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8.5分
读书笔记 第114页
西峰秀色

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已经表明自身完全有能力把各自的社会带入煤炭、钢铁时代:因为所涉技术并不怎么复杂,连被迫从农场赶到简单装配线上劳动的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也能够掌握。为这种经济运行所需的技术专家通常很听话,因而政治上容易加以控制。斯大林曾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Tupolev)关进古拉格,而后者最好的一种飞机设计正是在集中营里头完成的。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设法指派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并通过提供地位和报酬来换取他们对体制的忠诚。毛泽东在中国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出现一个拥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他发动了一场针对他们的运动,最初是在1950年代的“大跃进”期间,后是在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程师和科学家被迫下乡种田,以及从事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需要技术能力的位置则由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极权或威权国家长时间抵制经济合理性要求的能力——就苏联和中国来看,可长达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种抵制最终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完全未能超越1950年代的工业化水平,这一失败削弱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甚至削弱了它们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能干的技术专家的迫害,被证明是导致中国后退三十年的一场顶级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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