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 8.8分
读书笔记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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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平衡的目标理解为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并且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的话,那么,国家的统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作者把这种内在的冲突成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如果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这里就涉及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所有的理性决策都是在一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之间进行权衡,尽管城市化过程可能会带来诸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但是也会带来收益。

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并转化为劳动力自身收入的增加。在大城市收入会高一点,消费品的多样性会多一点,生活更丰富。在大城市生活或生产的代价也是存在的,比如长途上班、拥挤、污染和心理压力等。对“城市病”要分两方面来看,它既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是到大城市去还是离开大城市,其实是每个劳动力、每个企业自己权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应当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力本身就是市场配置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所以生产要素的市场要能够做对价格,比如利润和工资是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或者劳动力在城市的生产率,资本的价格、土地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如果劳动生产率能够反映在地价、房价上,那么通过竞争城市的稀缺资源,地价和房价本身就成为低效率企业和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障碍,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但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分布的问题,有时候也会出现市场失败。市场机制下最重要的市场失败就是“外部性”。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去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弥补市场缺陷,那么相对于与政府状态下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规模,政府的干预是会增加城市人口规模的。

在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更应该关注的是爱辉——腾冲线右边(东南部)的内部,这里居住着93%的中国人口,这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不一致的情况才是中国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巨大的原因。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与国际上其他地区相比,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分工体系上,在海运成本方面有竞争力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及其腹地,这一地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收入,从而决定了被市场力量驱使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体现了市场效率原则。然而,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但根据“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和国际经验,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

政府在进行财政转移的时候,应当考虑转移的数量、地点和结构,如果味道市场经济的规律,盲目追求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那么,一系列低效率的后果就必然会出现。和中西部一些帮助本身并不是错的,关键是给什么、给多少和用来干什么。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政府把大量资源往中西部配置,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恶化;政府将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区域间均匀分配也导致了中西部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如果违反经济规律,作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方发展,其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似乎加大在中西部的投资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而且过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政府负债,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鼓励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明显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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