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艺术 8.8分
读书笔记 爱的实践
禾夫人

爱是一种个人体验,只能由个人亲自为自己体验。几乎任何人都起码有过这样类似的爱的体验;这种体验可以是在孩提时代,也可以是在青春年代,或者是在成人时代。而关于爱的艺术的实践方面的讨论所能做的不过是讨论爱的艺术的前提,达到爱的途径,以及践履爱的前提与方法。

不论我们说是木工、医术,还是爱的艺术。任何一门艺术的实践都有某些共同的要求。首先,掌握一门艺术的要求是规矩。如果我不按规矩办事,那么可以说我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我做一件事的原由如果只是因为“我心情好”,那么可能我做得不坏,或者是一件让人快活的爱好消遣;但是,我绝对不能成为此领域中的行家里手。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实践某种艺术的时候要守规矩,而是要在一个人整个一生中都要有规矩。也许有人认为,对现代人来说没什么比学规矩更容易学的了。他不是每天都要以最守纪律的方式 在严格程式化的程序上工作八个小时吗?但是,事实是现代人在工作范围以外是最不愿意自我克制的了。要是他不工作的话,他懒散疲塌得不行,或者用一个好一点的话说,就是“休闲”。这种懒惰的期望是对生活格式化的一个反动。正是因为人们被迫每天花上八个小时来做那些由别人规定好了节奏与方式的工作,所以他才要反叛。反叛采取的方式就是婴儿似的自我放纵。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在反对极权主义的战斗中,他变得对所有的规矩、纪律都不再信任。对自己加之身上的理性纪律,跟对由外在的非理性权威所强加之于他身上的纪律一样地不信任。但是,要是没有这些纪律规矩,人生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漫无中心。

对掌握一门艺术来说,专心致志几乎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曾经努力学会一门工艺的人都深知这一点。但是,说到专心这种品质,它在我们文化中甚至比自我约束更加罕见。相反,我们的文化却把我们引向了一种不专心、涣散的生活模式,几乎还没有别的地方能与之比拟。你可以同时做很多事:读书、听收音机、谈话、吸烟、吃饭、喝酒等等。你是张着大口的消费者,想吞噬所有的东西——图片、饮料和知识。缺乏专心的能力明显地表现在无法自己独处的困难上。不谈话、不吸烟、不读书、不喝酒,就这么安静的坐着,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变得紧张、敏感、烦躁,手上或者嘴上必须做点什么事(吸烟是缺乏专心的一个表征;因为吸烟让手、嘴、眼睛和鼻子都不能闲着)。

第三个因素就是耐心。跟专心一样,任何曾经想去努力掌握一门艺术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你想取得什么成就的话,耐心是多么必要。如果一个人想追求快的结果,那么他就不要来学艺术。但是,对现代人来说,耐心和规矩、专心一样困难。我们当代的整个工业体系都是鼓励与耐心正相反的倾向:快。我们所有的机器都要设计得快:汽车与飞机要很快地将我们送到目的地——越快越好。一部在一半时间里就能生产同样数量产品的机器要好过原来那部慢的老机器两倍。当然,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些经济原因。但是,跟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人的价值也变得为经济价值所决定。对机器有好处的东西,对人也一定有好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现代人要是不能迅速地办事,他就会觉得失去了一些东西,如时间。但是,当他得到时间的时候,他又不知道拿这些时间去做什么,最后只能是消磨时光。

最后,学习任何一门艺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对掌握这门艺术投入最大的关注。如果这门艺术不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学徒就永远也不会学会它。他最多是个不错的业余爱好者,但永远也不会是一个行家里手。这个条件对爱的艺术来说,跟其他艺术一样,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跟其他艺术领域比起来,在爱的艺术中大师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数量比例好像更多偏向于业余爱好者这一方。也就是说,在爱的艺术中大师更少些。

学习一门艺术还有一个一般性的条件,我们也要谈谈这一点。一个人并不直接去学一门艺术,而是间接地去学。人们在学习一门艺术之前一定要学很多其他的东西,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东西。一个木工学徒在开始学木工之前要先学刨木头,学钢琴的学徒要先学音阶升降,一个想学习禅宗剑术的学徒要先做呼吸训练。如果有人想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他就必须献身其中,至少也要与之息息想通。这个人本身也就成了实践这门艺术的工具,要调整自己的功能以实现特殊的要求。关涉到爱的艺术方面,这就意味着:谁要是想成为这门艺术中的大师,他就将实践规矩、专心与耐心贯穿于自己生命的每个阶段。

按时起床,一天中抽出一定的时间去沉思、阅读、听音乐和散步;不要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活动中,如看神秘故事和电影;不要暴饮暴食等等,这些都是明显而基本的准则。但是,本质上规矩不应该是外部强加的实践,而应该成为一个人自身意愿的表达;实践这种行为让实践者感到高兴,要是一天没实践,他就会想念这种行为。

学会专心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学会独处:不读书、不听收音机、不吸烟也不喝酒。确实,能够焦躁精神也就意味着能够独处——这种独处的能力严格说来也是爱的能力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因为我不能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而依恋他人,那么他(或她)会是一个救命恩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会是爱。看似有点自相矛盾的是,独处的能力竟然是爱的能力的必要条件。任何曾经努力独处的人都会发现独处是多么困难。他开始会感到不安、烦躁,甚至感到严重的焦虑他倾向于将自己不愿意继续这种实践的愿望合理化:认为这种独处实践毫无价值,是愚蠢,是无聊,是浪费时间,等等,诸如此类的遁辞。他也会观察到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涌进了他的心灵,占领了他的头脑他发现他会思考以后的计划,一些不得不做的工作中的困难,晚上到哪儿去,某些东西的数目,等等想法都会塞进他的脑中——但就是不会让它空着做一些 简单的练习将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既不无精打采,也不呆板僵硬,闭上眼睛,尽力使眼前一片空白,尽力驱除所有干扰性的相像与念头,然后尽力跟上呼吸的节奏;不要想着呼吸,也不要有意控制呼吸,只是要跟着它——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它;进而努力对“我”有一个感觉;我=我自己,是我力量的中心,是我的世界的创造者。一个人至少应该在早上起床后做二十分钟这样的训练。每天晚上睡觉前也同样可以类似的练习。

除了这样一些训练以外,一个人还必须学会对他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集中注意力:听音乐、看书,跟人谈话以及看一部片子。要把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事当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必须毫无保留地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专心致志,那么他究竟在做什么根本就无关紧要。重要的事以及不重要的事都取得了一种新的现实维度,因为它们得到了全身心的关注。学会专心就是要尽可能避免琐屑轻浮的谈话。这样的谈话并不是真正的谈话。如果两个人谈论的是两个人都知道的一棵树的生长,或者是两个人刚刚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者是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经验;假如他们的谈话不是以一种抽象化的方式进行的,所有这些谈话都会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即使两个人所谈论的内容是政治或宗教,但仍可能是琐屑无聊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们谈论的是些陈词滥调,而且他们两人的心都没有放在他们谈论是些陈词滥调,而且他们两人的心都没有放在他们所谈论的事情上面。我还应补充一点,跟避免琐屑无聊的谈话一样重要的是要避免交到坏的朋友。所谓坏的朋友并不只是指那些品性不端、有破坏性的人。我们要远离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有毒害作用而且沉闷异常。我所谓的坏的朋友也指那些木讷呆板,肉体虽在、灵魂已死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和谈话是琐碎无聊的;他们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喋喋不休;他们用坚持成见来代替思考。但是,要永远避免同这一类型的人交朋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如果一个人不以他们所预期的同样的陈词滥调以及琐碎无聊来回应这些人的喋喋不休,而是以一种直率的、发自肺腑的方式回应这些人,那么有时候人们会发现这些人竟然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为对方这种不期然的举动所震惊,这种震惊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交往中的专心意味着我们应该首先学会倾听对方能力。大部分人听别人谈话、并给出建议的人没有真正地聆听。他们既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对方的谈话,也没有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所给出的答案。结果,谈话把两个人搞得都很疲倦。他们有一种错觉,认为假如他们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聆听对方的谈话,他们只会变得更累。但是情况恰好相反。任何活动,只要以一种专心致志的状态去做,只会使一个人更加的清醒(尽管事后会有自然的疲倦袭来,但这种疲倦也是有益的);而任何一个不尽心的活动都会把人整得昏昏欲睡——但真的到了晚上却又难以入眠。

当我正做某些事的时候,专心就意味着完全地生活在当下,就在现在和这儿,不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做。无疑,那些彼此相爱的人们应该认真地练习专心。他们应该学会亲近,而不是人们所通常做的那样以各种方式分手疏远。刚开始练习专心是比较困难;仿佛是永远也达不到目标。无须说,这里面暗含了耐心的必要性。如果一个不知道万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打算一蹴而就,那么这个人永远也不会学会专心——当然在爱的艺术中也是一样。要想获得什么是耐心的概念,一个需要去看看孩子是如何学会走路的。摔倒、再摔倒、接着摔倒,但一直在尝试,提高,直到有一天走路不再跌倒。如果一个成人能有一个孩子这样耐性和专心去做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那他会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啊!

一个变得对自己都不敏感的人是学不会专心致志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一个人应该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分析”自己,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说的是对一部机器敏感,那么解释这一点就没什么困难的了。举个例子,任何一个驾车的人对自己的汽车都是非常敏感的。甚至一个小的、不正常的噪音车主都是非常敏感的。甚至一个小的、不正常的噪音车主都能注意得到,发动机的加速器上的一个小的变化也一样注意得到。同样,车主对路面情况,以及前前后后的车辆也一样很敏感。但是,车主并不是在考虑这些因素;他们的心处在一种轻松的警戒状态,对他所集中精力关注的态势——安全驾驶——的所有相关变化都很清楚。

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敏感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母亲对婴儿的敏感与负责。她会在事态明显表现出来以前注意到孩子身体上的变化、要求与不安。她会因为孩子的哭声而惊醒,但其他更大的声音却不能惊醒她的美梦。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她对孩子生命的表达都特别的敏感;她并不焦躁或担心,而是处于一种警惕平衡的状态,能够对来自的孩子身上的有意义的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以同样 的方式一个人可以有针对自己的敏感。例如,一个人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疲惫或消沉,不会因为一些消极想法而不理会这些感受;他会问自己:“怎么了?我怎么会变得消沉呢?”当你狂怒、趋向于做白日梦或其他逃避现实的举动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在上述的每一个例子中,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些现象,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遁词来将这些感受合理化。对我们内心的声音保持开放,这些声音几乎立即就会告诉我们焦虑、消沉以及狂怒的原因。

普通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敏感的;他注意身体的变化,甚至是微小的痛苦他也注意得到。身体的敏感性相对容易体验到,因为他们很容易就知道身体的正常状态是什么。但是,人的心理精神过程的敏感性就是比较难心体验了,因为人们并不知道一个处在精神最佳状态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将父母、亲戚或者他们生于其中的社会团体的心理机能视为规范,只要他们跟这些人没什么大的不同,他们就感到自己很正常,也就没有观察自己精神的兴趣了。有许多人从未见过爱的人、完整的人、有勇气的人或者是专心的人。很明显,为了想对自己有感觉,一个人必须有一幅关于健康、完整的人之机能的图画——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那种机会的话,他怎样取得那样的经历体验呢?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却指出了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传授知识,但我们正在丢掉对人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那种只能通过成熟的人、有爱的人的在场才能言传身教的知识。在我们文化的早些时候,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人就是那些拥有杰出精神品质的人。因而这些教师并不仅仅,或不首先是知识的源泉,他的功能是传播某些人类精神态度。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人们尊敬和效法的对象,惟独这些拥有杰出精神品质的导师除外。在公众眼中,那些效法尊崇的对象给了他们一种替代性满足的感觉。电影明星、无线电播报员、专栏作家、商界或政界的大腕——所有这些人都是效法的楷模。他们承担这种功能的惟一资格就是他们成功地制造新闻。但是,看上去形势并不是完全无望。如果人们考虑到像阿尔贝特·施韦策尔这一类型的人在美国能够如此让我们的年轻人熟悉那些活着的或者故去的伟大人物,这些人而不是那些明星向我们表明作为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究竟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想一下所有时代以来伟大的文学作品以及艺术作品;我们还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关于完美的人的形象,因而也能够对自身的障碍有所察觉。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保持一个活生生的成熟生命的形象,那么我们确实就会有文化传统崩溃的可能性。这种传统首先并不是依赖于某些种类的知识的传承,而是依赖于某些种类的人类精神的传承。如果后代再也看不到这些人类品质的话,即使人类的知识照样传承发展,5000年历史的文化也将就此毁掉。

我们已经探讨了那些对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必需的要求。现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针对爱的能力的有特殊意义的特定要求。根据前面我们对爱的本性所做的分析,取得爱的主要条件就是克服自恋。由于自恋倾向,一个人只把那些存在于他自身的东西认为是实在的;外部世界的现象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实在性的,这些外部现象只有对他们是有利还是危险的意义。跟自恋相对立的一极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一种可以客观地看待人和事,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能够将事物的客观图像跟由一个人的欲望和恐惧所造成的主观图像区别开来。所有类型的精神疾病都表现了极端缺乏客观的能力。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存在于他身上的惟一实在就是他自己的恐惧和欲望。这种人将外部世界看作他自己内在世界的象征,看作他本人的造物。当我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在梦境中,我们制造情节,上演戏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愿望与恐惧的表达(尽管有时候也是我们洞见与判断的表达);当我们还在睡梦中时,我们还确信梦境的产物跟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对现实事物的感知一样地真实。

精神病患者以及做梦者对外部世界完全不能有一个客观的观点;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点精神病,多多少少有点爱做白日梦;我们所有的人对外部世界都有一个不是那么客观的看法,这些看法与观点为我们自恋倾向所扭曲。

在人际关系中。不那么极端——或者仅仅不是那么明显的扭曲是家常便饭。有多少父母感觉自己孩子的反应是顺从、能给父母以欢乐、信任父母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对孩子自己的感觉则没有什么印象或不加注意。还有多少丈夫认为自己的妻子专横跋扈?因为这些丈夫自己对母亲的依恋导致他们把什么命令都解释为对他们自由的限制。有多少妻子把自己的丈夫看作是无能和愚蠢?因为她的丈夫没有达到她在童年时就建立起来的一个闪光骑士形象这样一个虚幻的标准。

要是在国际关系中缺乏客观性,那么其结果就会使自己的名声变得臭名昭著。一天天过去了,别国越来越被认为是堕落与邪恶,而自己的国家则是所有善与高贵的化身。对手的每一个行为都由琴标准判定——对自己则使用双重标准。敌人所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被认为是一个罪恶的信号,敌人准备拿来欺骗我们以及整个世界。而我们自己的恶行则为我们所谓的善的目标所辩解,认为为了一个好的目的这些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国家间的关系,跟考察人际关系一样,我们就会发现:到客观性只能是个例外,而或多或少的扭曲却是常规。

客观思考的官能是理性;理性后面的情感态度是谦恭。只有一个人从自己孩提时代所怀有的全知全能梦想中解脱出来,只有当他取得了一种真正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他才可能客观,才可能使用自己的理性。

联系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爱之艺术实践的讨论,这就意味着:爱取决于自恋的相对消除,爱要求谦卑、客观性以及理性的发展。一个人应该终身投入到这个目标中去。谦卑与客观性是不可分的,正如爱与客观性之不可分。谦卑与客观性是不可分的,正如爱与客观性之不可分。如果我对一个路人做不到客观,那么我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对我自己的家庭的客观;反之亦然。如果我想学习爱的艺术,我就必须在每一个场合追求客观性,经常反省我没能保持客观的情况。我必须努力看出我对一个人的印象(经过自恋的曲解)与跟我的兴趣、需要以及恐惧无关的他的实际存在之间的区别。取得客观与理性的能力就是通往取得爱的艺术的成功之路的一半。但你必须对所有跟你相关的人都做到客观与理性。如果有些人只想对自己所爱的人保持客观的态度,而对世界上其他的人听任自恋的扭曲;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结果是他在两方而都没能达到客观的态度。

爱的能力依赖于一个人脱离自恋的能力;依赖于脱离对母亲、氏族的不正常固恋的能力;依赖于在我们跟自己以及外界关系中成长、发展出创造性倾向的能力。脱离的过程、出生的过程以及觉醒的过程都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信念。爱的艺术的实践要求信念的实践。

信念是什么?信念是否一定就是信仰上帝或信仰其他宗教教义?信念是否必定要跟理性和理性思考相反或脱离呢?甚至只要你一开始想了解信念问题,你就必须区分理性信念与非理性信念。所谓非理性信念指的是建立在对非理性权威的屈从基础上的信仰(可以对人的信仰,也可以是对观念的信仰)。与此相反,所谓理性信念指的是根植于自己的思考经验或感觉经验的确信。理性信念首先不是对某些事的信仰,而是我们的自信所拥有的确定性和坚定性。信念是贯穿整个人格的性格特征,而不是一个特定信仰。

理性信念植根于创造性的理智和感情活动中。在人们认为根本就没有信念的位置的理性思考中,其实理性信念就是重要的构成成分。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创造性思想都开始于一个我们称之为“理性洞见”的东西。“理性洞见”本身是先前反复思考研究的结果,是反思和观察的结果。当科学家成功地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数据或是计算出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他的原始想法是有道理的,他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试验性的假说。为也弄清楚这个假说的含义,我们就得对这个假说进行自己的分析,搜集大量的数据,以便能够得出一个更为严密的假说;最后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解释范围更广的理论,同样也可以达到一个结论。

从合理洞见的观念通向理论的完整阐述的每一步上,信念都是必要的:直到人们就这个理论的有效性达成共识为止,至少好几个阶段也要信念的维持才能坚持到底:把洞见当作合理有效的目标来追求的信念;把假说看作合情合理的命题的信念;对最终理论的信念等。这种信念是植根于一个人自己的经验,植根于对自己的思考能力、观察能力以及判断能力的自信。非理性从之所以将五事情作为真实的来接受,是因为权威或多数人这么说;理性信念则是植根于建立在创造性观察和思考基础之上的独立自信,而不管多数人的观点是什么。

思想和判断并不是理性信念表现的惟一的经验领域。在人类关系领域,信念也是所有重要友谊或爱的不可分割的品质。在人类关系领域,信念也是所有重要友谊或爱的不可分割的品质。对一个人“有信心”意味着我们认为他的基本态度、他人格的核心和他的爱是可靠的、不能动摇的。但是,我并不是说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是说他的基本动机是保持不变的;例如对生命与人类尊严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是不会改变的。

同样我们对自己也有信心。我们意识到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意识到我们的人格中有一个核心存在。这个核心是无法改变的;不管外界的环境怎样变化,不管观点和感情怎样改变,这个核心都会贯穿我们整个一生。这个核心就是“我”字后面的实在,我对我们自己认同的自信就是以此为基础的。除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观念有信心,否则我们就会感到我们的认同感受到威胁,我们就得依赖他人,用他们的承诺构成我们认同感基础。只有那些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才会对别人有信心,因为只有他能确定今日之我与明日之我相同,并进而确定他将跟现在所期待的一样感觉与行动。一个人身上的信念是我们许诺能力的前提,因为,正如尼采所说的:人可以用他能做出许诺来界定;信念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之一。对爱来说,是对自己的爱有信心;对自己能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有信心,对这种爱的可靠有信心。

对人有信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潜力有信心。这种信念存在的最基本形式就是母亲对新生儿的信心:孩子能活下来、能长大、会走路、能说话。但是,孩子在这方面的发展是如此具有规律性以致于怀有这样的期望几乎不需要什么信念。上述这些潜力跟下列这些可能发展不出来的潜力是大不相同的:孩子爱的潜力,幸福的潜力,运用理性的潜力,以及一些更为特殊的潜力,如艺术天赋。这些潜力都是一些种子:给它们的发展以合适的条件,它们就会成长、表现;缺乏这些条件它们就会窒息、枯萎。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那些对孩子的成长有重大影响的人要对孩子具有这些潜力有信心。这种信念的存在使教育与操纵之间大为不同。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实现他的潜能。教育的反面是操纵。操纵是建立在对孩子潜力发展缺乏信心的基础之上的。还有一个基础是认为,只有成人给孩子灌输何谓可欲、何谓不可欲并要求孩子做到令行禁止,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做到行为正确。对机器人无需信心,因为机器人本无生命。

对他人有信心的顶点就是对整个人类有信心。在就像对孩子的信心一样,这个信念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人类的潜力只要给出适宜的条件,人类就能够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正义与爱的原则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人类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所以坚信人类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信心与信念。但是,跟所有理性信念一样,这也不只是一个良好愿望;它建立在过去人类所取得成就的基本上,建立在每个人内在经验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每个人自己对理性与爱的独特体验上面。

非理性信念植根于对一个全知全能、压倒性的力量的屈从,植根于对个人力量的放弃。而理性信念的基础正好与之相反。对一个思想有信心是因为它是我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们对他人的潜力、我们自己的潜力以及整个人类的潜力有信心,是因为我们体验到了我们自己潜力的生长、创造的实在性以及理性与爱的力量。也只是在我们自己体验的程度上来说,我们有信心。理性信念的基础是创造性;带着信念生活就意味着创造性生活。由此得出结论说,对权力的信仰与使用是信念的反面。对现存力量的信仰就等于对尚未实现的潜力发展的不信任。这是一种只以已经展现出来的现实为基础的预言;结果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极端的非理性的结论;因为它明显忽视了人类的潜力和发展。信仰权力并没有任何理性可言。有对权力的屈从;而对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来说,只有保持权力的愿望。对许多人来说,权力好像是最现实、最实在的东西,但是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权力是所有成就中最不稳固的东西。正因为信念与权力相互排斥的事实,所以,任何最初建立在理性信念基础上的宗教、政治制度,只要它们依靠权力或跟权力联姻,那么其结果只能是腐化、并最终失去它曾拥有的力量。

有信心就要求有勇气,能够承担风险,甚至准备接受痛苦与失望。任何坚持把安全和保险看作生命的最高条件的人都不会有信念;任何人如果相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防卫体系中,用距离与财产作为保卫自己安全的手段,那么就无异于将自己弄成一个囚犯。被爱与爱人都需要勇气,判断某些价值作为最终关切的勇气——跨越障碍,为这些价值宁可丧失一切。

这种勇气是虚无主义的勇气。它的根源在于对生命的破坏性态度,在于一个人想丢弃生活,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去爱生命。绝望的勇气跟爱的勇气正相反;正如对权力的信念跟对爱的信念正相反一样。

怎么样才能实践勇气和信念呢?确实,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实践信念。带着信念抚育小孩,带着信念入睡,带着信念开始工作。但是,我们对这类的信念太习以为常2了。如果有人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他就会对自己的孩子焦虑不安,就会失眠或者根本就无法做创造性工作。或者是多疑,无法跟人亲近,抑郁,无法做长久计划。即使公共舆论或无法预料的事实会证明原来对一个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而你依然坚持你的判断;即使你的一些想法不受欢迎,你仍坚守这些看法——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信念与勇气。将生命中的困难、挫折与悲痛看作是能够克服的挑战——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将这些看作本不应发生的不义惩罚——也同样需要信念与勇气。

信念与勇气的实践开始于日常生活的小事。第一步是注意自己是在哪我、什么时间失去了信念,看穿那些将失去信念合理化的各种伎俩,承认在哪儿懦弱地行事,以及反省自己又是如何将之合理化的。要承认背叛信念是将我们变得虚弱,以及虚弱又促成了我们的背叛,如此循环,成了一个怪圈。一个人也会承认:一个有意识害怕自己不被人爱,实际上,他是经常无意识地害怕去爱别人。爱就意味着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出去,怀着我们的爱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必将产生同样的爱的信念。爱是一种信念的行为,缺少信念的人同样缺少爱。关于爱的实践我们还能再说点什么呢?有些人可以。如果我是一个诗人或教士,我或许会试试。既然我两样都不是,我也就不会多说什么了。但是,任何关心信念实践的人都可以从小孩学走路当中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有一种态度,跟爱的艺术的实践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早就含蓄地提到过,但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讨论它了。积极性,这种态度对爱的实践来说也是基本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积极并不是“做什么事”,而是一种内在的活动,是一个人力量的创造性使用。爱是一种积极性;如果我爱,我就会处在一种对我所爱的人的一种持久关注当中;但关注的又并非仅仅是那个他。如果我很懒,如果我不是持久地处在清醒、警觉和积极当中,我就会变得没有能力去跟我爱的人发生联系。对不积极来说,睡觉是惟一适合的状态;在积极的状态下,没有懒惰的地盘。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状态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清醒的时候,他们也是半睡的;他们睡着的时候,或是想睡觉的时候,他们却是半醒着的。完全清醒是不厌烦或不讨人烦的条件之一;而不厌烦或不讨人烦是爱的主要条件。在思想,感情中积极向上,耳聪目明,整天活灵活现,避免内在的懒惰,善于接受友好建议,充实、平和地度过时光;所有这些都是爱的艺术的实践不可分割的条件。相信一个人可以在爱的领域有创造性而在其他领域没有创造性,这其实是个幻想。创造性不允许这样的劳动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一个强烈、清醒、昂扬的生命力等状态;这些状态只能是生命中其他领域的创造性、积极性倾向的结果。一个在其他领域没有创造性,在爱的领域也不会有创造性。

对爱的艺术的探讨不应只限制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如何取得并发展爱的品质与态度的个人领域。而这些品质与态度跟社会领域是无法脱离关系的。如果爱是对所有人的爱的态度,如果爱是一种品质特点;那么爱就不仅存在于跟家庭与朋友的关系当中,也一样会存在于工作关系、商业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中。在爱自己所爱的人与爱陌生人之间没有“劳动分工”。相反,后者的存在是前者存在的前提。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一观点,就意味着在社会关系方面会使传统发生巨大的改变。尽管人们对宗教上“爱邻如己”的理想说了不少好听的应酬话,但事实上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公平原则支配的。公平意味着在商品与服务交换中不许使用欺诈,在感情交换中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在特质领域还是在爱的领域,“半斤八两”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准则。甚至可以说,公平伦理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伦理贡献。

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当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货物的交换是由直接的暴力、传统、爱或友谊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当中,决定一切的因素是市场交换。不管是在商品市场、劳力市场还是服务市场,每个人都要在市场条件下无欺诈、无暴力地交换:卖出自己的所有,以期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提出。如果我们的整个社会、经济组织是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由个人主义原则所统治并为公平原则所调节,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个如何能够既做买卖,在现在的框架中行事,又能够实践爱呢?

我确信,爱与“正常”生活的绝对不相容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才是正确的。支持资本主义原则与爱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但是现实社会具体来说是一个复杂现象。例如,一个拥有没用商品的卖主,如果不撒谎就不能履行他的经济功能;但一个熟练的工人、一个化学家、一个物理学家则可以不撒谎。类似的,一个农场主、一个工人、一个教师,各样的商人却能够既实践爱又不放弃经济职能。即使一个人承认爱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原则是不相容的,这个人也必须承认是一个复杂的、而且处在变化中的结构。这个结构允许一定的 个别现象以及个人态度的存在。

在目前的体系下,能够爱的人必定是例外;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爱必定是一个边缘现象。并不是说许多职业不允许爱的态度,而是说以生产为中心、追求商品的社会精神就是那样——只有一个随波逐流者才能成功地捍卫自己。一个严肃地关切爱,并把受看作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惟一答案的人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爱要变成一个社会性的,而不是高度个人化的边缘现象,那么社会结构就一定要发生重要的、根本的转变。我们的社会是由管理官僚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推动运转的;人们是由大众建议激发的,他们的目标就是生产的越来越多,消费的越来越多;而生产与消费也成了目标本身。所有行动都服从于经济目标,手段成了目的;人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吃得好,穿得好,对什么是人类的特定品质与功能缺少终极的关怀。如果人能够去爱,人就必须被放在最高的位置上。经济机器必须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经济机器服务。人类必须分享经验,分享工作,而不是最多分享一下利润。社会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爱的本性跟人的社会存在不是分离的,而是结为一体。如果我前面所说的爱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惟一健全而满意的回答,那么从长久来看,任何排斥爱的发展的社会都将因与人类本性的必然性相冲突而灭亡。确实,说爱并不是“说教”,原因很简单:谈爱实际上就是在谈每一个人的终极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被掩盖了,但不等于说这种需要不存在。分析爱的本质就是发现它在当今社会的匮乏,以及批评应为此事负责的社会条件。相信爱可以作为一个社会性现象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个例外的个人性的现象,是一个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洞察之上的理性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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