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上) 8.8分
读书笔记 激荡三十年(上)
出塔人

★前言 ☆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他们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 ★1978 中国,回来了 ☆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 ☆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这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不过,他的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30年的中国的企业变革,看上去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国家政策貌似东摇西摆,效率低下,但是严格来说,其改革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则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摇摆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渐将改革的主轴扳转到这个方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内部改造”来解决的。 ☆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1980 告别浪漫的时代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1980年前后,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温州、台州地区,二是福建的潮汕地区,它们也因而成为当时商品经济起步最快、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长期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格式化的、有纪律和有组织的环境中生活,一旦要他脱离那种惯性,往往需要极其巨大的外力或勇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些从事个体商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失业者、返城人员、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这些人被排挤在“温暖”的、有“保障”的体制之外,在无可奈何之际,被迫走上了经商和创业的道路。 ☆列侬的去世似乎预示着富有浪漫气质的嬉皮士年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商业奢华周期如期而至。全球商业界,还有一个值得记取的事件是,记者出身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他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指出它们创造财富重要手段分别是土地、资本和信息。 ★1981 笼子与鸟 ☆中央财政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究其原因,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为了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势必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一方面让中央财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的总体成效又实在让人不能满意。 ☆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财政,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地的投资热度大减,与国外谈判的项目一一搁浅。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 ☆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鸟”,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对形势的判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方向性决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弯。 “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对于从乡土里冒出来的工厂,政府的态度已经十分清晰:请你们继续在当地发展,为方圆十来公里的农民提供必需的劳动农具,并解决农村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到城里——或者说笼子里来抢食。为了让本来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业压力很大的城市不受农村人口的“骚扰”,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事实,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观经济的方向,避免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定,另一方面,也使刚萌芽的乡镇企业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技术投机倒把罪→当时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急需科技人员,于是,便有很多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被乡镇企业主接走,偷偷地到这些工厂帮忙进行科研。 ★1983 步鑫生年 ☆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累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在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日渐恢复和民众购买能力的复苏,物资(包括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全面短缺。与此同时,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则仍然低效而僵化,这在农村市场上直接诱发了沿海农村小商品及专业市场的发育,而在城市市场,则形成了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地下流通势力,这些被称为“倒爷”的人,有的有超强的商品嗅觉和运作能力,有的有可依靠的裙带背景,他们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外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物流网络,从中牟取差价。 ☆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袁庚等人提出的四个深圳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经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实际进口大于出口;“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但引进的主要是中国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得多。 深圳的奇迹不是靠吸引外资而产生的,而是全国人民“倒”出来的。这个“窗口”并未如设计中的那样吸引巨额的外资投入,相反,倒是成为“卖全国、买全国”的“大基地”,一些内陆省份的政府纷纷到这里开设贸易公司,以此为“窗口”,利用深圳的优惠政策,进行货物的倒卖流通。 ☆义乌的发展模式,几乎是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标本:一个专业市场的出现,构筑出一张辐射农村及中小城镇的商品网络,在物流需求的诱发下,周边冒出数以千计的家庭工厂,最终形成“前店后厂”、“双轮驱动”的初级产业格局。 ☆一位叫张仁寿的温州研究者曾用“边区效应”来解读:“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1984 公司元年 ☆“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它跟几年前鲁冠球把40多万元的次品当废品卖掉的故事如出一辙,表明了出现于商品短缺时期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正是从质量意识的觉醒开始的。 ★1985 无度的狂欢 ☆在整个欧洲,中国的代表团手中拿着想要物品的清单,到处搜寻二手货的工厂和设备,这已经是一种趋势。对欧洲的公司来说,这些设备如果不卖,要么被毁掉要么闲置不用,中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贸易伙伴——因为它总是付现金。 ☆它们是中国家电业的第一批名牌产品,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是最早引进了国外生产线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没有规划和秩序的引进热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行业管制上的失控。其问题之一,是贪大求洋,不符合国情。 其二是,盲目引进,利用率低下。其三是,成套设备偏多,技术性引进少。很多设备引进后,其生产所需的零部件和设备维护等仍然全部依赖国外公司。其四是,重复引进,缺乏规划。 ☆跟那些无缝不钻的民营公司相比,国营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显然要弱得多,于是,国务院的智囊们便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价格双轨制”的办法来。1985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双轨制的意思是,一种生产资料存在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一种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后者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前者。这种扭曲的价格体制,其目的便是为了保护国营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的优势。 ☆ “价格双轨制”直接滋养了“倒爷经济”的繁荣,那些有政府背景和资源的人或公司,按国家计划价格将紧俏生产资料买进,又按照市场价格将之卖出,赚取差价。 在执行“价格双轨制”的年份里,国家统配物资从来没有完成向国家供货的合同,那些规规矩矩、遵守国家调控计划的国营企业反倒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得益于这种畸形价格制度的倒爷阶层是压垮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书记、厂长双核心制”,再到厂长全面负责制,拖泥带水,纠缠不清,一直要到1998年前后,随着《公司法》的出台,现代企业制度开始被普遍地接受,这个问题才不了了之。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在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公司一直遇到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营资本这个大箩筐里,而与此同时,它却又“侥幸”地希望那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从结果上来说,这是一种利益交错、此消彼长的过程:国营公司尽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其体制的天然缺陷而进一步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而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它们却又纷纷转型成了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1987 企业家年代 ☆那是一个商品短缺而需求日渐旺盛的年代,只要产品质量过得去、包装稍有特色、营销手段稍具创新,便可以迅速得到市场的青睐。宗庆后日后回忆说,当时打全国市场,跑到一个城市,先是跟当地的报社、电视台见面,签下广告投放合同,然后就拿着这个合同去拜访当地的糖酒食品公司,请他们吃货、铺货、卖货,再然后就是昏天黑地的广告轰炸,不出一个月,一个城市就“打下来了”。如果糖酒公司对产品没有兴趣,我们就躲在一个小旅馆里,翻开当地的黄页电话簿,给当地的商场、百货店、区经销公司一家一家地打电话,就问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有娃哈哈营养液卖吗?第三天,糖酒公司的人就开始满世界找娃哈哈了。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成功公司的共同经验。 ☆任正非常常为了贷款四处奔波。他说,“很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下来。” ☆在很多时候,“准确的预见”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莫名的天赋。 ☆抱怨和牢骚到处都是,一些顺口溜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主要的情绪是对那些靠搞流通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不屑和不满,如“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工人乐,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很显然,在一个转型时代,所有的价值观都亟待重建。 ☆人们似乎仍然对那些率先富起来的人们抱有朴素的幻想。媒体也很想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富起来的人是有“良心”的。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沉浸在对改革的膜拜中,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制度冲 击、观念颠覆和阶层分野。 ★1988 资本的苏醒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在这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中,他认为对高度计划经济的追求是理性主义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负”,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在题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的导论中,哈耶克写道:“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 ☆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没有相应的法律及时予以约束,公众的价值判断开始发生紊乱,全社会的商业道德终于露出了塌陷的裂缝。 ☆1989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们开始从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渐脱离出来,转向经济建设,在这过程中,新旧体制的冲突非常严重,原有的国营企业日渐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资本开始血腥的原始积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无法从心态上完全接受这种起落,于是,一种不平衡的全民心态在悄悄地积聚。 ★1990:乍热骤冷 ☆1990年的中国,是在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开始的。浙南的温州再次首当其冲。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的地方。这里是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在一些人士的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一颗必须被割除的毒瘤。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却是好像市场经济的“麦加”,是民间力量突破旧体制的急先锋。 ☆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中国的资本市场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公司将演出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戏。 ☆无论是海尔、联想还是长虹,1988年之前的国营企业序列中都是寂寂无名之辈,也没有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倾斜,然而它们都因为有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并且在各自的行业中率先完成了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因而在市场竞争中站住了脚跟,得以迅速地脱颖而出,相继成为新一代国营企业的楚翘。而那些试图寻找政策保护,甚至期望通过治理整顿“净化”行业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则不可避免地持续沉沦,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1991 沧海一声笑 ☆让那些实在活不下去的国营企业死掉,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解放的问题,还有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最主要的便是下岗工人的善后问题。多年以来,国营企业的工人接受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在很多老牌企业里,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厂工作,其“工人身份”甚至是可以传代世袭的。要让这些企业一死了之,必定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关于国营企业的“生死讨论”,事实上意味着一场即将绵延十多年的资本盛筵已经悄然开始了。对陷入困境或处于市场边缘的国营资产的分割、重组与出售,将成为财富积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 ★1992 春天的故事 ☆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链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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