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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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

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心中远比恨来得更自然。

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

白人对土地十分渴望和贪婪,而黑人同他们分享土地,就像同他们分享空气和水一样,土地并非个人所有,但白人就像一个人牵走另一个人的马一样占有了这片土地。

在南非做一个非洲人意味着他从出生的那一时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这个事实与否。

像莱彼德那样,我开始把富有战斗精神的非洲民族主义看作一剂抵制外国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解毒剂。

同一天,南非白人将庆祝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到达好望角300周年。4月6日是南非白人一年一度地庆祝他们的国家建立的纪念日,非洲人把这一天诅咒为“300年受奴役的开始日”。

我很快认识到,“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场所,一个不会被拒绝和欺骗的场所,一个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有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代表而骄傲的场所。这是我当初选择当律师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南非,当律师意味着在一种恶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种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根本无平等可言的制度。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招待。他们对我们的斗争表示支持,但是,当瓦尔特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一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会使其法律和法规遭到蔑视。

只有当进了监狱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从它如何对待其高级公民来判断好坏,而应当从它如何对待其最底层的人来判断其优劣。

一名自由战士要为千千万万人民的解放去战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战。

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很快以商会大会外国代表的身份重新露面,再往后,他去了中国,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

这正是国民党为什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融合的原因所在。只有抱有黑人威胁论并且不了解黑人的想法和主张的白人,才支持国民党这种荒谬的种族歧视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了解带来的将不是歧视而是理解,甚至最终会带来种族和谐。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准备动身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事训练,当时,和他一起去中国的还有另外三个人。

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被迫不断地面对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作为正实施的法律,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做出努力。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而这些文献本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

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饿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关于坐牢,自然没什么好处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漩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

我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次大海战的纪录片,它对我影响很大。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被日本人击沉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王子号”的特写,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温斯顿·丘吉尔听说英国舰艇被击沉而流泪的那个镜头。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向我展示,有时一个领导人也可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悲伤,而这并不会影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

但是迟到的正义就像被否定的正义一样,一种如此滞后、如此勉强宣布的改革似乎并不值得庆祝。

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人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弗·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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