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青年时代 8.1分
读书笔记 3
卤菜粉

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

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住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

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后来订成一册,带回家去,一二年后因为有同学见了喜欢,鲁迅便出让给他了。延孙那里又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系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的绘图列说,中国同时有徐鼎的品物图说,却不及这书的画得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来。现在这种石印本是买不到了,但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的原印本却还可以看到。

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

可是后来不知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对父亲“告诉”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初颇有点儿惶恐,因为以前买书都是瞒着大人们的。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不久也就忘了。

看见他的小兄弟在糊蝴蝶风筝,便发了怒,将风筝的翅骨折断,风轮踏扁了。事隔多年之后,心里老觉得抱歉似的,心想对他说明,可是后来谈及的时候,小兄弟却是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所说的小兄弟也正是松寿,不过《野草》里所说的是“诗与真实”和合在一起,糊风筝是真实,折断风筝翅骨等乃是诗的成分了。松寿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一八九八)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经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

小说一类在小皋埠“友舅舅”那里看了不少,此时并不热心追求,所注意的却是别一部类,这比起小说来虽然也算是“正经”书,但是在一心搞“举业”—即是应科举用的八股文的人看来,乃是所谓“杂学”,如《儒林外史》里的高翰林所说,是顶要不得的东西。但是在鲁迅方面来说,却是大有益处,因为这造成他后来整理文化遗产的基础与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写《中国小说史略》等,

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

据洙邻先生后来告诉我说,这本来是三余书屋四字,镜吾先生的父亲把它改了的,原来典故忘了,只知道是将经史子比食物,经是米谷,史是菜蔬,子是点心。

爱玩的学生往往推托小便,在那里闲耍,累得先生大声叫唤,“人到哪里去了?”这才陆续走回来。靠近园门的人可以随便溜出去玩,本来是很方便的,鲁迅却不愿意,推说有风,

三味书屋是绍兴东城有名的一个书房,先生品行方正,教读认真,“束修”因此也比较的贵,定为一律每节银洋二元,计分清明端午中秋年节四节,预先缴纳。先生专教经书,不收蒙学,因此学生起码须得读《大学》《中庸》,可是商家子弟有愿读《幼学琼林》的也可以答应,这事情我没有什么记忆,但是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得说及,所云“嘲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即是。先生的教法是,早上学生先背诵昨日所读的书和“带书”,先生乃给上新书,用白话先讲一遍,朗读示范,随叫学生自己去读,中午写字一大张,放午学。下午仍旧让学生自读至能背诵,傍晚对课,这一天功课就算完了。鲁迅在家已经读到《孟子》,以后当然继续着读《易经》,《诗经》,—上文说到合买《海仙画谱》,便在这时节了,—《书经》,《礼记》以及《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就已经完了,加上四书去,世俗即称为九经。在有志应考的人,九经当然应当读完,不过在事实上也不十分多,鲁迅那时却不自满足,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教,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我明了的记得的有一部《尔雅》,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训诂书,经过清朝学者们研究,至今还不容易读,此外似有《周礼》,《仪礼》,因为说丧礼一部分免读,所以仿佛还有点记忆。不过《尔雅》既然是部字书,讲也实在无从讲起,所以先生不加讲解,只教依本文念去,读本记得叫作“尔雅直音”,是在本文大字右旁注上读音,没有小注的。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拙笨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自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因此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之外至少是多读了三部经书,—《公羊》读了没有,我不能确说。经书早已读了,应当“开笔”学八股文,准备去应考了,这也由先生担任,却不要增加学费,因为“寿家”规矩是束修两元包教一切的。先生自己常在高吟律赋,并不哼八股,可是做是能做的,用的教本却也有点特别,乃是当时新刊行的《曲园课孙草》,系俞曲园做给他的孙子俞陛云去看的,浅显清新,比较的没有滥调恶套。“对课”本来是做试帖诗的准备工作,鲁迅早已对到了五字课,即是试帖的一整句了,改过来作五言六韵,不是什么难事了。

我记得的两次都不是为的私事,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闹了起来的。

因此只好由鲁迅自己出马,买得到好货色了,价格自然不会便宜,因为那时商人欺侮乡下人赚钱,同时恭维少爷老爷,也仍在赚钱,不过手段不同一点罢了。鲁迅上街最轻松的差使是给伯宜公去买水果,大抵是鸭儿梨和苹果,也有“花红”,水果店主日久面熟,便尊称他“小冷市”,这句市语不明白,问伯宜公才知道即是说“少掌柜”。不过差使不能老是那么好,自然也有些不愉快的,上当铺就是其一了。

石印《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的《淞隐漫录》,都是继承以前买书的系统来的,新的方向有《板桥全集》等。这些普通的书他送到杭州来给我看过,但是在我回家之后,却又看到别的高级的书,不是一般士人书斋里所有的。就所记得的来说,有木刻本《酉阳杂俎》全集,这书在唐代丛书中有节本,大概看了感觉兴趣,所以购求全本的吧。有《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絜》,正谊堂本《周濂溪集》,这算是周家文献的关系,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则是仿宋复刻本,最是特别的则是一部二酉堂丛书了。这是武威张澍所刻的辑录的古书,与后来买到的茆泮林的十种古逸书同样的给予鲁迅以巨大的影响。鲁迅立意辑录乡土文献,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古小说则可以说是茆氏的支流了。二酉堂丛书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它的字体,虽然并不完全依照“说文”来复原,写成楷书的篆字,但也写得很正确,因此有点别扭,例如“武”必定用止戈二字合成,他号“介侯”,第二字也必写作从厃从矢。鲁迅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时候,多少也用这办法,只可惜印本难得,除图书馆之外无从看得到了。

这乌烟瘴气的具体事实,并不单是中元给溺死的两个学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国文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之类,还有些无理性的专制压迫。例如我的旧日记里所有的,一云驾驶堂学生陈保康因文中有老师一字,意存讽刺,挂牌革除,又云驾驶堂吴生扣发赡银,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这两件虽然都是方硕辅当总办时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种空气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鲁迅离开水师学堂,便入陆师,不过并不是正式陆军学生,实在乃是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边,所以总办也由陆师的来兼任。不知道为什么缘故,陆师学堂的总办与水师学堂的一样的是候补道,却总要强得多。当初陆师总办是钱德培,据说是绍兴“钱店官”出身,却是懂得德文,那时办陆军是用德国式的,请有德国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后任是俞明震,在候补道中算是新派,与蒯光典并称,鲁迅文中说他坐马车中,手里拿一本《时务报》,所出国文课题自然也是“华盛顿论”而不再是论管仲或汉高祖了。矿路学堂的功课重在开矿,以铁路为辅,虽然画铁轨断面图觉得麻烦,但自然科学一部分初次接触到,实在是非常新鲜的。金石学(矿物学)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识别》可用,地学(地质学)却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学浅说》刻本不容易得的缘故吧,鲁迅发挥了他旧日影写画谱的本领,非常精密的照样写了一部,我在学堂时曾翻读一遍,对于外行人也给了不少好处。三年间的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 鲁迅在矿路学堂十足的读了三年书,至辛丑(一九〇一)年末毕业,次年二月同了三个同学往日本留学,想起来该是前四名吧。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里,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进水师学堂,所以我所亲身闻见的事只是末了的五个月,因此所能清楚叙述的也就不多了。

但是留学生中极少去求学问的人,目的大抵只在仕进,

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

藤野晚年……在他的故乡福井县乡下开着诊疗所,给附近的贫穷老百姓服务。

外国的留学生恰巧只是周君一人。因此给帮忙找公寓,下至说话的规则,也尽微力加以协肋,这是事实。忠君孝亲这是本国的特产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邻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浅鲜,因此对于道德的先进国表示敬意,并不是对于周君个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顾。”照这信看来,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风的人,

解剖  五十九分三

平均为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仙台的同学们疑心鲁迅解剖学特别考得好,看到了这分数单,不禁要惭愧了吧。

其次是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虽然这是在作后年文艺活动的准备,意义也很是重大的。

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吧。

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

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

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

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

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

下去,决意往南京去考当时仅有的两个免费的学堂,

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说来,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但是鲁迅的国学来源并不是在书房里,因为虽然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虽然旧式学者们说得经书怎么了不起,究竟这增加不了多少知识,力量远不及别的子史。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

鲁迅的家庭虽系旧家,但藏书却并没有多少,因为读书人本来只是名称,一般士人“读书赶考”,目的只是想博得“功名”,好往上爬,所以读的只是四书五经,预备好做八股而已。鲁迅家里当然还要好些,但是据我的记忆说来,祖传的书有点价值的就只是一部木板《康熙字典》,一部石印《十三经注疏》,《文选评注》和《唐诗叩弹集》,两本石印《尔雅音图》,书房里读的经书都是现买的。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但是鲁迅的国学来源并不是在书房里,因为虽然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虽然旧式学者们说得经书怎么了不起,究竟这增加不了多少知识,力量远不及别的子史。鲁迅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便是人人皆知的“二十四孝”,也给他新的刺激,《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便对于曹娥与郭巨的故事提出了纠弹的意见。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国朝典故的另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的义愤。这都见于他的杂文上面,不必细说了

最早的一本是《荡寇志》的绣像,共有百页左右吧,前图后赞,相当精工,他都影写了下来,那时他正是满十二岁。以后所写的有《诗中画》,那是更进一步了,原本系画古人诗意,是山水画而兼人物,比较复杂得多了。第三种又很特别,乃是王冶梅画谱之一,上卷题曰“三十六赏心乐事”,是一种简笔画,下卷没有总名,都是画幅,有些画的有点滑稽,可是鲁迅似乎也很喜欢,用了贡川纸把它影下来了。所买画谱名目可不必列举,其中比较特别的,有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另种画本。北斋是日本版画“浮世绘”大家,浮世绘原本那时很是名贵,就是审美书院复刻的书也都非数十元不可,穷学生购买不起,幸而在嵩山堂有木版新印本,虽然不很清楚,价格不贵,平均半元一册,便买了几册来,但大部的《北斋漫画》因为有十五册一套,就未能买得。日本木刻画本来精工,因为这是画工刻工和印工三方面合作成功的,北斋又参加了一点西洋画法,所以更是比例匀称,显得有现代的气息。这些修养,与他后来作木刻画运动总也是很有关联的吧。

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非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末了还有一件要说的,是他的文字学的知识。过去一般中国人“读书”,却多是不识字,虽然汉末许叔重做了《说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搁起来,因为是与“科举”无关,不为人所注意。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刚从上海西牢里释放出来,亡命东京,主编革命宣传机关杂志《民报》,又开办“国学讲习会”,借了大成中学的讲堂,给留学生讲学,正是从《说文》讲起。有朋友来约,拟特别请太炎先生开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讲《说文》,我们都参加了,听讲的共有八人。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认真,最明显的表现在《域外小说集》初板的两册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后来又改用白话,古雅已用不着,但认真还是仍旧,他写稿写信用俗字简字,却决不写别字,以及重复矛盾的字,例如桥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讳始改丘为邱),又写鳥字也改下边四点为两点,这恐怕到他晚年还是如此吧?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他

不过有一个特点,便是他决不跟着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尤其是反对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是值得注意的事。诗歌方面他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非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文章则陶渊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文章也写得极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欢,这可以一册简要的选本《六朝文絜》作为代表。鲁迅在一个时期很看些佛经,这在了解思想之外,重要还是在看它文章,因为六朝译本的佛经实在即是六朝文,一样值得看。这读佛经的结果,如上文所说,取得“神灭论”的思想,此外他又捐资翻刻了两卷的《百喻经》,因为这可以算得是六朝人所写的一部小说。末了还有一件要说的,是他的文字学的知识。过去一般中国人“读书”,却多是不识字,虽然汉末许叔重做了《说文解字》十五篇,一直被高搁起来,因为是与“科举”无关,不为人所注意。鲁迅在日本留学的后半期内,章太炎先生刚从上海西牢里释放出来,亡命东京,主编革命宣传机关杂志《民报》,又开办“国学讲习会”,借了大成中学的讲堂,给留学生讲学,正是从《说文》讲起。有朋友来约,拟特别请太炎先生开一班,每星期日上午在民报社讲《说文》,我们都参加了,听讲的共有八人。鲁迅借抄听讲者的笔记清本,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是文章用字的古雅和认真,最明显的表现在《域外小说集》初板的两册上面,翻印本已多改得通俗些了,后来又改用白话,古雅已用不着,但认真还是仍旧,他写稿写信用俗字简字,却决不写别字,以及重复矛盾的字,例如桥樑(梁加木旁犯重),邱陵(清雍正避孔子讳始改丘为邱),又写鳥字也改下边四点为两点,这恐怕到他晚年还是如此吧?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他这二十几年的刻苦的学习可以说是“功不唐捐”了。

但鲁迅后来既不开矿,也不造路,这些功课都已还了先生之后,他所实在得到的也只是那一点普通科学知识而已。

科学,如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都是现代常识的基础,但是平常各个分立,散漫无归宿,鲁迅在这里看到了《

看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

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

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他利用德文去翻译别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改变国人的思想,走向自由与解放的道路。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波希米亚(捷克),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这些在那时都是弱小民族,大都还被帝国主义的大国所兼并,他们的著作英文很少翻译,只有德文译本还可得到,这时鲁迅的德文便大有用处了。鲁迅在东京各旧书店尽力寻找这类资料,发见旧德文杂志上说什么译本刊行,便托相识书商向“丸善书店”往欧洲定购。这样他买到了不少译本,一九〇九年印行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他所译的原本,便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收集来的。他在旧书店上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买到一大本德文《世界文学史》,后来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同名字的书,给予他许多帮助。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

重要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

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世,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

Notes: 1)这,养生朋克

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

换句话说,无异于说是“师爷”派,与“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陈源的话相近,

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笔记,乃是从别个来源获得的。说来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来源是佛经一类的书籍。他读古书,消极方面归纳得“礼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积极方面也得到益处,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他爱好历代的图画,后来兴起板画运动,辑录史地佚书,唐以前古逸小说,都有很大的成就。词章一方面他排斥历来的“正统派”,重新予以估价,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国佛经有许多种都是唐以前译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这个立场来加以鉴赏。鲁迅从谢无量的兄弟,留学印度的万慧法师那里听到说,唐朝玄奘的译经非常正确,但因为求忠实故,几乎近于直译,文字很不容易懂。反过来说,唐以前即六朝的译经,比较自由,文词流畅华丽,文艺价值更大。鲁迅曾初读佛经,当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边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响却正是属于思想的。

可是(按:章太炎的《民报》)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

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杂志刊行虽已中止,收集材料计划却仍在进行,可是很是艰难,因为俄国作品英日译本虽有而也很少,若是别的国家如匈牙利,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当时叫塞尔维亚与克洛谛亚),便没有了,德译本虽有但也不到东京来,因此购求就要大费气力。鲁迅查各种书目,又在书摊购买旧德文文学杂志,看广告及介绍中有什么这类的书出版,托了相识的书店向丸善书店定购,这样积累起来,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库丛书小本,现在看来这些小册子并无什么价值,但得来绝不容易,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钱在书摊上买得一册文库本小书,是德文译的匈牙利小说,名曰“绞刑吏的绳索”,乃是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说。这册小书已经很破旧了,原来装订的铁丝锈断,书页已散,可是鲁迅视若珍宝,据我的印象来说,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宝贵的书籍。这小说的分量并不很多,不知道他为什么缘故,不曾把它译了出来。

毛西河名奇龄,绍兴萧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纪),学问极渊博,著有《西河合集》数百卷。解说经书极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学说,多所攻击,其大胆为不可及。

你们佩服鲁迅,他的新文学固然好,但那正是从旧文学出来的,因为他读得古书多,文学有根柢。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所谓消极的好处,便是他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的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过去有长远的历史,浸润在一切文物里边,凡是接触着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将成为痼疾。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个人而已。鲁迅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在古书堆里钻了多年,却能独自觉悟,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这是科学知识的力量吧,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因为有好些科学家对于礼教并不反对。古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鲁迅便是因为身入虎穴,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话虽如此,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的进去又出来的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国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

读过。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

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

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

鲁迅一定设法买来,自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以至读不懂的《穆勒名学》部甲,也都购求到手。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幾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平心的说来,严幾道的译文毛病最大的也就是那最有名的《天演论》,别的其实倒还没有什么,如《社会通诠》和《法意》两书,或者可以说是通顺诚实,还不失为好译本吧。就我个人来说,他的一册《英文汉诂》,或者有人要嫌它旧,我却是一直喜欢它的。我们在南京学堂的时候,发给我们的英文文法书正是他所依据的一八四〇年初版的《马孙氏文法》,书尽管旧,但是有学术的空气,比后来盛行的纳斯菲尔特的印度用文法来,真不可同年而语了。

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不过民族革命运动逐渐发展,《新广东》《革命军》公然流传,康梁的立宪变法一派随之失势,但是对于我们,《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工作,乃是一个缺陷。《新小说》上登过嚣俄(今称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鲁迅的注意,搜集日译的中篇小说《怀旧》(讲非洲人起义的故事)来看,又给我买来美国出版的八大本英译雨果选集。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今译儒勒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来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为此。《十五小豪杰》终于未曾登完,心里很不满足,今年我还托人找到新出的日本全译本来,可是事隔五十年以上,读了并不像当时那么有趣,而且因为事忙,一厚本书也没法全读。近日报道,凡尔纳的名著十多种都将译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行,这消息很是可喜,也证明了我们过去的

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得到两本有光纸印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说什么“罐盖人头之国”,至今还记得清楚。这在后来才弄明白,乃是哈葛得的一部小说,与后来林译的《金塔剖尸记》等是同一类的。《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词句调写成的。后者更是爱读,书里边的自称“老猎人”的土人写得很活现,我们后来闲谈中还时常提起,好像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但是这也只以早期的林译本为限,例如上边所说三种之外,有《迦因小传》,《鲁滨孙漂流记》正续,《玉雪留痕》,《橡湖仙影》。到了末后两部也已经看得有点厌倦,但还是改订收藏,随后更是译得随便,便不足观了。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与伊尔文的《见闻杂记》,本是好书,却被译得不成样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传》,改名为“魔侠传”,错译乱译,坏到极点了。我们当初觉得林译颇能传达滑稽的趣味,如《劫后英雄略》等书中所见,岂知他遇到真正有滑稽味的作品反而全都弄糟了呢?后期林译本中如《块肉余生述》,老实说也还不坏,不过有如吃食的人,吃过一口坏东西,也就不想再吃了。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但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壬子(一九一二)日记中十一月九日项下记云:“赴留黎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十四日记云:“午后清秘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 对于当时国内的创作小说,鲁迅似乎一向不大注意,那些南亭亭长等的大部著作,大概也是在后来讲小说史的时候,这才细读加以评介的。以前在上海《时报》上见到冷血的文章,觉得有趣,记得所译有《仙女缘》,曾经买到过,天笑的便不曾发生关系。苏子谷在东京时曾见过面,朋友们中间常常谈起“老和尚”的事情,他的文笔也很不差,可是他的文言小说虽是在《东方杂志》等上边发表,又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但鲁迅并不感觉什么兴趣。说是不喜欢文言么,那时也还不写白话,而且他对于文言译本的《炭画》也很是欣赏的。总之他对于其时上海文坛的不重视乃是事实,虽然个别也有例外,有如周瘦鹃,便相当尊重,因为所译的《欧美小说丛刊》三册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的。这书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足音”,带回会馆来,同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据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中所记,那一册中计收俄国四篇,德国二篇,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匈牙利,塞尔维亚,芬兰各一篇,这在当时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了。

(鲁迅和范爱农一开始)……主张虽同而说话不投,互相瞪眼而别。

(革命)成功,绍兴军政府任命鲁迅为本地师范学堂(其时尚未改称学校)校长,范爱农为学监,两人第二次见面,成为好友。因为学堂与鲁迅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范爱农便戴着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时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对于学校本不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自动脱离,两人就连带去职了。

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

光景绝望矣。

《越铎》即是骂都督的日报,系鲁迅学生王文灏等所创办,不过所指变化却不是报馆被毁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末后说到我往杭州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先生,

陈伯翔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

陈伯翔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虚。

陈伯翔兄亦已辞职,伯翔境地与弟不相上下,当此鸡鹜争食之际,弃如敝屣,是诚我越之卓卓者,足见阁下相士不虚。省中人浮于事,弟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子英昨来函云,来杭之约不能实践,且以成章校擅买钱武肃王祠余地,现钱静斋父子邀同族人,出而为难,渠虽告退,似不能不出为排解,惟校董会长决计不居,并云倘被他们缠绕不休,或来杭垣一避。如是情形弟本拟本日西归,惟昨访沈馥生,询及绍地种种,以弟返绍家居,有何兴味,嘱弟姑缓归期,再赴伊寓盘桓一二旬,再作计较,刻拟明后日前往。如蒙赐示,乞径寄千胜桥宋高陶巷口沈寓可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十

附记却又杂以诙谐,所云大什么家及天下仰望,皆是朱幼溪的口吻,这里加以模仿的。

鲁迅的朋友中间不幸屈死的人也并不少,但是对于范爱农却特别不能忘记,事隔多年还专写文章来纪念他。

一本《胡麻与百合》,实在乃是两册小说集,后来便译了两篇出来,都登在《新青年》上,其中库普林的《皇帝的公园》

你要去上课,晚上我给你抄了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久远了,现在似乎也无须再提,可是事有凑巧,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这就令我又想起旧事来了。《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末页登有预告,其中一项是匈牙利密克札特的《神盖记》,那时译出了第一卷,经鲁迅修改过,这篇稿这回找了出来了。我们找到了英文译本,又在德国舍耳的《世界文学史》上见到作者的照相,更是喜欢,发心译它出来,可是《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以后不能出版,所以这译稿也只有那第一卷。英译原书前年借给了康嗣群君,由他译成中文,沿用原书名字曰“圣彼得的伞”,在上海出版了。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如今旧译稿第一卷又于无意中发见,不但是《域外小说集》有关的唯一的资料,而且还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更是可以珍重了。原稿寄给上海的唐弢先生,由他转交鲁迅纪念馆,读者当可以看得到吧。

皆谰语Notes: 1) 抵赖 诬陷

什么“混沌乾坤,阴阳搭戤,勿可着鬼介来亨著” Notes: 1) Gai

可笑,“闰土”听了却并不生气,只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事隔多年之后这才知道,那时他正在搞恋爱,虽然他已有了妻子,却同村里的一个寡妇要好,结果似乎终于成功,但是同妻子离婚,花了不少的钱,经济大受影响。

天灾,人祸,剥削,欺凌,使得当年教鲁迅捕鸟,讲海边故事的少年,一变而为衰老,阴沉,麻木,卑屈的人,虽然质朴诚实还是仍旧,这怎能使得《故乡》的作者不感到悲哀呢?那时候我不曾在场,但这情形细细写在那篇小说上,使我也一同感到他的悲哀。《故乡》作于一九二一年,发表在五月号的《新青年》上。不过三十年,中国解放终于成功了。鲁迅与“闰土”未及亲见解放成功,虽是遗憾,但是现在“闰土”的孙子已经长成,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服务,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这里值得报告

总办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补道里很开通的人,后来鲁迅对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记中说及称为“俞师”。现在事隔五十余年,陆师遗址几乎无从查考,

总办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补道里很开通的人,后来鲁迅对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记中说及称为“俞师”。现在事隔五十余年,陆师遗址几乎无从查考,水师在国民政府时代闻曾作为海军部官署,恐怕原状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去了。鲁迅和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马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歧视,至少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至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兕皮的大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十分和气的金面。鲁迅为了摧毁反革命势力—降魔—而战斗,这伟大的工作,和相随而来的愤怒相,我们应该尊重,但是同时也不可忘记他的别一方面,对于友人特别是青年和儿童那和善的笑容。

偶然画一张轩眉怒目,正要动手写反击“正人君子”的文章时的像,那也是好的,但如果多是紧张严肃的这一类的画像,便未免有单面之嫌了。

偶然画一张轩眉怒目,正要动手写反击“正人君子”的文章时的像,那也是好的,但如果多是紧张严肃的这一类的画像,便未免有单面之嫌了。大凡与他生前相识的友人,在学校里听过讲的学生,和他共同工作,做过文艺运动的人,我想都会体会到他的和善的一面,

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那时他一定回答得很郑重,可是我们猜想在他嘴边一定有一点笑影,给予大家很大的亲和之感。

我对于美术全是门外汉,只觉得在鲁迅生前,陶元庆给他画过一张像,觉得很不差,鲁迅自己当时也很满意,仿佛是适中的表现出了鲁迅的精神。

(按:鲁迅讨厌猫)媚态!”

顺便我再谈一下伯父的一位俄国朋友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事情。他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时期,他会说很流利的日本语,时常听到他弹琴(小俄罗斯的琵琶)和他的歌声。

问:“又是哪一个孩子掉进池子里去啦?”

从“巴人”二字上着想,疑心是蒲伯英,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Follet)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那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堕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恶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世界里因了邪曲腐败而起的各种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抗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它就最近于融化在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理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有净化力量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它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 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这话说得很对。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买了,《芥子园画传》四集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溴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非花书(非画谱的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似是堂兄寿颐)那里得来的。家中原有两箱藏书,却多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白蛇传》(似名为“义妖传”)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买添了。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木版),《容斋随笔》(石印),《辍耕录》(木版),《池北偶谈》(石印),《六朝事迹类编》(木版),二酉堂丛书(同),《金石存》(石印),《徐霞客游记》(铅印)等书。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前者乃是图书集成局的扁体字的。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一篇于义方的《黑心符》,抄了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侯宁极的《药谱》,豫才则抄存了陆羽的三卷《茶经》和陆龟蒙的《五木经》。好容易凑了两块钱,买来一部小丛书,共二十四册,现在头本已缺无可查考,但据每册上特请一位族叔题的字,或者名为“艺苑捃华”吧,当时很是珍重,说来也可怜,这原来乃是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一碗“并拢坳羹”(方言谓剩余肴馔并在一起)而已。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了好些明了的痕迹。

非托诸空言也。” “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为梯,闽语也。闽人始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语也。”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

上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可是精神还是一贯,用旧话来说可云“不求闻达”。鲁迅向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地学浅说》(即是《地质学大纲》)两大册,图解精密,其他教本称是,但是因为对于那些我不感到兴趣,所以都忘记是什么书了。归国后他就又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吧。如《凉州记》,段颍阴铿的集,都是乡邦文献的辑集。(老实说,我很喜欢张君所刊书,不但是因为辑古逸书收存乡邦文献,刻书字体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书并不珍贵,却是我所深爱。)他一面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其中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凡八种,各有小引,卷首有叙,题曰太岁在阏逢摄提格(一九一四年甲寅)九月既望记,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册。叙中有云:

“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这里辑书的缘起与意思都说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豫才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其动机当然还在小时候所读的书里,)但因为不求名声,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马君换了什么别的功课,请豫才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外国的板画,编选北京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 末了我们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赏识,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 附记 后来有人查出,这小说登在《小说月报》上题曰“怀旧”,署名“周逴”,末尾有编者“焦木附志”的话,“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第二次写小说是众所共知的《新青年》时代,所用笔名是“鲁迅”,在《晨报副刊》上为孙伏园每星期日写《阿Q正传》,则又署名“巴人”,所作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书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难道二三小文章上头要来争名么?这当然不是的了。—当时世间颇疑“巴人”是蒲伯英,教育部中有时议论纷纭,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滑稽意味的事。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千字五角钱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得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上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看见一个充满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让它通过艺术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人家所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于滑稽,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的手法,著者本人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这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集中有些牧歌式的小话都非佳作,《药》里稍微露出一点的情热,这是对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药”了,此外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不被礼教吃了肉去,就难免被做成“药渣”,这是鲁迅对于世间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是如此。讲到这里我的话似乎可以停止了,因为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的始基,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问题能谈的人很多,还不如等他们来谈吧。

豫才的求学时期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即自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在南京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东京及仙台为中期,自丙午至宣统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东京为后期。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后期,因为如他的自述所说,从仙台回到东京以后,他才决定要弄文学。但是在这以前他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幾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三二十种吧。其时“冷血”的文章正很时新,他所译述的《仙女缘》,《白云塔》我至今还约略记得,又有一篇嚣俄(今改译雨果)的侦探谈似的短篇小说,叫作什么尤皮的,写得很有意思,苏曼殊又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于是一时嚣俄成为我们的爱读书,找些英日文译本来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退了学,回家去结婚,其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练兵处考取留学日本,在堂里闲住半年,这才决定被派去学习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转,同豫才到东京去。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经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里说过,不必重述,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开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的确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个许季茀(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国去后就没有消息了。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Notes: 1) 诵

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Notes: 1) 天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希米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那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国的安特来夫作二篇,伽尔洵作一篇,系豫才根据德文本所译。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风气尚不发达,比较的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

不过除了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讲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国,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今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时候日本大谈“自然主义”,这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买自然主义发源地的法国著作,大约也只是茀罗培耳,莫泊三,左拉诸大师的二三卷,与诗人波特莱耳,威耳伦的一二小册子而已。上边所说偏僻的作品英译很少,德译较多,又多收入“瑞克阑姆”等丛刊中,价廉易得,常开单托相模屋书店向丸善定购,书单一大张而算起账来没有多少钱,书店的不惮烦肯帮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泽死于肺病,于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杂志中不少这种译文,可是价太贵又难得,只能于旧书摊上求之,也得到了许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n(记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种,内容最好,曾有一篇评论荷兰作家蔼覃的文章,豫才的翻译《小约翰》的意思实在是起因于此的。 这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吧,虽然也不能确说。此外有伽尔洵,其《四日》一篇已译登《域外小说集》中,又有《红笑》,则与勒耳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决斗》,均未及译,又甚喜科罗连珂,后来多年后只由我译其《玛加耳的梦》一篇而已。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里,《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剧《巡按》等。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乐人扬珂》等三篇我都译出登在小说集内,其杰作《炭画》后亦译出,但《得胜的巴耳忒克》未译,至今以为憾事。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盖为但能热骂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捷克有纳路达,扶尔赫列支奇,亦为豫才所喜,又芬兰“乞食诗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说集亦所爱读不释者,均未翻译。匈牙利则有诗人裴多菲山陀耳,死于革命之战,豫才为《河南》杂志作《摩罗诗力说》,表章拜伦等人的“撒但派”诗文,而以裴多菲为之继,甚致赞美,其德译诗集一卷,又唯一的中篇小说曰“绞刑吏的绳索”,从旧书摊得来时已破旧,豫才甚珍重之。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尝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一读,似不甚感兴味。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豫才于拉丁民族的文艺似无兴趣,德国则于海涅之外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常在案头,曾将序说一篇译出登杂志上,这大约是《新潮》吧,那已在“五四”以后了。 豫才在医学校的时候学的是德文,所以后来就专学德文,在东京的独逸语学协会的学校听讲。丁未(一九〇七)年曾和几个友人共学俄文,有许季茀,陈子英(名濬,因徐锡麟案避难来东京),陶望潮(名铸,后改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权(刘申叔的亲属,后以侦探嫌疑被同盟会人暗杀于上海),共六人,教师名玛利亚孔特,居于神田,盖以革命逃亡日本者。未几子英先退,独自从师学,望潮因将往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亦去,四人无力支持,遂解散。戊申(一九〇八)年从章太炎先生讲学,来者有许季茀,钱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钱德潜(名夏,后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际我们翻译小说《匈奴奇士录》等,还多用林琴南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幾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气了。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这篇小品我至今还是很喜欢—曾登在《民报》上,请太炎先生看过,改定好些地方,至庚申(一九二〇)年重印,因恐排印为难,始将有些古字再改为通用的字。这虽似一件小事,但影响却并不细小,如写烏字下面必只有两点,见樑字必觉得讨厌,即其一例,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且正以有此洁癖乃能知复古之无谓,盖一般复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谈,若身穿深衣,手写篆文的复古,虽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希求自由也。但他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与同盟会有关系的人。他也没有加入光复会。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龚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中人,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起来了,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记述的都重在事实,并不在意义,这里也只是记述这么一件事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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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青年时代》的全部笔记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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