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名师教育谈 8.9分
读书笔记 《北大中文名师教育谈》摘录之古代文学篇
陆钓雪的木乃伊

陆钓雪按:这本书还挺好的,我摘一点在“一方读书会”上发表,仅供对文学或者人文仍有纯粹之兴趣者,借以思考北大中文老师们的含辛茹苦之思。

一、

我是1963年上的大学,当时是北大中文系最鼎盛的时期,名师如云。像语言学方面的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文学方面的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他们都是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那时候选修课还不占很重要的比例,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

在我们那个年代,古典是中文系的王牌。现在整个中文学科本身就不受重视,古代文学在中文系也越来越边缘化。现在同学们的选择,更多的是现当代文学。尽管现当代文学的时段很短,加起来也就一百年,但毕竟它没有语言障碍,各方面离现实生活也比较近。研究生的选择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些比较聪明的同学都愿意选择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还有比较文学等等这些比较新兴的学科,没那么辛苦,也容易“出成果”。(钓雪按:其实不论专业吧,无非还是学生自己读书太少,学得太少了。)

开课之前对学生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对中国文学史的线索及其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其次要重点掌握文学史当中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变革的几个重要转折环节;第三就是掌握重要的作家作品。把握好这三点以后,如何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能让学生既理解概貌,又掌握重点,就是“点线面”如何结合的问题了,这具体就体现在教案的编写当中。

总而言之,教学的目的就是启发、活跃同学的思维。即使学生观点和我不一样,只要有理有据,说明他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很高兴,往往是大加鼓励。比如李鹏飞老师(现在已是中文系副教授)在本科时跟我写毕业论文,关于谢朓的思想评价,就跟我的《八代诗史》上对谢朓的评价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他的思路挺好的,就鼓励他好好地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后来他那篇论文被教育部评为大学生毕业论文的范文。

要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就要小班教学,这也是美国、日本的经验。小班教学不只是学生少,交流也方便,这体现了精耕细作的教育思想。

以前我的老师招研究生都坚持这一届带到毕业才带下一届,不会说每年都招,然后手上攒一堆学生。我也不会每年都招,招也就是一两个,就是手工作坊式地带学生,这样质量就比较有保证。老师对学生从怎么读书,到最后论文怎么出来,整个过程都可以把握。我也知道有些大学一个老师带几十个研究生,连名字也认不全,你说怎么指导学生做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的教学,传统上强调背诵,这其实是合理的。在古代,古文是书面语,与日常口语也有很大差别,背诵是提高文学修养的好办法。像知识性和论述性的内容,比如历史事件的时间、意义之类,的确不应该“死记硬背”;但对文学语言来说,背诵实际上是提高文学修养、语言运用能力的捷径。当初七七级、七八级两届学生,学习热情高涨,自发性地背了很多东西。反映在作业、考试、论文上面,那就是不一样,很容易左右逢源,写出来的文章质量很高。

——葛晓音,主要著作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唐宋散文》、《唐诗宋词十五讲》等。

二、

我的好几本书都是来自课堂,但绝不是原始录音、原始讲稿。我是把讲课当写书的草稿,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改。讲课,容量太小,还是看书更有用。我自己就不爱听课。

我不上网,也不看报,说好说坏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认认真真把《论语》看了一遍,觉得《圣迹图》上的这个故事,司马迁等人讲的故事,最能概括其一生。“丧家狗”的意思是什么,原书讲得清清楚楚,不读书就骂人,我才没工夫搭理。我读《论语》,其实是用司马迁的路子,即把《论语》当孔子的生命来看待。我是用他坎坷的一生来笺注《论语》,我是把他当人而不是神来看待。我对他的最大尊重,就是尊重历史。

现在的学生,“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写论文的时间太少,很多时间都花在应付考核和找工作上了。很多论文都是半成品,要求太高,谁也甭毕业,放一把吧,又全都过。我跟他们说,将来你们干什么,我不管,但你总得善始善终,毕业后,你把论文好好改一下,争取早点儿发表,那时你再跟学术说再见,这总行吧。现在的学生,聪明的太聪明,他们经常觉得自己比老师还高明,我是乐得让他高明,不用太费心。但不聪明的学生又太不聪明,说是不聪明也许不对,其实是太不热爱,读书只是混出身,我也没辙。我带学生,首先是拿自己当学生。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的梦想是当个好老师,但我不是个好老师。老师太难当了。

——李零,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等。

三、

非常有用,这都是他们多年的教学经验,也许看起来很平常,但很有帮助。比如陈贻焮先生特别提醒我,上课之前要花工夫查字典。读音拿不准的,或者意思解释没有把握的字词,一定要确认。再比如袁行霈老师告诉我,面对那么多学生,讲授内容的深浅度只能定位在某一个层次,这个层次要就高不就低,要按照水平比较高的学生的程度来决定课堂教学的难易深浅,这样整个班的水平就可以带起来。袁老师是中文系公认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他传授的这个经验对我很有启发。

作业做得好的同学,当然首先是认真,把作业当作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做;其次就是书读得多,思考比较深入,行文也很有个性,你不会觉得他的这些话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另外就是有才华,中文系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同学,他们的作业就能够反映出他们的写作能力、思辨能力很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把握能力也很好。优秀同学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并不只有一种模式。有些同学可能在文学艺术方面非常敏感,虽然文章很短,但能看出他在文学上的发展潜力;有的同学可能在史学方面比较强,考证分析能力很好;有的同学可能是书读得很多,积累非常多,见多识广,所以他对问题的论述能够左右逢源。

大学学习和中学有很大不同。中学老师在课堂上教给你什么,你把这些记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看老师不讲的内容,作业、考试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但大学的课堂讲授,只是引导学生入门。比如,在文学史课堂上会讲到许多作家,但对每位作家的介绍可能极为有限。许多作品和参考资料,以及作家的文集等大量文献,都需要学生课下阅读。

老北大中文系有一位著名教授沈士远先生,他讲大一国文在全校很著名,一个学期就讲一篇《庄子·天下篇》还没讲完,所以当时北大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沈天下”。

在北大课堂上,一首诗,甚至一两句诗讲两节课的情况并不少见。我老是跟学生讲,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告诉你怎么去断这一指,那么其他的“指”你自己去断。培养学生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应该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宋代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疆域不广,对外战争中大多处于守势,中学历史书可能把这个侧面夸大了。但就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宋代确实是顶峰,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对宋代这种评价其实早就有了。南宋的朱熹就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虽然可能有自夸的成分,但敢说超越盛唐文明那是需要底气的。一直到现代王国维、陈寅恪,包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先生,都有相同的意见。

在当时,大宋王朝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这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蒙元入侵前夜就是南宋,这本书写的就是南宋日常生活的富裕和发达的文明。作者在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谢和耐还认为宋代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觉得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西方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也对宋代经济和社会做过深入的讨论,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对北宋经济做了较全面的统计研究,他的结论是:“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并说:“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同上,第298页)

宋朝,建立了体系完备的文官制度,文官执政,推行“文治”国策,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文化与经济的空前繁荣,但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并不能保证军事力量的强大,所以宋朝历史会给人“积贫积弱”的错觉。

宋朝文学从根本上看,核心部分是士大夫文学。

宋朝士大夫是一个有思想建树、有政治担当的群体,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崇高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人生实践的要求,甚至已经超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传统观念,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这是一种新型的士大夫人格。就社会身份而言,宋朝士人阶层很多人兼具官员、文人、学者的三重身份。其中许多人的人生追求首先并不只是做一个文人,北宋元祐大臣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刘挚传》)甚至连大文学家欧阳修也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见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又见《宋史·欧阳修传》)。重视人格历练和道德修养,更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有学问、有担当、有社会理想,同时又脚踏实地,宋代士大夫群体的这些优秀品质,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思想价值和厚重品格。反过来,这样的人生追求,使得许多文学家不仅仅以文学著名,许多人同时又在政治或思想文化的其他领域多有建树,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这样的大文学家,即使没有文学,他们的政治功业也足以使他们成为历史名人。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并不多见。比如唐朝的很多诗人、作家,大多只是单纯地因文学写作而著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也都有政治上的抱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但实际实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在政治上其实没有多少建树。在这方面,宋代文学和唐代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文学是一种审美,能提升人的精神层次。文学还能表现民生疾苦,实现作家的社会批判。但文学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同时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作为有精神追求的“人”,一定离不开文学。文学又与整个社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宋代文学的历史证明,文学其实正是文化繁荣进步的引领者。不仅宋代如此,唐代也如此。不仅中国古代如此,西方也如此,西方现代文明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一是个性,第二是创造,第三是想象。没有个性、创造、想象力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发达的文明。所以,文学的繁荣,实际上对整个民族都会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另外,我不同意从为经济服务的角度讨论文学的“价值”,文学应该是人类社会生活重要和直接的组成部分,不是政治和经济的附庸与工具。

宋代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当今社会的“工具”意识太强,总是要看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种实用思维,贻害无穷,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当然非要从“实用”的角度讲,文学也是“有用”的,具备出色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就能与他人更好地沟通,也就能给人生提供更多的机会。

我们批评很长时间了,一直都在批评。我们自己培养的人留不下来,外面的申请者又很少有符合条件的,所以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年轻教师了。现在最年轻的老师也快四十岁,这在别的学校是不可思议的。

据我所知,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并没有盲目学习国外大学不留本校博士的规定,他们只看学生是不是优秀,而且还有意识地留本校学生,形成一个学派、一个梯队。现在,这两个学校都有一批年轻教师,是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发展的势头很足。相比而言,我们受不留本校博士的政策的影响太大了,再过五年,这个政策要是再不改,上课的人都没有了。现在系里也比较着急,每年都给我们进人指标,但要物色合适的人选非常难,我们也只能宁缺毋滥。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和发展上的特殊性,需要学校有关方面真正重视起来。

——张鸣,有《宋诗选》、《辛弃疾》、《简明中国文学史》(下,合著)等著作。有《诚斋体与理学》、《宋诗活法论与理学关系初探》、《从“白体”到“西昆体”》、《人和心尽见,天与意相连》、《即物即理,即境即心》、《王安石与释氏的因缘及有关诗歌臆解》、《试论宋代“文学景观”中的“词”》、《唐宋“踏歌”考释》(上、下)、《宋代“转踏”歌舞与歌词》、《“宋金十大曲”笺说》等论文。

四、

因为刚经历了十年“文革”,大家学习热情都很高。上课也不是为了成绩,求知是主要的。大学课程中,我觉得选修课对我更有帮助,因为讲得更自由、灵活。我印象极深的是陈贻焮先生的“三李研究”课程(三李即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陈先生这门课不是单纯地讲解文学与历史知识,而是用了一半时间讲自己的论文《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的写作过程——为什么想到这个题目,怎样开始构思,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提炼观点,最后怎样成文,等等。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就用手写、用蜡纸印,上课时发给我们论文中使用的材料,然后一条一条讲,把撰写论文的全过程演示给我们。我觉得这门课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做研究原来是这么回事”。

通过陈先生的讲解,我知道写论文不能只看某个作家的文集,还应当有其他周边材料,比如相关史料和其他相关作家的作品等等。他告诉我们怎么来搜集资料,虽然每个人处理的资料可能不一样,但处理过程有通例可循。陈先生的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可以考察他的思路,然后思考自己该如何做。

是这样,近代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仅是近代文学,也包括整个近代史,都正在被重新梳理和解读。比如过去我们曾经以嘲笑的态度评价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这些偏见在史学界已经逐渐得到了清理。当我选择近代文学研究的时候,还处于以极左眼光看待历史的社会环境下,这对我个人的学术工作来说反而是一种幸运,因为很快就是思想解放,近代研究也取得了很多颠覆性和开创性的成果。我们的工作与前人的研究有了很大差别,不光是观点和角度的问题,思路与方法上也更符合学术规律,比如我们不会再单纯分析文学本身,而是把周边的东西都包括进来。

以前我们对晚清社会的印象都来源于教科书,比如腐朽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权辱国等等,让人觉得整个中国近代就是暗无天日。近代中国政治腐败、国力衰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进步力量正在生长,很多与后来的社会转型,甚至现代社会建立紧密相连的新事物、新思想已经萌生。

在近代研究中,我比较习惯从个体和细节出发,不喜欢套用固定的或流行的理论。有些人做研究,觉得首先应当有一套理论框架,比如现代化理论或民族国家概念等等,然后把材料剪裁一下放进去,即用理论包装材料。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削足适履,容易浮于表面,不能真正发现问题,推进学术研究。而以小观大,深入体察社会或文本的肌理,才能够把握最真切的脉动,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这样说并不是排斥理论,而是反对生硬的、不切合对象的搬用。理论当然也可以照亮史料,实际上,我更愿意说,理论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新角度、一种新思路,用晚清人的话来说就是:“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书也;以旧眼读新书,新书亦旧书也。”只是,我们不要把理论变成预设的真理,用理论来剪辑材料,那样就很难再有新的发现。

再比如,学校规定博士生必须四年毕业,如果延期,学生的费用就要由导师来承担,但对经费的来源又有规定,不是导师自掏腰包就可以了,还必须是什么“横向经费”,否则就要扣减导师的招生名额。规定四年毕业是为了防止学生被老师扣下来打工,这对理工科是合理的;但文科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文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也不依赖实验设备。另外,文科研究阅读量大、积累时间长,四年确实未必能够写出优秀的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期间,很多学生选择去国外交流一年,在外面他们要学习很多新的东西,也就容易产生延期问题。

当然,有些问题,根子也不在学校,而是整个政府管理体制的问题。比如项目经费的使用,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我有个学生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奖励导师二十万,但属于课题经费。这个钱用起来特别麻烦,根本就是按照理工科思路设计的,很多钱都不能花。文科研究最主要的费用就是买书,但这个项目规定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不得超过5%。因为课题组里有很多学生,既然不能买书,我想就每人买台电脑好了,它又规定不能买通用办公设备。最后没办法,只能多算差旅费,用这笔钱支付学生参加会议的路费。也就是说,预算过程中,所有表格的设计完全不考虑文科的特点。其实,既然是奖励,最后我们的成果也经过专家验收合格,能够出版,就不应该细算这笔钱是怎么花的。

像这类不合理的规定,徒然给人文学科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类似的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似是而非,起码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是这样。

北大还算比较好的,不纯粹看经费及论文数量。我们到外地院校去,看到很多地方只以项目多少和论文产出做指标,有的文科学者手里有一两百万经费。而我拿二十万都不知道怎么花,难道是北大的财务规定比较严?

——夏晓虹,主要专著与论集有:《燕园学文录》、《晚清上海片影》、《阅读梁启超》、《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晚清社会与文化》、《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文人妇女观》(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等。

五、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的。处在创作状态里的人对于文学的感性是比较强的,进入研究后这种能力会弱一点。特别喜欢文学创作的人不会自动就转向研究领域,一旦对文学研究感兴趣,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转入到比较理性的层面。文学研究是一门学术,它跟研究历史、社会、法律,甚至研究物理、化学都没有本质区别,是寻找事物规律的过程,创作与研究不能互相替代。我个人对因为从事文学研究,而影响创作的发展没有遗憾。有研究才有传承,有创作才有繁荣,这二者对文化与文学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方面。

我觉得诗是语言艺术里面最精致的,利用这种精致的语言去创造诗意,应该说是心灵的极大享受。所以古人说“书生得句如得官”,书生想出好的诗句就像做了官一样,又说“千首诗轻万户侯”,这种心灵层面的感受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所以才有写诗“有什么用”的质疑。物质和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有的东西必须属于心灵,就好像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感觉到一片宁静,如果我把它表现出来的话,那就是一种诗意。人生都用来挣钱,用来物质享受,用来追求别人认可的“研究成果”,不是很无趣吗?人有功利的追求,也有非功利的追求,这都是人的本性和需要。

——钱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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