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9.3分
读书笔记 第三部与第四部
Azeril

Az.: 复调笔法 探寻古文字与甲骨文研究者的秘密 中国当下小城年轻人的浮沉 以及边疆异见者的去国历程 还有社会热点议题的目之所及。所有这一切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源于非一般的视角和真诚的关注 很大程度上说 是几乎无法复现的探索之旅。

# 第三部

### 记录 F 一本书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 12 政治避难

### 记录G 没有裂缝的骨头

凯特利的话穿越了时空。在我们的会面中,他不停地转换着:有时他谈到商朝,然后是周朝,然后是现代中国。有一次,他评论道,中国人制造官僚系统就像西方人创造英雄一样出于本能。但他强调,这并不能作为价值判断;实际上,西方式的英雄主义所需要的决断力和行动性,可能会自然地引发战争。很久以来,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理论:那些受希腊经典作品教育成长起来的欧洲人,特别倾向于轻率地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凯特利的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诗句:「经典,这就是经典!那陷入一场场战争的,废墟般的欧洲……」
「没有出现肮脏细节的原因,我认为部分的原因,和我们所发现的文物有关联,那些文物本质上是精英阶层的。」凯特利说。「在中国的作品中,一直到宋代才出现了『肮脏』的细节描写。但我会说,这种低俗的文学其实自古就存在,只是没有被精英阶层所记录下来。精英们想要构建一个更为井井有条的世界观,在这样的观念中,美德受到嘉奖,祖先令人尊敬。这是一幅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图景,而不是一副世界的实际图景。」

### 13 运动会

油冒泡了;一卷卷的牛肉变成了褐色,浮到了表面。房间里暖了起来。杨司机和他的太太开心地吃着晚餐,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外国客人的存在而感到压力。在中国,和领导干部们一起吃的晚宴总是非常别扭,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无疑在招待外来者方面表现得最为糟糕。然而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是出色的主人,他们热情礼貌而不拘礼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因为过于简单,而不会出现在像「出租车司机英语培训教材」的东西上。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部分,标题是「更多实用的表达方法」: 33、这座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好了。 34、我被北京的景色吸引住了。 35、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36、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 14 沙子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 记录 H 一个字

### 15 翻译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 成了 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
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 300 或 400 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
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
民主 (Democracy)
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游行 (Demonstration)
残疾 (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分子 (Dissidents)

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 16 旗帜

### 17 直达影像

### 记录 I 那匹马

塔里木盆地的位置靠近地球上最大陆块的中心。就像中亚的很多地方,这儿的历史稀少而零落,过去如同这儿的风景一样空旷。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一些令人惊叹的文物,随后,人类的想象力就开始填满所有的空间。

### 18 混沌的西部

审查制度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在北京,我有时会在我住的那一带找到一些盗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写的广告:「中国国内禁止播映」。似乎没人能长久地控制盗版业;即使是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最终也出现在了街头。有的电影制片人本身不太关心审查制度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导演告诉我,广电工具的官员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长的权威找出他所要庇护的人。
半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的很多特色就变成了如此:党握有权力,但没有赢得尊重;人们对待它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忍受。广电总局的压制通常是消极性的打击: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

### 19 选举

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 1912 年 1 月 1 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 1936 年。他说,那年 6 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台湾大选前三天,我开车去了新竹市的民进党集会现场。从台北出发,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头一样笔直:这些高速公路设计时就加建了飞机的起降跑道,以防共产党炸掉台湾的机场。

在台北,我拜访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负责人田欣(Wilson Tien),他给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声明,标题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 (民进党)应如何应对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民进党是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
首先,我们明白,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转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出这样的事实很可笑;地球的构造板块均不可自由移动。但事实上,在制定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台湾和中国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台湾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由于台湾地理上与中国接近这一事实,留给台湾的就只有相对更少的选择。
「如果中国领导人更为自信,将有很大帮助。」田欣告诉我。「根本问题是,他们过去被人欺负,于是如今当他们审视自己时,当真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会担心台湾的离开;你也不会纠缠着日本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问题就是,中国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政党,他的岛屿。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后,台湾终于让自己脱颖而出:它是中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每一场的选举都会顾虑着海峡的对岸,而更深层的问题——做一个中国人和不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远比可以用来投票的事物复杂得多。你可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你也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构造板块一样,是不可转移的。

# 第四部

### 20 唐人街

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 General Tso 拼成了 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 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 记录 J 自我批评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

### 21 国事访问

1984 年,里根总统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话:「没有人足够完美,以至可以未经别人同意就支配别人。」这句话在随后的转播录音中被删掉了。2001 年 10 月,布什来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由电视广播的媒体发布会上,他说的好些重要词句被删掉了。其中一些失踪的语句是:「不应该利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来迫害少数民族。」

作为一个记者,你要追踪不起眼的琐事。 你埋头在那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故事里,日复一日;偶尔,你抬起头来,才意识到整个局面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在某些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其他同样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记者登上媒体专用巴士,你不禁会想知道:这就是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世界真的从布什这 30 个小时的停留中、从所有这些会议和演讲之中向前迈进了吗?
但这就是记者的职业所在。你要收集所有琐碎的片断——各种话题,事件的背景,还有颜色;然后你把这些片断组织成新闻故事。美国想要中国停止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中国想要美国停止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想要出口大豆。30 周年是个很好的细节。由于外国记者几乎从未获得和江泽民主席交谈的机会,而江在中国现任领导人之中又是最缺乏特色的一个;因而有必要在文章里提提他在国宴上唱歌的习惯。不断听说其他很好的细节。北京有 18 家 Pricesmart 连锁超市。中国有 600 家肯德基连锁店。据报道,布什访华期间,有 40 多位中国的基督教活跃人士被软禁在家。《纽约时报》报道,最近一份调查显示,12 岁以下的中国儿童有将近一半都认为麦当劳是本土的品牌。

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 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 1940 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 1949 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 楼,2 楼,1 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

### 22 封存的内心最强大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 ORB 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
>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 记录 L 排印错误的汉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 23 巴顿之墓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 记录 Z 售出的文字

一切都有关联:菜单和盗版碟,历史和电影,语言和考古。文字创造了意义,不管其创造过程有多么随意。「什么是事实?」我们在北京的某次谈话中,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大量的数据。有一个叫恩斯特·卡西尔的哲学家对我影响很大。他写了一本书,名字是《语言和神话》。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本身创造了事实』。例如,你要有像名词这样的词,就要先有概念。你形成概念的时候,就是你创造事物的时候——这是一个创造性地过程。你从环境中选出某些东西,赋予它们称号,你就在你的周围创造了这种事实。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学的不只是怎么说话,还学了如何去感知事实。这几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有一种内部代码让你可以进行思考。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了,而且如今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理论。但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也许如果你没有形容某种感觉的词,或者形容天空里某种颜色的词,你就不会注意到那种感觉或那种颜色。它没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这就是词语的功能:它们让事物凸显出来。否则,世界就只是一大团模糊不清的数据而已。计算机语言管这叫『无解的数据』(Uninterpreted Data)。所以,语言就是你的浏览器。」

加兰博斯可以流利地说五种语言:匈牙利语、英语、汉语、日语和俄语。他学习新语言的动机几乎都不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他学中文是为了要从匈牙利的军队里逃脱;他是在交日本女朋友的时候学会日语的。他和中国妻子移居美国后英语变得流利了。现在,那些女人都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但语言保存了下来。

他继续说道:「我觉得电影就如同传统的文字资料在中国的作用,它们制造了一张『网』。在中国的文字资料中,有一种对现实的见解,而所有文字资料都具有相同的见解。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一张『网』。他们不是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他们也不是在谈论物质世界。这张网内都是历史和文字。电影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会提及其他的电影。电影在美国构造了一个巨大的现实空间。现在,这个空间已经营造起来了,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很多人通过它体验事实。我在美国时,这是真实的体验。我在那儿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现实就是美国电影。你可能说了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噢,那让我想起了某出电影里的某个镜头。这就像幻想与现实全都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你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电影就是文字。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语言不同。在中国,人们写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这不是被动性的,这是创造。这不是记录,这是重新思考过去以及创造现在。这是要证明现在的合理性,创造思想意识。所以在美国有那样一些电影,使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美国人。就像《珍珠港》。这和文字、和书本是相似的。但电影留在脑子里的时间更长,也许因为它是一种视觉语言的缘故。它还逐渐变成了人们决定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方式。通过电影,你有了这些随时可使用的例子和模式。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就像书一样。电影给了你一种语言,让你解析你的个性,理解你的个性,展示或表达你的个性。

### 24 茶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 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 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我问巫宁坤,他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那些年,是怎么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的。 「那时候我会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兰·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兰·托马斯在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首诗歌吗?《而死亡也不得称霸》里头有一句『在刑架辗转精疲力竭』。(注:此处采用的是北岛的译本)这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尽管我们遭遇不幸,尽管我们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称霸』。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听过迪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我记得是在 1950 年。他的朗诵非常令人感动。」
我问巫宁坤,他有没有和这个威尔士诗人说话。
「没有,我只是听众而已。」他说。「而且那时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他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他在受苦——我觉得,人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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