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 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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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希

## 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 我见过香港人为捍卫自由而抗争的画面,也知道台湾地区转型期族群冲突再剧烈最后大体还是诉诸法治解决,我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事实上我认为,认定自由、民主“只适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一种过于懒惰的世界观。

## 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恶,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乐,而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力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个喜欢数理化的人一辈子只能读四书五经会快乐,不相信一个擅长经商的人一辈子只能给领导写报告会快乐……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革命者,而一个远离快乐的制度也许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维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条缝会渐渐变成一扇门。

## 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所以所谓启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将过于霸道的声音拧小,将被屏蔽的声音放大,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打上一个问号,将盒子里的光释放,这当然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

##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 “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 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固有的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说得如此饶舌,意思只是,“视而不见”其实更合乎许多人认知的惯性。

##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 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像王克勤先生那样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像钭江明先生那样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像许志永先生那样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是这些方式看上去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这么高的性价比——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是隐身于集体当中,又安全又温暖,还战无不胜。

##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 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 在非黑即白之外还有很多思想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地带往往最考验思想的精细,通过将他人的观点极端化取消其意义,恰恰是公共讨论中的避重就轻。

##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

##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 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

##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原因之一即参与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 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 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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