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真 8.8分
读书笔记 第四章 英雄的,美的,真实的
东南亚主公逸

作者在撰写有关简·奥斯汀的文章时,参考了理查德·辛普森于1870年在《北英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认为简·奥斯汀不仅关注女性命运,也关心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的复杂性。同时,他指出,简·奥斯汀充满“柏拉图式观念”,信奉“智性之爱”——即人与人之间能够存在的最深刻真挚的关系就是教育关系。

授受有关正确举止的知识,一方帮助另一方培养性格,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另一个人的指导,这就是教育关系。爱情立足于教育,这种说法在一些现代读者看来未免古怪,更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厌恶,但毫无疑问,它却是简·奥斯汀的艺术力量与魅力中的决定性因素。(p82)

教诲性文学模式在19世纪取得优势地位。这在基督教传统中显得特别重要,文学这么做是在用新的活力为自身赢得地位和尊重。

在过去,只有英雄模式的作品才会引起人们的尊重,而这些作品表现的是明确无疑的军事品德,这在悲剧中格外明显。而教诲性文学与悲剧这种英雄文类(《俄狄浦斯王》、《李尔王》)是格格不入的。教育学反对悲剧。(教育学为什么反对悲剧呢?)

英雄就是看上去像英雄的人,英雄是一个演员,他表演他自身的高贵感。(p85)
与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在文学里,英雄原则和反英雄原则的争辩也是心理的一种自然摇摆,一种取舍:或者信奉超我,这是我们主导性观念的宝库,或者信奉本我,这是我们本能冲动的核心。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超我的英雄气派遇到新的对抗,这种对抗来自自我(ego),这是其功能在保存自身的那个自我(self)的方面。英雄模式之所以遭到抨击,不仅因为它是荒诞的(这种荒诞既表现为自身气派的提高不过是装腔作势,道德上又不免矫揉造作),而且因为它妨碍了实际的行为。(p87)

比如奥赛罗就是这种矛盾态度的折射。

乔伊斯《都柏林人》;华兹华斯

真实、美、崇高

席勒:柔性美、刚性美

现代观众对用迁就纵容、巴结讨好来交换他与艺术的那种苛刻的新关系当然不会感到后悔,相反,现在对艺术的爱或许比过去文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更炽热。这种爱表现为一种极端的要求:现在不再要求艺术取悦于观众,但却要求它能够提供生活的精神食粮。至于艺术家,即使他宣称他是完全自主的,对观众漠不关心,甚至怀着敌意与轻蔑,他也还是受到这样一种自信力的支撑,即他独自一人就能够给观众提供最深层次的需要。(p95-96)

不知道作者所言的“现代”是什么时代,在我看来,现代观众和艺术的关系可能更为暧昧。至少相当多艺术形式都是为了取悦观众而来。一些电影就是如此。

卢梭、席勒河华兹华斯不关心进攻、统治这类向外拓展的力量,而关心的是,如何坚守中心,保持自我周身的完整,使自己成为一个统一体,持久,自主,刀枪不入,哪怕在行动上并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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