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7.5分
读书笔记 性权利
罗宾何
性压抑或反性的环境甚至造成了一些女孩的"男性化",这是它最极端的结果。有一位女性对自己生活中的这个"男性化"过程做了如下的描述:"我不喜欢自己的男性化。记得来月经前我是个典型的女孩,看人总用害羞的眼神。我羡慕那些男性化的女孩,觉得她们不受人欺负。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正好有个转学的机会。我就处心积虑观察别的女孩,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变了个人。我妈那时在国外,回国后见到我的样子说了这么句话:文文静静的女孩怎么就成个野小子了。她还带我去看过一个学心理的,他说,女人的一生有两大关口,一个是来例假,一个是更年期。"这位女性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据她说:"我前夫说没有男人会喜欢我,因为我的性格像男的。只有女人才会喜欢我。"
在禁欲主义的气氛中,肉体的接触被看得非常严重:"有一次我们去看电影,他第一次握了我的手,那时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有两年了。"
  有时无知会使人变得残酷;而孩子们之间的残酷有时会比成人之间的残酷更强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当事人有一种陷入绝境的感觉。一位女性讲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历程:"中学时我们学校实行男女分班。我发现有一个男孩老注意我,我心里朦朦胧胧地能感觉到,所以就多看了他两眼。他虽然个矮,可挺能打动我的,我那时心里就蠢蠢欲动。后来'文革'开始了,我们去支农,回来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接到过信,很好奇,就当众拆开了信,见上面写着:支农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特别放不下,我心里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总注视着你......总之,都是这一类的话。落款是个假名字。我当时也不懂这有什么严重的,就跟一个女同学说了,大家就都传着看了。结果一个'革军'(注:革命军人)子弟就说我是流氓。从那以后,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课桌上吐唾沫,用粉笔写上'大流氓',还拔我自行车的气门芯。我把信交给了学校的军训排长,让他为我作主。同学们都说我招惹男孩。我当时觉得委屈极了,因为那时候我纯朴极了,根本不懂什么。后来学校呆不住了,我就跨学校和一个我妈同事的孩子去插队了。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我好像全靠他了。他比我大几岁,很照顾我。我们走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十八岁时我就和他好了。"
  对禁欲主义环境的理性批判
  有些女性对禁欲环境采取了理性批判的态度。一位单身女性讲到过自己的压抑感:"我有压抑感,小环境(指家)大环境(指社会)都一样。想不在家呆着、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
  人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压抑感是一阵一阵的,中国人总按别人的反应来改变自己,别人怎么说很重要。
  我相对来讲不太在意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脱。"
  一位爱好文学的知识女性说:"我在性方面始终是压抑的,这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直到三十一二岁看到一本书,叫作《光荣与梦想),里面说性解放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觉得性不是脏的、坏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性压抑和性罪恶感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
  (坦娜希尔,第155一156页)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撤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和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撤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这既是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是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更僵硬。(居伊昂,第221页)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但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有人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甚至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的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我想,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
  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搞同性恋,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玻弗洛伊德曾这样讲到禁欲的后果:"禁欲不可能造就粗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造就'善良'的弱者。......一个人若能对其爱欲对象锲而不舍,我们便不难相信他在追求别的东西时,也一样能成功。反过来说,不管为了什么,一个人若禁绝其性本能的满足,他的人生态度便难免和易谦让,不能积极地去获龋思考能力之所以会不发达,一方面固然与性好奇的抑制有关,另一方面,又因为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能够自由思考,不敢打破禁忌,背叛某些信仰,而益趋严重。摩比士(Moebius)相信,两性间不管是性冲动或心智活动皆有差别,可见女性智力之所以低下原有其生理学的背景,这种说法已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也同样地不赞成。相反,我认为许多女人的智力所以会比较差,乃是因为思考能力的发展,被性压抑所牵连,而不能充分。......社会苦心压抑那些它认为有害的精神动力,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
  吃人的礼教带来了心理症的增加,在个人的牺牲里,社会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确没有任何好处可得。"(弗洛伊德,第178一183页)针对"性压抑"这一状况,弗洛伊德提出了关于"升华"(sub-limation)的理论,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弗洛伊德,第143一144页)然而有人却认为,"升华的概念是弗洛伊德本人最富于清教主义气息的信仰。"(罗洛梅,第66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美英这些国家,有史家以本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我们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
  (罗洛梅,第48一49页)
  福柯的观点与上述感觉大不相同,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压抑到反压抑,至少这种人人言必称性的情况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性史)里反复言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性压抑。性被人们在忏悔中、在传媒中、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言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而且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从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论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穆萨弗,第521一523页)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渡过青春期的中国女性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女性的经历;也不同于"文革"后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的生长环境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环境;后者则近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城市女性的生活环境更是如此。因此,她们的经历对理解和研究这三十年的社会氛围极具启发性。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二十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因为比别人早懂得宦官而引起的羞愧和尴尬。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大学生!这件事的说明意义是:如果有一个社会或时期,人们会以某种知识为耻(无论是关于什么事物的知识),那么对这个社会或时期人们的理性就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对这样一个社会最精辟的概括只能是乔治。奥威尔在他那本闻名遐迩的预言体小说《1984年》中所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苏格拉底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爱?并以狄欧提玛这位爱的导师的话作答:"它既非不朽之物,也非必朽之物,而是界于这两者之间......它是一个伟大的精灵,而正像所有的精灵一样,它是神明与凡夫之间的一个中介。"(转引自罗洛梅,第104页)由于研究过同性恋,我开始对这样一个问题不能释怀:一对一的异性感情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它是自然的吗?一男一女爱得死去活来,究竟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力机制?有没有人为的成份?有没有故意的成份?有没有不自然的成份?
  为什么不是一男两女、两女一男、多男多女、甚至是同性相爱?
  要想回答这类问题,决不是仅靠社会学研究能办到的,它需要心理学甚至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探讨。这也是同性恋者对学界研究同性恋成因耿耿于怀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只有同性恋的成因值得研究,异性恋的成因就不值得研究呢?我想,异性恋的成因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绝非"天生如此"一句话所能囊括的。我可以想到的表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异性感情至少有这样一些成因:生理上的相互吸引;心理上的相互吸引;生育后代的愿望;社会行为规范的影响;影视文学作品中所充斥的浪漫爱情故事的影响,等等。
  从调查的结果看,在感情方面,人们不仅有异性恋倾向与同性恋倾向之分,还有爱的能力的强弱之分,对爱的追求的执着与随遇而安之分。得到了爱的固然感到幸福(其中会不会有自欺欺人的成份?);得不到爱的女人有的还在苦苦寻觅,有的已经不再奢望。也许很多人可以满足于结伴过日子,也许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最终表明,"爱"这种感觉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但的确有人经历过被称作"爱"的这样一种心理过程,有爱和没爱的界限在她们心中像黑和白一样分明。无论如何,"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它不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之间(无论是同性异性、年老年轻、婚内婚外、两人还是多人),都是美好的,都是一种不可多得因而值得珍视也是值得尊重的人类体验。虽然当事人有时不得不为了其他的价值牺牲爱,就像《廊桥遗梦》里的女主人公为了家庭价值牺牲爱那样,爱本身是没有罪的。如果一桩爱情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它不仅不应当因为任何原因受责备,而且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美的。

访问对象当中,有几位文化水平最高、修养最好的女性,不约而同地提出自己对性美感的追求。一位从世俗观念看在性关系上过于随心所欲的女性这样讲:"我的朋友中有一个老太太,她很孤独,但生活得很洒脱。她的语言很美。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有艺术有美,就不应压抑自己。我想过,人应该活得短一点,但是亮一点。只要能活得有光彩,我宁愿拿生命中的其它年来换。每当我想到自己的老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这些年的生活是不是五颜六色的。如果它一直是五颜六色的就行了。所以我并不担心未来。有好几次,我都想把自己这根浪漫的'筋'掐掉,可我太向往美了,所以不见容于社会。我希望过一种又干净又充实的生活,我希望自己作一个没有太多毛病的人。"
  另一位是这样说的:"性生活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和音乐、绘画、艺术、诗是相通的。如果两个人在这方面都有修养,就会增加性的享受感。再把周围环境的色彩灯光考虑进去,心情和环境相呼应,这是最好的。有人会想,我也不想当艺术家,为什么要受美感教育,其实人在做这件事时,是创造人的结晶,聪明敏感、审美感觉都很重要。"
  一位双性恋者讲到自己对美的感觉:"有一次我坐在草坪上,看到有一个女人提着篮子走过,我突然觉得她美极了,就想去拥抱她,我觉得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家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会为人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而感动。比如有一次我在地铁车站等车,看到一个小伙子抬手看看表,忽然一甩头,我有一种很着迷的感觉,是美的感觉。"
  "有一次他说的话把我吓坏了,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真正崇拜你的是什么?是你的身体,它综合了东西方女人的骨骼和皮肤,让人想起雏猪和雏鸽。那次我感觉特别好。有点害怕的感觉,又像在发烧。那是一种像沙漠上的波浪起伏的感觉,一种很飘逸的感觉。就像那些诗歌都有的性暗示,我感到他是坚硬的钢铁,我像海一样,能够十足地承受他,包容他。如果把我和他在这种时候的感觉说出来,似乎都能够出口成诗。"
  一位目前正与人同居的离婚女性特别欣赏新任男友的幽默感,对过去的婚姻生活感到遗憾:"我很后悔那时不知什么叫美,也没有人指导我什么叫美。那时候也就听听话匣子(北京俚语:收音机),没电视也没录像。"
 一位女性这样谈到自己的男友:"他是年轻的,纯情的,像太阳光一样灿烂。他没有什么性技巧,但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

"生完孩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感受很深刻。有人说有些女人生孩子之后会得神经官能症。就像彼伏瓦所说的那样,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母性的,是社会强加给她母亲这一角色。生孩子以前,丈夫对我还可以,他对我最不好的是刚生完孩子之后。那时候特别希望丈夫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他来了之后就问了一句:男孩还是女孩?我说:男孩。他听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当时特别想哭。我本不想生孩子,为了给他家传宗接代只好生了。我的邻床对她的丈夫大发脾气,他也不敢回嘴,我看着很羡慕。女人生孩子的感受就像死过一回一样,在这种起死回生的时候,孤独感显得最难忍受。他只是在最后才带着他妈来看孙子。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以后就想:这个小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当时就暗暗下了决心:我非跟这个男人离婚不可。"
  "我怀孕生孩子身体那么弱,需要人照顾,可他那时正好不在身边。坐月子的时候只有我和孩子两个。孩子是爱的结晶。
  是检验一个人感情的试金石。记得生完孩子天特别冷,我身上心里都冷透了。他说,谁家女人不生孩子。他妈就是一年一个连生了八个,生完就死了。他觉得女的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生育是为女性同男性的竞争造成最明显不利的事情。首先,在实际层面上,在劳动市场中,女性的生育使她们有一段时间不得不中断工作,随后有几年时间又不能不花精力照顾孩子,因而使雇主觉得不如雇男性劳动力划算;在观念层面上,一些人因女性的生育、哺乳功能而推论,女人最适当的角色是抚育、理家和做服务性工作,因此认为她们天生应当留在家里,缺少在公众领域从事各种事业的能力和兴趣。正因为如此,有些女权主义理论把生育当作男女不平等的基矗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和一胎化的普及,生育已经变成在很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它对女性的影响已经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强大。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中,生育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近期有关"女人回家"的观点就带有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女性要争取男女平等,还有待理清有关生育及其对女性的影响的许多观念。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受虐的妇女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有调查表明,被动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妇女挨打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挨打时,她们感到吃惊,竭力躲闪;然后感到恐惧,竭力讨好丈夫;最后感到抑郁,躲到一边自责。一旦挨打成为习惯,其后果可能导致丧生。妻子挨打的社会后果除了伤害、致死之外,还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效仿行为。妻子的挨打还常常伴随着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可能继续这种受虐的生活模式。
  近年来,妇女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作出解释。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把暴力看作少数人的变态;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则认为,暴力行为是社会的阶级差别所带来的挫折感和压抑感导致的;由于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由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由于恶劣的住房,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缺少工作机会,一些人才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因此,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社会的下层。有许多女权主义者对暴力现象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强奸犯大多数对于被害妇女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应当说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夫妻平等的家庭增加了,家庭暴力一定会大大下降。
  自内罗毕战略提出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作斗争以来,各国妇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妇女教育和受虐妇女庇护所,到全女性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场全球性的反对对妇女施加暴力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不少人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把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摆进世界人权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去。这个专门对付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全球性网络将把社会工作、法律、教育、卫生及受虐妇女庇护所等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帮助受虐妇女。
  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措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妇女,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妇女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妇女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妇女的法制观念极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妇女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妇女的来信来访,为受害妇女排忧解难,伸张正义。可以预期,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中国妇女的状况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会得到改善。

有虐恋倾向的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提出三点存在的合法权利:他们为性权力的本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们的行为是治疗性的和涤罪性的;他们显示出性的本质是仪式和游戏。福柯生前曾热衷于亲身"体验"虐恋活动,并对此做了大量的哲学思考。
  他就此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第一个是关于"快感的非性化"的观点。他指出,透过虐恋活动,人们"正在用他们的肉体的一些非性器官的部分,即透过对肉体的色情化,发明各种新的行乐方式。我认为这是一种创造,一项创造性的事业,其主要特征之一,我想可以称之为'快感的非性化'。那种认为肉体快感永远应当来自性快感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性快感是我们所有可能获得的快感的根源的观点,我认为实在是大谬不然。"第二个思想是关于虐恋活动中所模拟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他指出:"快感和权力不会互相抵消或互相争斗;它们会互相寻求,互相交搭,互相强化。它们是由刺激、激励的复杂机制和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转引自米勒,第450一451页)由于在虐恋活动中,施虐和受虐双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换的,就使权力和快感的关系进一步交织在一起,有权的一方和无权的一方都可以从这种权力关系的戏剧性模拟中获得快感。我想,这也许就是福柯这段话的含义。

调查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女人的性情尽管相当不同,她们的性爱经历与观念也有很大差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都非常看重她们的"自我",她们从不认为出于这个"自我"的任何行为、感受是无足轻重的,她们为它快乐,为它忧伤,为它欣喜若狂,为它痛不欲生。在这部书里,我把它们--这些自我一一如实地记录下来;尽管有人认为这些记录没有任何重要性,我却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它们无比重要,因为它们是人的生活,它们是生命的存在状态。罗素曾说:人们在世界上做着两件事,一件是把地球上的东西搬来搬去;另一件是指挥别人把地球上的东西搬来搬去。我想,我在这本书里记录下来的事情,至少并不比这两件事更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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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全部笔记 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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