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 8.2分
读书笔记 “瓶中之舟”:金庸笔下的想象中国
然诺
借助我称之为“文化拼盘”(a cultural pastiche)的艺术手法,借助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精心构建,借助对于“反讽的消解”(the dissolution of irony),金庸建立起了一个用贝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就是“想象的社区”,一个既不存在于现代社会、也从未真正存在过、但是却完美地符合了大众想象的“中国”。

第一百三十七页:

一个成功的文化拼盘所需要的,是富有创造性的糅合、改造与重建,使得读者在目睹熟悉的材料被重新组合和编织的时候,既体会到具有特殊背景知识的“圈内人”的快感,又有一种新鲜感。

第一百四十页:

坐在地铁里面全神贯注地阅读斯蒂芬·金、约翰·格瑞山或者金庸小说(如我不止一次地在纽约地铁里注意到的)的读者是一群具有特别需要的消费者:他们需要被手中的物体所“抓住”,需要暂时忘却自己和周围的环境。

第一百四十三页:

但是,金庸小说里面“善恶”与“正邪”概念的有力存在和出现本身,就足以揭示这个小说世界的道德化程度。在这个虚构的宇宙里,尽管有干扰、中断以及慈悲带来的宽容和怜悯,但读者绝不会怀疑善良、正义以及所有“美好人类感情”的根本性存在。阅读金庸小说,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第一百四十五页:

不过,新批评学派曾经对“反讽”这个概念增加了一个层面。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在《文学批评的原则》(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中,把irony定义为诗歌里几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价值判断之间达到的均衡。…“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反讽意味着把几种完全相反的、可以互相补充的心态放在一起。”

第一百五十页:

最精致的反讽表现在《鹿鼎记》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之中——这种互文性是相对于金庸小说的整体而言的。

第一百五十六页:

…但是,“我们不能期待翻译后的武侠小说的新读者们(注:也即英语读者们)也分享这种文化欢愉……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欣赏这样的景象:一个文化在欢庆它自己。”(闵福德,《功夫的翻译,翻译的功夫》)

第一百五十九页:

中国学者的“东方主义”,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主要表现在历史精神的缺乏和容易对“中国文化传统”作笼统描述,忘记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哪怕对于相同的文学和哲学概念也有不同的阐释,而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表现在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出如上文所例举的概括性综述:中国人是热爱自然的,中国人是热爱故乡的,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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