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 8.2分
读书笔记 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从杨绛回忆录看“文革”中对透明度的追寻
然诺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暴力,在根本上体现了对透明度的追寻。…对于一个以公有制为特点的政治结构来说,任何具有私性的东西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必须用公有的理想和精神,淹没个体的声音。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里,不允许隐晦,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

第一百零四页:

这种对个人动机的追问与发掘,是对透明度的追求转向内部的一种表现。而当这种追求成为集体焦虑的时候,就连内在情感的外在标志,比如说眼泪,也被人的高度自觉扭曲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小学教师给《北京日报》的编辑写信,信中提到她在给班里的学生讲述高玉宝的故事时,四十九个学生中有将近三十个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这里最耐人寻味的,不是多少孩子的眼泪是真实的,而是老师在计数有多少孩子流了眼泪。在如此密切的监视下,一个人对外在事件自然和本能的反应长长被转化成政治觉悟的自觉标志,可以对之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以求达到私人的目的。然而,又因为人们深知这些“本能”反应可以人为控制,于是格外强化了辨别真假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导致了更多的虚伪行径,比如在“睡梦”中高呼毛主席万岁之类,和更多“真伪难分”的焦虑。

第一百零五页:

“文革”中的集体诠释行为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旦语言的透明性成为追求的目标,它就变得不再可能。

第一百零六页:

有些批评者以为杨绛的回忆没有能够描述出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残酷性。这样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多批判“文革”的作品,本身正和“文革”批斗会的精神一脉相承。我把这样的文风成为“文革体”,它的特点是夸张的修辞,戏剧化,极端化,充满道德判断,缺乏自省,毫无幽默感。革命可以大笑,可以冷笑,可以嘲笑,但是没有微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幽默的反动。

第一百零七页:

即使没有帽子、牌子和发型,还是有其他办法“识破”一个人的身份。何其芳扫院子,被外地来的红卫兵一眼看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自称是扫院子的。‘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这时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于是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这是《纪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它让我们看到在表层与内里之间存在的差异。这里有一层又一层的穿透、辨认和误读。虽然眼镜作为符号被错误地诠释,因为何其芳的眼镜据他说乃是从小近视而不是读书太多的结果,可是红卫兵小将对扫院子人的判断最终还是正确的:在扫院子人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著名的诗人。相比之下,倒是诗人没有能够识破外地来的红卫兵:在革命小将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诗歌爱好者。红卫兵小将“悄悄”私语更是构成了另一层次的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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