3.武力斗争的趋势 宋案、善后大借款后,“武力讨袁”、实行二次革命之议风生水起,中国政治的发展已逸出宪政轨道,向传统的武力争胜方向里去滑行; sec3 二次革命的发动与失败 一、宋案后各派的应对 1.革命派的分歧 (1)孙中山 主张武力讨袁,得到了戴季陶等国民党内部分激进派的支持; (2)黄兴 主张法律讨袁;(国民党革命性大减,党人贪恋和平年代之官禄利益;国民党未有准备,仓促上阵;国民党少中央权威;) (3)争执不下 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在如何应对局势方面的意见不一,孙、黄各执己见,又都有各自的理由及支持者,孙中山“格于众议,只好缓从发动”; 2.革命派的举措 (1)法律解决 公判不成,不守程序,难有成效; (2)以调停暂时缓和局势 谭人凤面见袁世凯,无果返,调停失败; 3.袁世凯的举措 (1)增强军事实力(军事) 袁在民初当政后十分注意扩充军事实力,购置军火,加强训练,使北洋军保持随时可用的战备状态; (2)争取政治盟友(政治) 通过各种手段,在国会争取到以立宪派和旧官僚为主的进步党支持; 在地方,在完全控制北洋传统势力范围北方各省的同时,又争取到东北、西北、西南各省的支持或者中立;鄂督黎元洪在袁的拉拢下,一再表示“唯知服从中央”; (3)争取有产阶级支持(舆论) 利用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有产阶级怕乱求稳的心理,争取到他们及其代表的民意支持; 革命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一般民众的普遍心态都是望治心切,希望过安稳日子; (4)善于应用战略与策略 战略上,先是有计划有预谋地收揽中央权力,拉拢非同盟会中间势力,削弱革命派的实力; 战术上,先以中央集权、架空责任内阁制,使革命派在中央权力格局中被边缘化,再以围堵地方,以控制经费逼迫革命派裁军,使革命派自断武力支柱; 手法上,明示缓和,以和平、统一言辞和利益诱惑,争取有产阶级、社会各阶层和舆论,并以民主政治言辞反制革命派; 二、二次革命的过程 1.背景 (1)袁免地方都督 1913年6月,袁世凯以免去革命派反袁中坚之赣、粤、皖督之举动,向革命派发起了公开挑战; (2)革命派起兵反袁 经过孙中山与黄兴以及革命派领导人之间反复的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了起兵讨袁之共识; 2.湖口起义(爆发) 1913年7月12日,江西讨袁军林虎部与北洋军张敬尧部接战,打响了讨袁第一枪,二次革命爆发; 3.各方力量的应对 (1)讨袁阵营 经过革命派的努力,自湖口举义的7月中旬至重庆独立的8月初,在20多天的时间里,共有7个省先后宣布独立,组成讨袁阵营,参加讨袁战争;(革命派传统势力范围) (2)国民党议员 少数南下参加讨袁斗争,多数仍留在北京,与正在镇压国民党发动的讨袁战争的袁世凯合作共事; (3)有产阶级 各地商会基本站在袁世凯一边; 4.各战场战况 (1)江西战场(西线) 7月中旬,北洋军增援部队相继抵达江西,北洋陆海军协同作战,猛攻湖口; 8月18日,北洋军张敬尧部进占南昌,赣军余部星散;历时一月有余的江西讨袁作战全面失利; (2)江苏战场(东线) 7月中旬,北洋军相继增援,双方在徐州形成南北两军拉锯战局面,北洋军实力超过苏军,形成夹击态势; 7月24日,北洋军占领徐州; (3)上海战场(革命派活动腹地) 7月下旬,沪军对军事要地制造局发起攻击,南北两军围绕对制造局的争夺多日激战,但沪军攻势渐颓,士气日落; 在北洋军的包围下,沪军无力久守,8月13日被迫撤离,上海讨袁军事告失利; 5.讨袁阵营的瓦解 (1)军事失利 自二次革命发动后,不过一月时间,江西、江苏与安徽的讨袁军事即基本失利; (2)政治中坚离去 7月末8月初,黄兴、孙中山相继离开南京、上海,讨袁阵营失去政治中坚,开始呈现瓦解之势; (3)六省联盟瓦解 参加讨袁的六省联盟,或在讨袁军事中失利,或主动退出讨袁阵营,只有南京和重庆两地还在坚持; 6.宁、渝失守 南京三次宣布独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在9月2日失守; 重庆宣布独立较迟,于9月上旬失守; 二次革命的最后一战以重庆失守而告结束; 三、二次革命的评价 1.爆发原因 由革命派发动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派与北洋派一系列矛盾冲突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由其二次革命之定名,亦可见其与辛亥革命所要实现之目标与理想的继承关系; 2.失败的原因 (1)实力不足 革命派忽视了清末以来即日渐凸显其重要性的实力政治原则,尤其是军队的重要性;主动裁剪了自己的军队,也没有管好自己的地盘,完善自身的实力; (2)能力不足 革命派及其领导人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空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战略战术缺乏规划,行事方式有欠周密; (3)内部涣散 组织涣散,领导软弱,没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又不善于争取政治盟友,内部动摇不定,遇到挫折时多数人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投机变节分子亦复不少; sec4 北洋军阀独掌北京政府 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举措 1.组建新内阁 9月11日,熊希龄(进步党)内阁正式告成,被当时的舆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梁启超是熊内阁的政治谋士,做了一系列的施政方针,但因没有实力推行,多停留在纸面上; 进步党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袁世凯消灭革命派的政治盟友,但不久之后即被袁抛弃; 2.分化国民党 (1)手段 一方面通缉、追捕国民党领导人;一方面安抚国民党议员,使其照常出席议事; (2)目的 主要是为了拉选票,促使自己出任正式大总统; 3.选举正式大总统 在袁世凯的强力推动下,选举正式大总统的步伐不断加快; 1913年3月19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总统选举法》的起草,10月4日经国会讨论通过; 10月6日,开始总统大选举,袁世凯最终当选正式大总统; 10月10日,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在前清皇帝登基大典之举办地——太和殿举行; 二、出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的举措 1.消灭国会 (1)制宪问题与“天坛宪草” 10月16日,袁世凯向国会提出扩大总统权的“增修约法案”,企图绕过宪法体制,另起炉灶,彻底解决总统权限问题; 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并提交了“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表现出国民党和部分进步党人仍力图通过法制途径,限制袁世凯的个人专断,维持共和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但在袁世凯的强力压迫下终告无效; (2)解散国民党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 通过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 (3)另组政治会议 政治会议由中央和地方各自指派人员构成,共80人,任务是“集众思,广忠益”,讨论根本大计; (4)解散国会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对残留国会议员停职并解散国会; 2月3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 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至此,经过全国大选不及一年的各级议会全部被解散,议会制度即在法律上也不复存在; 2.独占政府 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批准熊希龄辞职,孙宝琦暂代总理,进步党阁员梁启超、汪大燮也辞职离任,内阁为北洋派一家所把持; 3.废除临时约法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 由施愚领衔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很快得以完成通过,5月1日由袁世凯公布举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被废除; 4.《中华民国约法》 (1)最大特点 在政治体制上,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 对总统权几乎未设限制; (2)特点 以中央集权为主旨,限制普遍民权,扩大行政权,压抑立法权,而在行政中又将总统权扩大到极致,使总统拥有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三、出任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的行政改革 《约法》公布、总统选举法修改后,袁世凯开始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创新”改革,以此实践其个人专制统治; 1.中央机构改革 (1)立法机构 1914年10月27日公布《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 严格限制立法院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资格,且立法院始终未成立; 1914年6月20日成立参政院,作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始终代行立法院职能,成为袁的御用机构; (2)行政机构 1914年5月1日,下令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国务卿只对总统负责,袁世凯大权独揽; (3)军事机构 1914年6月,袁世凯下令成立“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总统领导下的最高军事机关; 2.地方机构改革 (1)行政机构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实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 (2)军事机构 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名衔; 原有各省都督有实际带兵责任者改成“督理军务”,承大总统之命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 (3)改革的目的 以设道缩小省级行政长官管理的范围及权力; 以军民分治虚化都督权力,不使带兵长官与地方行政权力结合,避免形成古时藩镇坐大局面,威胁其个人专制及家传部署; (4)效果 并不如意,晚清以来地方长官权力扩张,有势者问鼎中央,无势者退保地方,袁当政走的就是这条路,他的下属也是照猫画虎、心仪于此; 不得不让步, “都督”与“督理”只是易名而已,并无实质区别,袁世凯心知肚明,下令“所有督理军务各将军,略与原设都督职权相类”,表现出他对现实的让步; 当袁世凯的行政改革接近完成之际,也就是他复行帝制呼之欲出之时; sec5 民国初年的对外关系 一、各国对华政策 1.英国 (1)政策 尽可能维持中国的局势稳定,避免中国的内乱,以巩固并继续扩大英国的既得利益; 支持在北京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军事强人袁世凯则适逢其选; (2)原因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经济利益最大; 欧洲形势日渐紧张,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对垒阵营即将来临的战争,使英国没有更多的余力顾及中国; 2.德国、法国 (1)政策 大体与英国一致,都不希望在中国被牵制更多的力量,避免中国的混乱,将袁世凯视为避免混乱的唯一力量; (2)原因 一个是英国的盟国,一个是英国的对手,出于争夺欧洲的需要; 3.美国 (1)政策 主导面是“门户开放”,对华政策与英国相似,希望中国局势稳定,同时对美国有更大的开放,对袁世凯当政的态度较其他列强更为积极; (2)原因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了美国资本与商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 4.日本、俄国 (1)政策 较为“激进”,更富于进攻性和侵略性, (2)原因 日本与俄国都临近中国,欲趁中国内乱之际进一步侵略中国; 一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给了日本可乘之机; 5.总体 (1)不同政策 英、美、法、德更看重扶持袁世凯、实现中国稳定给它们带来的实际利益;日、俄则更希望借中国内乱政局变动之机,为本国攫取更多的直接利益; (2)合作局面 列强在维持其在华既得利益方面的立场与行动仍基本一致,其在民初的对华政策大体上仍维持着合作局面; 二、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问题 1.民国初年——拖延 列强为了以承认要挟中国满足他们的要求,各国驻京外交使节迟迟未向袁世凯就职表示觐贺并递交国书,使承认问题延隔不决; 2.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承认 袁世凯通过二次革命而控制了全国局势,列强也通过谈判而基本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利益,承认问题在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之际得到解决; 三、领土主权问题 1.俄国与外蒙问题 (1)起因 有清时期,蒙古已经分为外蒙和内蒙两部分,清政府在外蒙的统治地位不断削弱; 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外蒙的各种特权,开始向外蒙全面渗透; 外蒙“独立”完全是在俄国的扶植和支持下发生的; (2)过程 自1912年11月起,陆徵祥与俄国驻华公使开始谈判解决外蒙问题,因袁世凯忙于镇压二次革命,无暇顾及外蒙问题,中俄交涉暂时停顿; 1913年9月18日,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谈判重新恢复,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负责此次谈判; 11月5日,中俄签订《中俄声明文件》; (3)结果、影响 《中俄声明文件》基本满足了俄国对外蒙的权益要求,并为其最终将外蒙纳为其保护国创造了条件; 中国除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所谓“宗主权”之外,丧失了作为主权国家对自己领土——外蒙的几乎所有重要权利; (4)后续 1915年6月17日,三方签订《中俄蒙协约》; 确认了此前俄国在外蒙获得的各项侵略权益并予以具体化,而中国除了得到并无多少实际作用的册封权及使用民国纪元外,在挽回权益方面几乎一无所获; 2.英国与西藏问题 (1)起因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亲英分子发动驱逐了驻藏中国军队及官员,随后藏军东进,攻陷川藏边多数县城,威胁到川、滇两省的安全; (2)过程 <1>1912年7月,川督尹昌衡、滇督蔡锷派部队进攻川边,到8月底基本收复了川边失陷各地,因英国干涉未能继续向西藏进兵; 川、滇军的进兵虽未能完全达成预期目的,但大大缓和了因藏军进兵而引起的川边危局,稳定了川藏边形势,并构成了对西藏地方的军事压力,为中国争得了在其后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一定地位,也遏制了西藏问题的继续恶化,使其最终未发展至外蒙问题的结局; <2>1913年10月6日,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 英方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解决方案,要点是“承认外西藏业已成立的自治权,而中国于内西藏仍有若干权利”,中方并未表示太多异议; 在西藏划界问题上,中方也是一退再退; (3)结果 4月27日,英方提出西藏划界的最后修正案,条约基本照旧,并以不再与中方谈判为威胁,迫使中国代表签字; 3.西藏问题、外蒙问题对比 (1)共同点 都是英、俄为满足自身攫取中国权益之要求,利用西藏与外蒙的特殊历史和环境而挑起,在逼迫中国谈判、签订、让权方面也走了同样的路; (2)不同点 中国在外蒙完全没有驻兵,北京政府在外蒙问题上没有说话的实力,只能接受沙俄的摆布;(完全被动) 西藏问题不同,川、滇军民初西征,使中国在藏边打下了军事根基,虽不甚稳固,但毕竟还在中国手中,中英双方关于西藏划界问题的讨论不得结果;(有主动权) 四、中日关系与二十一条 1.背景 (1)日本谋划已久 日本一直图谋利用中国政局变动之机,谋取侵略权益; (2)一战创造时机 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无力他顾,暂时放松了在中国的扩张活动; (3)日本占据胶州湾 1914年10月6日,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侵占胶济铁路西段起点济南; 11月7日,攻占德国在山东之根据地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 (4)谋求山东权益合法化 日、德战事结束后,中国两次照会要求日本撤离,日本则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 2.“二十一条” (1)提出 1914年1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通过《对华交涉训令提案》,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5年1月18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交“二十一条”,要求其保密并迅速答复; (2)主要内容 <1>对山东的要求四款 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并扩展修建铁路、独占山东等更大的权益; <2>对满、蒙的要求七款 保障日本在南满、东蒙的已有权益,要求独占权益; <3>对汉冶萍公司的要求二款 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该公司垄断附近矿山的开采权; <4>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 中国允准所有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5>其他方面的广泛要求七款 聘用日本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许日本在内地设医院、寺院、学校等;必要之地方中日合办警察等等; (3)特点 不仅提出大量经济权益要求,还提出了诸如聘用顾问、合办警察等事关国家主权根本的政治要求;充分暴露了其独占中国的侵略野心; 3.中日双方的博弈 (1)首开谈判 无论袁世凯作出如何姿态,日本咬定各项条件毫不松口; 在日本的压迫下,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于2月2日在北京秘密举行; (2)付诸舆论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经披露后,国内反对的民意沸腾,反日舆论和行动遍布国中; (3)僵持不下 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至4月中旬已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若干妥协,唯关于第五号要求,双方的意见始终无法一致; (4)被迫妥协 日本使出高压手段,不惜使出“动用威力”之招; 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和武力威胁,袁世凯并无高招,他所寄望的英、美支持,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5月2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交换了其他事项的换文,基本接受了日本的第一、二、三号要求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的要求;日本承诺战后有条件地将胶州湾租界地交还中国; 4.“二十一条”的影响 (1)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产物,其对中国主权损害之重,开《辛丑条约》后之又一恶例; (2)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激起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推动力量”; “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5.如何评价 (1)袁世凯负首要责任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由袁世凯决策进行,袁为私欲所蔽,终被日本人所利用,袁自应负首要责任; (2)“再造共和” 袁世凯选择对日妥协,失去了人心,于是有进步党、国民党等的“再造共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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