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7.8分
读书笔记 中篇 儒家伦理的新发展
倦旅读客

这是一段关于新儒家就此世成就上的不同观点的议论,这段话的重点是讨论新儒家重“德”还是重“利”,这段话的目的是通过引用南宋的一段史料并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进行比较,为明清以来儒家的商业伦理上的发展提供一个思想史的论据。先引一段原文:

新儒家重视此事世的成就,但其正统理论则不以“事”的成败为判断“理”之有无的标准。清教徒的“选民前定论”则流于以事业的成功为“德的表征”。朱子与陈亮(同父)有关王霸的争论,其中心意义即在于此。陈傅良在《答陈同父》第一书中曾对双方的论点有极扼要的说明,其言曰: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 有适成,何为有德;事有偶济,何必又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清教徒的观点便有些近于“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是它与新儒家伦理的另一重要分歧之点。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陈亮的观点虽未能取得正统的地位,但在新儒家伦理中始终不失为一伏流,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在同书的另一篇文章《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中,余英时先生对儒家义利之辩的源流进行了梳理,从孔子开始,孟子、董仲舒一致到宋儒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承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传统,正是由于如此,在陈亮提出义与利两者并不判如云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容的观点时,与朱熹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激烈的辩论,由于这场辩论有南宋有众多的儒家学者裹挟其中,论点纷呈,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

之所以说陈亮的观点是儒家伦理中的一伏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儒家伦理一直在两个层面存在着,一是士大夫阶层,一是老百姓阶层,两者基本上是统一的,尤其是在社会稳定的那些年代。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也会出现一些分流,一般是出现在内忧外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朝代,在这些时候,上层的思想文化与民间的乡风民俗发生翻覆磨合、风云激荡,从而使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了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这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有规律性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先秦是这样、魏晋是这样、明末清初是这样、延至民国时也是这样。

南宋时的社会形态也有相似之处,当时士大夫中的那股伏流确有流出地表的可能,朝廷中的主战与主和之争、政治上的王道与霸道之争,再到思想文化上的义利之争都是这股伏流存在的表现。只有放在这个历史位置上来考察,才能理解上述引文中的那句话:“陈亮的观点虽未能取得正统的地位,但在新儒家伦理中始终不失为一伏流,其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也正是这个原因,陈亮的关于儒学的思想、关于政治的观点、包括他的诗文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仍然需要大力的挖掘和评估。

余英时先生在讨论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的互动发展这个主题时讨论到了功利主义儒家陈亮的观点,那观点的提出还是在南宋的时候。余先生的书中结论性告诉我们,商业伦理能与传统儒家观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成功的商人(尤其是儒商)受到社会的认可,已经是在明清的时候了。所以,陈亮的远见卓识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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