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一年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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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希

## 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

##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 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

## 天开始阴了,心情稍微有点不好,觉得之前饱满的精神状态如同充满气的气球,稍微戳破一个口子就会全部泄气。

## 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个人吃饭,像考试一样中间隔一个座位,很害怕交流的样子,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我一下子就被这场景治愈了,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

## 如片中这种性的饥荒非常老套,基于性饥荒的人性转变显得非常可疑。我总觉得很多男性艺术创作者对于男女关系没有想象力,一旦觉得作品里男女关系缺乏推动力,就用“性”作为万能的解药。 或许他们本质上还是觉得性意味着自己占了便宜,两性关系从此就制衡了。

## 我当然很自怜地想到了自己。今年夏天我也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一档竞技类真人秀,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但当然不是。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一面,只有我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第一个被淘汰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着我很长时间,大概想拍到我哭泣的镜头——哭泣、呕吐、愤怒对电视镜头来说都是宝贵的,结果摄影师再次失望了,只拍到我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摄影师骂了一句街。

## 我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因为作家表演不出来。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 歌舞伎的宿命是要不断地传承——他的儿子也注定要从事歌舞伎的工作。日本国宝级的能剧演员野村万斋不到4岁开始登台,和父亲一起出演。他的儿子同样不到4岁初登台,演一只小狐狸。野村万斋在台上对儿子念台词,宣告他的宿命:“汝之一生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哪怕落入黄泉,亦不得解脱……”说着,就落下泪来。

## 到了吃饭的点儿,我想找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餐厅,挑选了半天,父母总是觉得贵,到了门口又把我拉走。三番五次地,我便心底生出一层灰来:怎么会这样,变得这样滴水难渗?我担心自己老了也会成这样,因为弱势,反而偏要将自己身上生出一层角质来抵御想象中的“欺负”与“歧视”,把别人撞得头破血流。

## 人按照自己对鹿和猴子“淘气亲人”的设定来培养它们,满足自己对它们人设的想象——动物只是我们拍出温馨照片的道具。这样看,动物滑向无节制的粗暴便是可以理解的。

## 高浓度的青春逐渐变得稀薄,是从同伴的不断失落开始。这种失落不一定是失联,抑或是志趣道路发生变化。谈话交心往往陷入对彼此生活选择的不赞同,为了不破坏已经伤痕累累的情感联系,索性变得越来越沉默,终于相对无言。

## 或许应该像塞林格那样?写完几部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然后就隐居50多年,不写作——至少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接受采访,不允许《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印自己的照片,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无论是笔耕不辍到老死,还是只写几年,艺术史只截取作家创作生命的很小一截,而其他时间和大部分作品都被记入了“等等”。可大多数人没有塞林格那样精准的自觉——所有的创作与艺术史截取的部分刚好相等,不多出一分一毫。 于是还是闷头写吧——像毕加索那样闭眼画吧,然后等待艺术史的裁决。

## 现代人没有了手机如同在裸体闲逛,脆弱得不得了。然而脆弱或许是面对艺术最好的状态,没有镜头来掩盖自己的失措,不靠照片来让记忆偷懒,只能完全地暴露自己,把画面铭记在脑海里,然后绝望地看那画面一点点褪色。

## 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种程度上,天真和世故并不是矛盾的特质,而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这个特质,而是早早地把它当作成长必然蜕掉的皮,轻率地抛弃在一边。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采了一路的花,采花时也显得兴致勃勃,充满乐趣,到了路的尽头却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变得世故。 而成年后还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质则是复杂的——至少是见过复杂,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贵。

##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解放了身体”,倒不如说“剥离了身体”。工具代替了身体的功能,中产要借助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重体力工作者,或是一个快递小哥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决定在城市公园跑个步。

## 在缺乏宗教的社会里,过剩的中产需要跑步这种宗教般的欢愉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中产的压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琐碎,刘震云20年前写的《一地鸡毛》依然没有被扫走,妻子、孩子、保姆、单位的是是非非确凿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质”的焦虑,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雾霾和地沟油,诈骗和毒奶粉,房价和养老,股票和医疗……它们既抽象又具体,如乌云般遥遥而至,压在每一个中产的头顶上。

##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开始追求一种戒糖、长跑、岁月静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某种社会规则已经成为共识。而在中国,这种规则与底线并未形成,当奶粉出现问题,中产开始寻找代购;当疫苗出现问题,中产去香港打疫苗;当空气出现问题,中产戴上口罩继续长跑。 很多中产并不认为自己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而仅仅是想通过长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炼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们并没有办法指责中产的犬儒和自私。他们仅仅是无力,在无力与无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缝隙中,大脑借助运动产生内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悦与沉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 波伏娃曾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 最震惊的是看画家爱德华·霍普的笔记,密密麻麻全是对光线的计算、色彩细微的调配,那种寂寥竟然是这么精心雕琢出来的。

## 吃完饭,Y先生带我去最近的地方看富士山。真是让人惊讶的角度,不同于往日在明信片和图画里看到的富士山,它的背部积雪没有那么多,露出了黑色的纹路,如同粗硬的筋骨,像是板下了脸,露出冷硬的本来面目。我有些无措,像是去热情的人家做客,宾客尽欢,而我不小心看到了主人在客人走后厌恶和冷漠的脸。

## 我深知说哪些话会引起读者的哗然与笑声,比如“7岁写作,9岁出书”这些我讲腻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什么区别。 每次公开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就会自厌,觉得自己是杂技演员,通过炫耀式的扭曲来博得满堂彩。

## 一个作家是如何死亡的?从重复自己开始死亡。

## 当无法对抗现实的时候,用虚构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1984》给人的震撼胜过了任何一部纪实文学。我来日本之后,看了很多漫画,觉得它们反乌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有点像摄影。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体验到的恰恰是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感,这种陌生感,会带给读者更大的震撼:原来我所身处的是这样的世界啊!

## 我喜欢鲁迅的一句诗:“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

## 杜拉斯的《情人》里趴在渡船栏杆上的法国少女是表演性的,平檐男帽和托卡隆香脂,她知道自己不符合年轻的寂寞会被观赏。而Helene画里的少女却不是任何人的风景。

## 日本人的确爱喝酒,而且自己灌自己。白天的日本人很安静、压抑,喝了酒的日本人变得声音巨大,面部似乎还不熟悉大笑的表情,脸上多是一种近乎哭的狂喜。 我想到自己在神保町旧书店看到的日本春画画册,画中的男女狂热交媾,双脚痉挛癫狂,四肢突兀地出现在不可能的位置,舒服得恶声恶气。相较而言,中国的春宫画要羞答答得多,多是凝固在一个半推半就的姿势。男方往往显得并不投入——更不要说像日本春画中男性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们仿佛并不真正享受性爱本身,而仅仅当作养生的一个步骤或程序。 日本人喝酒和他们的春画有点像,本是快乐而雍容的事,却因为他们平日太压抑,这时候放纵的背德就显得有点凄凉。

## 所有目睹过这种突发死亡的人,人生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型机关被开启了。对我来说,最显性的变化是我看视频时关掉了弹幕,我不需要预警了,我把它看作一个小小的练习,一个锻炼自己接受“无常”的练习。

## 人们对于写作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写作是由灵感来支撑的。人们对于作家的想象还是“李白式”的,觉得他们的生活是不断游历采风,夜夜笙歌,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回家给自己倒杯威士忌,两个小时就创作出小说来。 但实际上,小说家和上班族没什么区别,每天一大早就必须坐在书桌前开始工作。或者说,更像是运动员,因为上班族可以敷衍工作来欺骗上司,小说家和运动员却无法敷衍自己。作家创作小说时,每天早上都折回起点,校正自己,重返现场。整个过程如海上遇难者一样孤身挣扎,没有人能够伸出援手。这种工作靠灵感和热情都是无法支撑的。

## 二战结束之后,暴力的阴影并没有从欧洲大陆散去,除了报复德国人,很多西欧国家还欺凌与德国人有染的本国妇女。 在非正义的历史之中的每个人,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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