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9.0分
读书笔记 第一篇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
思无邪

1、民族问题。永嘉南渡,中州胜流尽赴江左,而北方广大地区则为胡人所占,民族问题是这一时期的大问题。

(1)首先表现在胡汉分治的问题上。胡人务兵战、汉人务耕织,直到北魏均田制、西魏府兵制的建立,北方的民族才得以解决。民族问题一解决,北方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得以发挥,遂有隋文帝代北周后挥戈南下,中国才重新得以统一。

(2)再次表现在少数民族的汉化与逆流。五胡高层的汉文化水平颇高,少数民族便部落为编户、仿效汉人政府组织结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易胡服、变姓名、通婚姻、禁北语,以门第取士,再到北周宇文氏仿照周礼建立政权组织,少数民族汉化成为一种时代主流。期间也有逆流,代表事件是崔浩之死,崔浩想要借鲜卑之力建立一种门第与才能相结合的理想政治,结果将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排除在外,因此遭戮。

2、迁徙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型的人口迁徙:一是东晋永嘉南渡;二是唐朝安史之乱;三是宋朝靖康之耻,经济中心遂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东晋南渡,对于南朝政权形态有着极大影响。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其中宋依靠长江下游京口的楚子集团,而齐、梁则凭借长江上游的襄阳雍州的武力),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3、思想文化问题

(1)士族门第之清谈,启自郭泰,成于阮籍。盖因政治环境恶化,士人不愿委身于当时政权,故用清谈以避祸。后人称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源在于上层生活的腐化堕落而不能纯粹归于清谈,就像秦亡根源在于暴政、不体恤民力,而不能归因于郡县。

(2)天师道。天师道影响到政治高层导致叛乱,最典型便是西晋八国之乱时的赵王伦。东晋时孙恩、卢循的叛乱也是天师道的活动。

(3)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方面乱世人民精神无所寄托遂转为宗教,一方面是佛教与中国儒道理念的相融合,从小乘转向大乘再转向禅宗。此外,佛教传入还导致了文人对于自身语音系统的反思,从而提出了“四声八病”的主张,这对于后世诗文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篇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

(一)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亲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儒家亲族服麻的是儒家的名教。之所以重孝,是因为根据儒家的教义,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所谓“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也。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孝于亲才能忠于君。因此,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就成了儒家亲族人物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两汉的征辟制度下,以仁孝礼让著称于乡里,是人仕的途径。取士与仁孝礼让或者说与德的结合,遂使名教成为豪族屡世必须奉行的圭臬与赖以自豪的门第的标志。豪族往往就是儒门。

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与晋不同。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儒家豪族尚奢侈,曹操尚节俭,只是曹操与儒家豪族对立的一个侧面。曹操求贤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这是明白宣示儒家豪族自来所遨奉的金科玉律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汉征辟制度的标准儒教已经完全破产,不可依据。“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二)司马氏的夺权斗争

司马氏所以能够夺取到曹氏的政权,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司马弒的坚忍阴毒,远非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士所能比。《世说新语·尤悔类》写到东晋王导、温桥往见明帝,明帝问温娇”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胨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髙贵乡公事。(刘注云:宣王创业诛曹爽、任蒋济之流者是也。)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二是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

三是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与曹氏相同,本属曹氏一党,但后来却改变政治立场,站到司马氏一边。

(三)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西晋统治者标榜僑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九品中正制)。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髙,崇尚节儉的时期也过去了。司马晋与曹魏的统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统治者社会阶级的不同。

(四)附论吴、蜀

吴、蜀两国统治者的阶级性不同。蜀汉与曹魏固然是死敌,但曹操出身于寒族,以法术为治。刘备虽自云汉朝的宗室,可是渊源既远,又不能记其世代之数,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以故蜀汉与曹魏施政之道正复相同。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吴国的情势则大大不然,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故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以故孙吴与西晋施政之道又有类似之处。吴之晚世,“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与魏、蜀的施政之道不同,而与西晋的拖政之道近似。孙吴豪族”牛羊掩原陽,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与曹魏的尚节俭不同,而与西晋亲族”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奢侈之费,盛于天灾近似。究其原因,便在孙吴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与魏、蜀不同,而与西晋相同。

第二篇 罢州郡武备与封建制度

(一)从州郡领兵到罢州郡兵

州郡领兵与罢兵,在魏末晋初,与封建制度的实行与否,关系密切。魏末晋初之所以实行州郡领兵,是因为五等之制未复。后来,晋武帝分封诸王,州郡领兵的制度便失去了依据。只是因为孙吴未平,才暂时保留。

(二)分封诸王

太康元年平吴后,晋武帝罢去州郡兵,州郡只有武吏,而封国的军队仍存。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山涛死前,封建制度已经实行。他说为国者不可以忘战,州郡不宜去兵,是看到了诸王一旦发动战争,朝廷将无法控制。

第三篇 清谈误国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

“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并非真有什么“竹林”。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

“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政治上积极反抗司马氏;思想上主张老庄之自然(即避世),违反周孔之名教。司马氏杀嵇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正是不仕不孝、违反名教。

阮籍不似嵇康积极反晋,而出之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司马氏委蛇,遂得苟全性命。(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阮籍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刘伶,《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则刘伶亦不过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巳。这与阮籍的苟全性命,同是老庄自然之旨。

阮咸,“尚道弃事”,“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

山涛,原是司马氏的姻戚。其人虽曾”好老庄,与嵇康善”,但后来终于依附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之业。

王戎、王衍既与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为同族,王戎父王浑、王衍父王乂又都是司马氏的党羽,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己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一面侈谈名教与自然相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第四篇 西晋末年的天师道活动

(一)赵王伦废立

西晋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为赵王司马伦。赵王伦的谋士为孙秀,大将为张林。此三人都是天师道(五斗米道)中人。

(二)东莱刘伯根、王弥起兵

(三)张昌起兵

(四)李特起兵

第五篇 徙戎问题

《晋书》九七《北狄传·匈奴传》略云“郭钦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渚郡皆为戎居,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郭钦的话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魏初人寡,所以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即戎狄内徙问题,自汉已然。这有政策的、天灾的、战争的原因。

二是宜乘平吴之威,出北地、西河等郡之戎,邓艾已经做过;

三是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犯了死罪的人并迁徙三河三魏现有士家四万户以充实北地、西河等郡,曹魏也已做过。

然而戌狄内迁,有政策、战争、天灾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迁居内地的戎狄,与汉人错居,接受汉化,为日巳久。再要强迫他们回到本土上去,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会促成变乱。取足夷虏,只是招致“戎狄乱华”的原因之一。直接引起“戎狄乱华”的,还是由罢州郡武备、封建诸王而酴成的八王之乱。

第六篇 五胡种族问题

(一)五胡次序

就建国先后而言,是一胡(匈奴),二羝,三鲜卑,四氐,五羌。“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十六国”又非全是五胡所建。如成国为赛人所建,北燕、西凉为汉人所建。五胡所建国家,也非都列入十六国之中,如鲜卑人建立的西燕。十六国之名来源于崔鸿的《十六国舂秋》。他所记十六国有他自己的标准,取其“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非必与五胡联系。

(二)羯族

根据《魏书》的说法,羯胡是匈奴的别部。

(三)氐族

氐族自成为一个种族,既不与汉人同,亦不与羌人同。伹深受羌、汉影吶,特别是汉人的影响。从语言、生产、习俗来看,氐族与西南夷族南诏之先六诏,实同出一源。

(四)鲜卑(释黄须鲜卑奴与白虏)

鲜卑在东汉植石槐之时,有东、中、西三部。辽东鲜卑有匈奴余种十余万落之多,西部鲜卑杂有大胡、丁令、西羌等,本匈奴统治下的鲜卑及其杂类。鲜卑一词包含胡人的种类正不知有多少。

在胡人种族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需要注意的现象。一是血统关系的变化。胡人部落组织以血统为要素,然因时代的推移,经济、社会阶层的转变,血统决非单纯。在一切胡人部落中有本部,本部中又有同姓。部落地位的高低,主要依据强弱、亲疏与兼并的先后来区别。在各部中居于主要地位的部落,为主要部落。与主要部落关系愈疏远的部落,地位也就愈低。不过,地位低的部落因为亲幸或技巧关系,也可以提离地位,甚至被看作主部人,不是一直保持它的低层部落性不动。这不论血统有无不同。如北魏宗室十姓中的胡氏(纥骨氏改)、八叔孙氏(乙旃氏改),即出离车(丁令)族。

二是地区关系的成立。一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后来就把某地居民一律说是某族人。魏晋之时,今内蒙、河北、辽宁一带因为有乌桓人居住过,便称呼这一带居民为乌桓人。匈奴以后,东至辽河流域,西接乌孙,因为有鲜卑人居住过,便称呼这一广阔地带的居民为鲜卑人。这与俄人因为契丹人曾居河北,而称呼河北居民为契丹人,是一样的,固不问其地有无别的民族。由此可以解释“黄须鲜卑奴”和”白虏”的问题。

(五)卢水胡

第七篇 胡族的汉化及胡汉分治

(一)胡族的汉化

在文化方面,胡族上层的文化都很高。

匈奴,刘渊、刘和、刘宣、刘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好学,都喜读经史。刘渊、刘宣且曾拜汉人崔游、孙炎为师。刘聪不仅善书法,而且善诗文,所作《述怀诗》达百余篇之多。由此可见这些人汉文化程度之高。刘渊以他的汉文化程度,在起兵之后,冒充汉后,以相号召。

羯族汉文化水平较之匈奴要低一些,石勒的汉文化水平较之其子石弘又要低一些,但羯族上层也正在接受汉化。

鲜卑慕容氏。慕容銑是前燕的奠基者,慕容儁是前燕的建立者,慕容德是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宝是后燕建立者慕容垂的太子。他们都能博览群书,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们建立的国家,比匈奴、羯人所建国家,汉化色彩更浓。

氐族,苻融、苻坚、苻登。氐人不仅学儒,而且学玄,有的有经济大志,有的风流迈于一时,汉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前秦政策较之前燕又有发展。这与氐人汉文化水平之高有密切的关系。

羌族,将晋时羌人与东汉解仇结盟时代的羌人比较,就知晋时羌人有很大的进步。芜人上层如姚襄、姚兴、姚泓,汉文化水平可与氐人苻氏相伯仲。后秦姚兴重视文化事业且过于前秦。

卢水胡,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汉化程度很深。

胡族的汉化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上。由部落变成编户,是胡族社会组织上的一个进化,这正是与汉人接近,接受汉化的结果。

(二)胡汉分治

胡汉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胡族的汉化先后不同,一个胡族即使汉化程度很深,也很难完全消除与汉人之间的隔阂,消除华夷或夷夏之防。

胡族统治者实行胡汉分治,是一个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应该说最早出现于匈奴族建立的汉国前赵中。直到清朝,尚有其遗迹。

胡与汉、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说,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就叫胡汉分治。

第八篇 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

(一)人口流动的三个方向——东北、西北与南方

自八王之乱爆发,人口便已幵始流动北方,而人民的大规模流动,是从刘渊起兵开始的。别是在晋怀帝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之后。本节所要叙述的是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人民的流动。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

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慕容麂从流人中大批起用中州士人为谋主、股肱,对前燕的建国与推行魏晋屯田旧法以及东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前燕部落解散早,比前、后赵进步,也与此有关。

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的領域。他们对五凉政权的建立、河西胡族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

一、避难至长江下游的流人

1、上层阶级。东晋是在北方士族和江东名宗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州士族逃命江左,寄人国土,喘息稍定,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其地点值得注意。北来上层社会阶级虽在建业首都作政治活动,然而殖产兴利,进行经济的开发,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地域。故此一带区域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上层阶级的领袖王谢诸家,之所以需要到会稽、临海之间来求田问舍,是因为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带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郡,都是吴人势力强盛的地方,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的会稽郡,转而东进,求经济之发展。

2、中层阶级或次等士族。此等人多来自江淮以北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的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但在政治文化上不占高等地位。他们既不能亦不必居住在长江南岸新立的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又不便或不易插人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的吴郡治所及其近旁。而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却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且又在长江南岸较为安全的地方居住下来。地广人稀的京口晋屐近旁一带,恰中其选。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换言之,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的霸业的,都是此集团的子孙。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的将领,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原籍为东诲郡兰陵县。三人先后称帝,表示晋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3、下层阶级。此等人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较大的地域。他们人数既少,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又很低下,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集团,不敢与当地吴人相抗衡。其后逐渐同化于土著的吴人,即与吴人通婚姻,口语为吴语。此等人可以陈朝皇室及王敬则家为代表。

二、南来北人至长江上游的路线及其居住区域

1、原来居住在南阳及新野的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他们向南移动自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可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这不仅是因为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比较安全,而且是因为江陵为当日长江上游的政治中心,为占有政治上地位的人群所乐居。北人南来之上层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后期渐次著称。梁元帝迁都江陵,为此集团最盛的时代。然而西魏灭梁,此种士族与遭遇侯景之乱,自建业逃到江陵之士族同为俘虏,随征服者北迁。北方上层士族南渡之局遂因此告一结束。

2、迁至襄阳雍州的原来住在南阳和新野地区的次等士族及雍、秦流民。永嘉之乱以来,居于南阳及新野地域的次等士族与上等士族同时南徙,但次等士族多止于襄阳雍州一带。他们有武力,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的南来北人之有武力者正同。如果说宋武帝刘裕的兴起靠了京口北府集团的武力,则梁武帝萧衍的兴起,却靠了襄阳集团的武力。

以上东北、西北、南渡三线,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

(二)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徙民与人民的屯聚问题

永嘉之乱以来,胡族统治者往往将其武力所到地域的各族居民,迁往政治中心地带,以便控制并役使。而当这个胡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者灭亡的时候,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这一往一返,影响极大。离乡背井,流离道路,生产无法进行。但各个种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却多了,这也可说是一种报偿。

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说是体小人少(对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即《说文》所谓小障是也。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那时北方城巿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北朝则以业与坞为重要;南朝“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者多,北朝则重同姓,重宗法,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组织的不同,经济生活的不同。

第九篇 东晋与江南士族之结合

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庐江陈敏曾乘中州之乱,据有江东,但基业未定便告败亡,未能如孙氏的创业垂统,原因在于既非文化世家,又非武力豪族,江东名宗大族不愿和他合作。而东汉末年孙氏一门约相当于义兴武力豪宗周氏的地位,孙坚、策、权父子兄弟声望才智又远过于陈敏。对于江东豪宗来说,他们宁可拥护与自己阶级出身、思想信仰(儒家名教)相同的司马氏立国于孙吴旧境,而不愿看到陈敏这种令史、顽冗、下才在孙吴旧境称王。

第十篇 孙恩、卢循之乱

晋代天师道(五斗米道)传播于世胄高门,本为隐伏的势力,若渐染及于皇族,则政治上立即发生巨变。西晋赵王司马伦的废惠帝而自立,是其一例,前已证明。东晋孙恩之乱,其主因亦由于皇室中心人物早成了天师道的信徒。

第十一篇 楚子集团与江左政权的转移

东晋是在南来的北方士族和江东本地士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方士族和江东一等士族,都是文化高门。东晋之初,从王敦与苏峻的叛乱中可以看高门缺乏将领。东晋将领之职后来落到了流人中武力的中层阶级楚人之手。刘裕为晋陵丹徒京口的楚人,出身于北府集团。

东晋政权的转移,应追溯到孙恩、卢循之乱。桓玄即乘孙、卢之乱,起兵于荆州,并一度夺到东晋政权。刘裕率京口楚子集团讨伐桓玄,桓玄失败,刘裕又率京口楚子集团平定了孙、卢之乱,从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南齐萧道成所依恃的武力,反映了一个变化由京口楚子集团左右时局的时代,行将成为过去。晋陵武进楚人萧衍起兵于雍州。萧衍所依靠的是雍州的武力。雍州武力主要是由甚为粗武的秦、雍流人所组成。到梁末,永嘉南渡北人中有武力的豪族子孙与文化高门的士大夫一样,“肤脆骨柔”,丧失了原来善战的能力。将才乃不得不让位于新来的北方降人。

第十二篇 梁陈时期士族的没落与南方蛮族的兴起

(一)梁建业、江陵两大士族集团的灭亡

南朝至梁亡已告一段落。梁末国土已蹙,扬子江北部都已丧失。梁的失败,也就是南朝的失败。陈亡不过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梁武帝时期虽然号为极盛。然人力、物力都有败亡的情势。这当追根于梁武帝的政策。“天下户口减落”,原因即在州郡“惟以应赴征敛为事”。“天下守宰尚贪残”,原因即在“风俗侈靡”。前者反映了人民的贫困,后者反映了士族的贪婪腐朽。这是由梁武帝宽纵士族权贵,政刑谬乱造成。贺琛所说的四事,表明梁时统治阶级已经走上败亡之路。

梁时士族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无论是建业集团还是江陵集团,都腐朽了。建业士族集团,是在侯景之乱的时候被消灭的。西魏攻陷江陵,江陵这支士族也被消灭了。

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之后,于梁末被全部消灭。陈为南朝的尾声,且社会有重大的变化。此即南方土著豪酋的兴起。陈为北人低门与南方蛮族相结合所建立的朝代。

南朝商业城市发达,士族喜居都邑,特别是集中于建业和江陵,都邑一被攻破,士族也就被摧毁。北方宗族与农业土地有关系,不在都市,所以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下去。这影响到隋唐以后的历史。

(二)陈与南方蛮族

陈时,楚人的武力已经消失。为镇压变乱,陈朝起用应时而起的南朝土著。南朝末期,政治势力复转人土著之手,楚子的天下变成了南方土著的天下。

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南方土豪洞主乘侯景之乱兴起,大致不出两种方式:一为率兵人援建业,因而坐拥大兵,二为晡聚徒众,乘着州郡主将率兵勤王的机会,以依法形式或强迫取代其位。继梁朝而起的陈朝,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第十三篇 南朝官制的变迁与社会阶级转变的关系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是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很难把大权都抓到自己手上。

六朝到刘裕为皇帝,阶级巳起变化,楚子代替世族做了皇帝。但九品中正制度还存在,贵族、髙门谁都不想去做职位低的官吏,皇帝也不可能把他们从高级职位上都驱逐出去。于是皇帝便从机构上想办法。国家机构在古代,是保证君主专制的工具,如何设置,如何利用,权力都操于皇帝。―般说在南朝,高门仍做大官,寒族做小官。但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权却在小官手中。

第十四篇 南北对立形势分析

(一)北强南弱之形势

南北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古代人口为经济的极重要的因素,男以耕作,女以纺织。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口比北方要少得多。古代以耕织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人口的优胜也就是经济的优胜。在军事上,北朝亦胜于南朝。南北军事的分别,为胡汉之别。北宋吕颐浩尝论金兵除有骑射的习惯外,且组织严密,斥候运用灵活,非宋兵所能及。古代少数民族的军队往往都有这个特点。北朝军事胜于南朝,可用组织之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三语来概括。

(二)北朝不能过早统一南北的原因(附淝水之战〉

北朝之所以不能一举并吞南朝,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胡人又不及被统治者胡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数不同种族的民族,问题遂至无穷。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在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上,做得相当成功。秦汉以来,北部有两个文化中心,一是长安,一是洛阳。北方汉人士族并不以江左政权为依归,并不向往南朝。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当然,单是定鼎嵩洛,不搞汉化也不行。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其目的正在统一胡汉,确保北魏统治。

可是,孝文帝仍旧没有解决民族问题。被迁到洛阳来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北镇的鲜卑人却保持鲜卑旧俗。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洛阳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卒致引发了六镇暴动。北魏不仅未能并吞南朝,而且自身也未能保住。六镇尽叛,使北魏分裂成了两半。

北齐占据山东,经济力量远远胜过占据关中的北周,可是北齐却被北周灭亡。原因就在于北周能将民族问题解决,而北齐在民族关系上,则未能善闳。北周时汉人士族苏绰、卢辩得到了协助宇文泰治理北周。为宇文泰、苏绰所创立的府兵制,其初虽然是鲜率兵制,部酋分属制,但经过周武帝与隋文帝的改革,终于变成华夏兵制,兵农合一制。民族界限在军队中也消失了。北周灭了北齐,内徙的六镇鲜卑汉化,北朝的民族问题得以最后解决。内部既无民族冲突,北朝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武备力量,遂能发挥出来,南北统一遂得以实现。

(三)南朝北伐何以不能成功

一为物力南不及北,二为武力南不及北,三为运输困难,四为南人不热心北伐,北人也不热心南人的恢复。

第十五篇 北魏前期的汉化(崔浩问题)

所谓汉化和反汉化的问题,从胡族的上层来讲,也就是与汉人大族特别是与文化高门或文化士族的关系问题。清河崔氏为北朝第一盛门,崔浩即出于此族。东汉以来评论人物,标准有两条,一为姓族,讲整个家族;二为人伦,讲个人才智。崔浩之死,正在于他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髙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鲜卑有政治势力而无学术文化,自必被排斥在崔浩所理想的贵族政治之外,崔浩也因此罹祸。

鲜卑部酋反汉化的力量超过了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但是汉化对当时的少数民族说来,是大势所趋,挡不住。到孝文帝时,北魏进人了一个新的汉化时期。

第十六篇 北魏后期的汉化(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统治,并进而并吞南朝。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在迁都洛阳以后推行的。孝文帝迁都洛阳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目的。政治上因为崤函为帝宅,河洛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汉化,便须离开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阳去。此外,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经济上,洛阳可以通漕运。都洛是关系到军国大计的问题。

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即不说鲜卑复合语,而说单音汉语。随着语言的改变,姓也要改变,故改拓跋氏为元氏。定姓族专以官爵的高下,为姓族的高低标准。自此,北魏选举便只问姓族的高卑,婚姻同此。

在孝文帝以前,既问姓族,又问人伦(既问家世,又问个人),孝文之后只问姓族,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崔浩因为在“分明姓族”之外,又强调“齐整人伦”,强调儒学才能,从而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反对,招致了灭门之祸。不问个人如何,只问门第高低,正是从鲜卑贵族尚无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的在使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能与北方汉人崔、卢、李、郑等大姓,迅速一致起来。

第十七篇 六镇问题〈附魏齐之兵)

(一)六镇含义及北魏的设防问题

六镇原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为北方城镇的总称,“六镇”应该是六镇及其他。

北魏之初,甸服四面都在设防之列。北魏在尚未取得青徐的时候,南方威胁比之于北方柔然的威胁,似乎还要重一些,因此必须防南。

(二)北魏的兵

一种是鲜卑兵,带贵族性,地位颇高;一种是非鲜卑兵,其中最重要的是高车兵。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及汉人的军队,地位甚低。

北魏兵民分离,兵用于防守和打仗,民从事耕桑,以供军国。

(三)六镇起兵的原因

六镇人原来职业为军人、社会阶级为贵族、种族文化为鲜卑。孝文帝迁都之后,职业军人、鲜卑文化二者未变,但社会阶级则被降低,变成低下阶级府户。

(四)六镇兵的转手,北齐的建立

六镇兵经过三次转手。第一次由破六韩拔陵转到葛荣手上,葛荣赖之以继续与洛阳统治者作斗争。第二次从葛荣转到葛荣的镇压者尔朱荣手上,尔朱荣欲倚之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第三次从尔朱氏手上转到高欢手上,高氏赖之以建立东魏与北齐。

(五)北齐的兵

东魏及北齐之初,兵制继承北魏,兵民分离,兵由鲜卑充当,汉人主要是从事耕织。武成帝河清三年,规定男子十八受田,二十充兵,这样就把军镇与州县、当兵与种田结合起来了,即兵由州县受田农民充当,兵民、兵农不再各成一个系统。胡人当兵、汉人耕织的时代,军镇与州县分治的时代过去了,这是北朝兵制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六)杨隋、李唐非出自六镇

第十八篇 北齐的鲜卑化及西胡化

(―)北齐的鲜卑化

北齐最高统治者皇室高氏为汉人而鲜卑化者。北齐的民族成见很深。这种民族成见以“化”分,非以血统分。其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而这种反动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

(二)北齐的西胡化

在北齐,西胡化的风气也很盛。所谓”西胡化”,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北魏洛阳西胡的众多。魏亡后,这众多的西胡,都归人北齐政权之下。他们不仅影响到北齐的历史,而且影响到隋唐的历史。

第十九篇 宇文氏之府兵及关陇集团(附乡兵)

(一)北周统治者宇文氏之由来

一、宇文氏本辽东匈奴南单于之后,宇文为俟份的音,有“草”意。然而宇文氏所居的辽东之地,乃鲜卑之地,后来便鲜卑化了。

二、宇文俟豆归之子宇文陵道武帝天兴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从此以后,宇文氏即屡世在武川镇居住,职业为军人。

三、六镇起兵之初流移中山,葛荣兵败后迁往晋阳,孝庄帝派尔朱天光和贺拔岳西征万俟丑奴,宇文泰随贺拔岳人关。以此,宇文泰得以在关中崛起。

(二)东西魏的形势,府兵制的创立

六镇军人主要为高欢所得,宇文泰底下“军士多是关西之人”,西魏宇文泰弱于东魏高欢,如不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是难以与高欢争衡于中原的。

(三)关陇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的形成

一、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关于府兵与乡兵)

宇文泰和高欢都是承六镇鲜卑化集团反对魏孝文帝汉化政策而兴起的人物。只是宇文泰所凭藉的人才、地利,远在髙欢之下。如果要与离欢抗争,一则须随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则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而这种汉化,又须有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那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的二文化系统。宇文泰的办法是: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府兵制度;广募关陇豪右、籍六等之民以增军旅;改易西迁关陇地区的山东人的郡望为关内郡望;府兵将领(及其士卒)改从鲜卑姓,并使之与土地结合。宇文泰比附周官之文,是要把自己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都区别开来;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

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的军队,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关陇集团。

然而,单是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能使这个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为使这个集团扎根于关中,宇文泰、苏绰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发生了关系。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的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生了根。

乡兵是地方豪族的部曲。宇文泰使府兵将领与土地发生联系,把府兵将领都变成了关陇地区的豪族。府兵将领豪族化,有土地,有部曲(乡兵),是关陇集团变得牢不可去的关键所在。

二、关陇文化本位政策(关于行周礼)

宇文泰为了对抗高氏与萧梁,必应别有一个精神上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以维系关陇地区胡汉诸族的人心,使之成为一家,从思想文化礼上巩固关陇集团。内容上拟周官的古制,利用周官的名号,以适应鼎立时期关陇胡汉的特殊需要。而不是王莽一样,事事仿古拟古,故能收到模仿的功效,少见滞格不通的弊病。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选举只据门资。苏绰的不尚门资之论,不仅与成周的封建制度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也大相迳庭。

(四)周武帝、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

周武帝改军士为侍官,即变更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府兵直隶于君主,以洗清鲜卑部落思想。又最初府兵制下的将卒都是胡姓,即同胡人。有军籍为胡人,有州县籍为夏人。周武帝”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即募夏人充之,变夏人为军人,亦即变为胡人。“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反映了府兵的扩大化,即平民化。然而,经过周武帝作了改变以后的府兵,仍然是兵农分离的。

隋文帝丁男、中男、永业、露田既皆遵北齐之制,则兵民至隋事实上已无可别。此外,隋文帝尚未代周但已掌握政权的时候,下令恢复府兵的汉姓。复姓,表明汉化的主流,终究战胜了鲜卑化的逆流,表明府兵不再是一支胡人的军队,而是一支名实相符的汉人或夏人的军队。军与民的胡汉之分,至此消除。

第二十篇 南北社会的差异与学术的沟通

(一〉南北社会的差异

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这可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南朝士族与城市相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都巿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响。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这影响到隋唐的历史。在隋唐史籍中犹能见到北方崔、李等姓,而难发现南朝王、谢还有什么人物。原因便在南北士族所联系的事物的不同,一个主要与农村、土地、宗族相联系,一个主要与城市、商业相联系,宗族则已分解。(二)南北学术的沟通

主要是南学北传。

1、经学。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宋时青徐二州为北魏所占,新学北传。至隋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盛行,旧学浸微。南尚新学,北尚旧学。南学约简,北学深芜。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2、佛学:南朝齐、梁时期,佛教最盛。隋炀帝所广为搜集的南朝佛典,到他被立为皇太子后,尽数输入北方。

3、切韵。我国音韵学上的切韵,也是南朝士大夫带到北方的。决定切韵原则的人既是江左、关东的儒学文艺之士,《切韵》据以取材的韵书,又是江左、关东名流的著作。而东晋南朝建邨的衣冠礼乐及士族所操的音声,实源自永嘉南渡以前的京邑洛阳。高齐邺都文物亦承自太和迁都以后的洛阳。切韵的语音系统,特与洛阳及其附近的地域有关。

第二十一篇 佛教三题

(一)佛教之于中国(夷夏之辨)

僧侣本身也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佛教如念“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自易为下级贫民所接受。然有玄理之处,则待士人去研究。下级僧侣多为贫民,名僧则多为有文化的髙等社会阶级的人物。说它具有贵族性,是指上层享有特权的髙谈玄理的高级僧侣而言。

拜不拜王者,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佛家有轮回之说,所谓“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人的神识不灭,为善为恶,都有报应。如果要修成佛、菩萨,一生不行,须多生”渐积胜业”“经无数形,澡练神明”,才可以“致无生而得佛道”。如先修畜生,再修女身,再修男身,以至于佛。此为一层层修来,有阶次、等级的划分。

谢灵运著《辨宗论》,其主旨为:渐与顿之辨为夷夏之辨。华人易于见理,故闭其累学与渐悟,而开其顿了;夷人易于受教,故闭其顿了,而开其累学与渐悟。顿与渐之分为华夷之分。

(二)佛教之于道教

一、寇谦之的家世

二、佛教医药天算之学对寇谦之的影响

三、佛教律学对寇谦之的影响

寇谦之采用佛教徒输人的天竺医药天算之学,以改进他家世传的道教,是道教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寇谦之复袭取当时佛教徒输人的天竺的律学,以清整旧传的天师道,在道教史上,则尤为重要。

(三)佛教之于四声

南朝文学界极重要的发明为四声。中国文士乃据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合人声适成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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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全部笔记 1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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