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8.6分
读书笔记 民主的细节
出塔人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 ★“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两党的政见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 ★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 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各级政府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你可能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 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 ★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当初制定宪法时,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总统的制度。美国宪法的第二章, 明确规定的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他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届总统们不断“顺手牵羊”,权力越来越大。首先,美国总统选举形式的变化,使得总统越来越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并不需要对国会俯首称臣。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总统的提名由国会的各党代表控制,总统还有动机对国会毕恭毕敬。之后,总统候选人开始由各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提名的“婆家“从国会的党代表变成了普通的党代表。后来,总统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各党的党代表不再由“党总支”指定,而由普通公民投票产生,这样一来,总统的选举基础,完全平民化了。总统“翅膀硬了”,国会想抓也抓不住了。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大萧条时期,或者越战时期,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团结社会、集中资源、度过难关。在这种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不但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而且其个人魅力也是危难时刻凝聚社会的资源。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设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实现立法的功能了。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这样一些随机性的东西,但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虽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议题,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奥尔森有一本名著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 ★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 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 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消费者权益OR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消费者行动主义,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美国民众对非法移民的排斥,固然有“经济理性”在起作用,但同时不能不说也有种族歧视的成分。非法移民固然抢走一部分饭碗,但是,一个国家的工作总量并不是固定的,非法移民通过提供便宜的劳动力提高了雇主的利润率,从而也提高了雇主的追加投资率,相应地,也增加了就业空间。 ★资本的自由、商品的自由,并不等于劳动力的自由。华尔街大亨的资本,可以任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任意地跑到发达国家打工。冷战之后东西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柏林墙却在生长。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2300美元。 ★美国不是没有公款竞选制度,只不过它是一个“自愿选项”,即,候选人可以选择使用公款,但前提是接受公款的总额限制(今年大选是8400万);也可以选择自己“化缘”,坏处是没有底线保证,好处是不存在总额限制。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捐款限制要更宽松)。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捐款占竞选资金的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另一个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 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告”。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 ★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 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其父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政府是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是市场化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买医保,生病了由保险公司交医疗费。就是说,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利润追求抬高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保险公司大多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进一步抬高医疗费用。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事情未必这么简单。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欧洲国家公费医疗,资源稀缺,排长队就诊)。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而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有权有势者“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 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且严格地说,所谓免费医疗并不真的免费,它的成本是高税收。随着人口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会不会有一天高到扭曲税制的地步呢?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试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罗尔斯《正义论》: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 ★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中。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 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胜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象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 ★警察不抓小偷,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 ★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是不存在的,比如,你得了心脏病,如果你使用商业医保,你的医疗保险公司在为你付保费的过程中会潜在地抬高整个社会的保价,如果你使用的是政府保险,实际上由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放任自己的健康恶化,有可能是自作他受。 ★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 ★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0
《民主的细节》的全部笔记 2488篇
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