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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第八章 个人电脑
皮波迪先生
个人电脑(即普通人能够亲手操作并带到家中使用的电脑)这一思想是万尼瓦尔·布什1945年提出的。布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建成了大型模拟计算机,并协助构建了军、企、学三角协作体系,在此之后,他为1945年7月号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撰写了一篇题为《诚如所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布什设想了一种他称之为“记忆扩展器”(memex)的个人电脑,这种电脑能够存储和调阅一个人的言论、图片和其他信息,
布什设想,这种设备会配有键盘之类的“直接输入”装置,使用户能够将信息和记录输入存储器。他甚至预言了超文本链接和文件共享,还设想了进行项目合作的方式。他写道:“全新的百科全书将会出现,它们之间预先设置了由关联路径构成的网络,等待放入记忆扩展器,在记忆扩展器中,它们将得到拓展。”这段话预见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维基百科。
。迪吉多的运营委员会于1974年5月曾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是否应该为PDP–8开发一个针对个人消费者的较小机型,该公司总裁肯·奥尔森(Ken Olsen)在会议上宣布:“我认为根本没有人会想要有自己的计算机。
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两批人联系十分紧密的群体,这些人喜欢看《全球概览》,拥护公社生活,他们的信仰是掌握自己的工具,共享资源,反对循规蹈矩以及权力精英所强加的中央集权体制。
甚至是相互补充的,尤其是当人们携手进行创造的时候。美国的创客文化(从社区共建粮仓和做拼布缝纫的时代开始便是这样)通常包含着“我们一起动手”,而不是“你自己动手”的意味。
人们起初对计算机冷眼相待,视其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后来,计算机作为一种个人表达和解放的象征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科技是一种表达工具,能够拓展创造力,而且像迷幻剂和摇滚乐一样具有反叛精神。
幻游音乐节对毒品、摇滚乐和科技的结合(迷幻剂和交流电插座)让人感到有些聒噪。但这场音乐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塑造个人电脑时代文化融合体的典型代表,这种融合体中包括科技、反主流文化、创业精神、电子设备、音乐、艺术和工程等诸多元素。从斯图尔特·布兰德到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元素塑造了一大批在硅谷和海特–阿什伯里的交汇处游走自如的创新者。
幻游音乐节标志着斯图尔特·布兰德作为反主流文化事业的创立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但他身上也带有强烈的技术专家风格。
1968年12月举办的这次盛事被称为“演示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mos),成为个人电脑文化中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件,就像幻游音乐节之于嬉皮士文化一样。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布兰德像磁石一样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有趣的人并与他们结成莫逆之交。
订婚的那天,恩格尔巴特在开车上班的路上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足以改变他生活方向的忧虑感:“等到我开始工作时,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恩格尔巴特开始努力为自己寻找有价值的生活目标。他说:“我考虑了所有人类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再教育之路。”他意识到,任何改造世界的努力都是很复杂的。他想到那些努力防治疟疾或增加贫困地区粮食产量的人,结果发现,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又会引发其他一系列复杂问题,比如人口过剩和水土流失。要想成功地完成一个大项目,就必须对行动中所有错综复杂的细节进行评估,权衡各种可能性,共享信息,组织人力,等等。他回忆说:“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复杂性正是最根本的东西,我感到豁然开朗。如果能以某种方式让人类更好地处理复杂和紧急的问题,能为此做出重大贡献,那你就能够造福全人类。”这样一种努力不是单单解决世界上的某一个问题;而是能为人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工具。
为做承担这一使命的开路人,他进入伯克利学习计算机科学,并于1955年取得博士学位。
1962年10月,他发表了这篇题为《如何增强人类智能》的论文,该论文也是他向世人发布的宣言。他开篇便解释称,他不会寻求以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思维。他主张把人类的直觉思维天赋与机器的处理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域,让直觉、试错、无形之物和人‘对事态的感觉’,与强大的概念、精当的专有名词和符号、复杂的方法以及高效电子辅助工具有益地共存”。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这种人机共生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比如说,建筑师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设计大楼,专业人士则可以用计算机来撰写带有插图的报告。

这样的构想今天已经实现。

在布什的《诚如所思》一文发表17年后,他所提出的人机应通过由图形显示屏、指针和输入设备组成的简单界面实时互动的设想仍能激起强烈反响。恩格尔巴特强调,他的系统不会仅仅停留在数学层面上,他说:“每一个用符号化概念思考的人(不论其形式是英语、象形文字、形式逻辑还是数学)都应该大有收获。”埃达·洛夫莱斯若有在天之灵,定会为之战栗。
他们制作了一张图表,列出了每种设备的优势和不足,正是这张图表帮助恩格尔巴特构想出一种前人从未想到过的设备。他说:“元素周期表的规律让人们发现了一些未知元素,而这张表最终也定义了一种尚不存在的设备所具有的可取特征。”
恩格尔巴特把他的设计草图交给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用一块桃花心木刻出了第一个模型。当他们在焦点小组试用时,这个模型比其他任何设备的效果都要好。一开始,连线是放在前面的,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让线从后端像尾巴一样伸出来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把这个设备命名为“鼠标”。
大多数真正的天才(比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甚至还有乔布斯)都有一种追求简洁的本能。但恩格尔巴特却不是这样。他渴望在自己建立的任何系统中都填入许多功能,因此他想让鼠标带有许多按键,恨不得要多达10个才好。可惜测试结果显示,鼠标上按键的最佳数量应该是三个。后来我们知道,就连三个按键也太多了,至少可以再去掉一个,或者如追求极简的乔布斯后来坚持的那样,两个按键也太多了。
在截至1968年的6年时间里,恩格尔巴特一直在为设计一种成熟的增智系统而不懈努力,他将其称为“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简称NLS。除鼠标外,该系统还包含许多引发个人电脑革命的其他创新,比如数字水印、同屏多窗口、数字出版、类似博客的日志、类似维基的协作系统、文档分享、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超文本链接、类似Skype(即时通讯软件)的视频会议和文档格式化。
两人在1968年12月联手进行联机系统演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作为主办人的布兰德以过人的天赋让这次演示(日后成为著名的“演示之母”)成为一场多媒体盛宴,就像硅片上的“插电迷幻剂试验”一样。这场演示会成为嬉皮士与黑客文化的终极融合,就连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也没能撼动其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数字时代最炫目、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演示。
恩格尔巴特早在1968年就为人们演示了今天一台联网个人电脑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功能。
恩格尔巴特刚开始研究增强智能时,这门学科还显得相当古怪,但当他在1968年12月的演示中展示增强智能的所有元素(一台能够让人类与之随意实时互动的个人电脑,还有一个能让协作创新成为可能的网络)之后,机器人就变得黯淡无光了。
恩格尔巴特并没有真正把人们带到那片希望之土。将利克莱德和恩格尔巴特的思想带入个人电脑之乐土的先驱者是凯和一家复印机公司研究中心一群无拘无束的同事。
凯听过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马温·明斯基的一场演讲,明斯基在演讲中介绍了人工智能,他还谈到,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充满想象力地处理复杂问题,这其实是摧残学生创造力的可怕行为。
随后他见到了明斯基的同事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佩珀特当时创建了一种名为LOGO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简单到连学童也可以使用。LOGO有许多巧妙的用途,其中之一是让学生使用简单的命令来控制一个能在教室里四处移动的机器龟。听完佩珀特的介绍之后,凯开始绘制草图,设想能让儿童轻松操作的个人电脑会是什么样。
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个人电脑的部分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简单(“必须让人自己就能学会使用”)和友好(“友好应该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他是站在人文主义者兼工程师的立场上设计计算机的。他从16世纪初一位名叫奥尔德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的意大利印刷商那儿汲取了灵感,这位印刷商意识到,供个人阅读的书籍应该能放入鞍囊内,于是他开始印制尺寸较小的书籍(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尺寸)。
在1970年(凯来到SAIL后不久)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麦卡锡阐述了他设想中的分时系统,这种系统使用的是自身几乎不具备处理能力或存储空间的终端。他写道:“终端将通过电话系统与一台分时计算机连接,从而得以访问包含所有书籍、杂志、报纸、目录、航空时刻表在内的文件。用户能够通过终端获取自己想要的任何信息,能够进行买卖,能够与人和机构交流,并以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处理信息。”

现在又从分布式的、增智的个人电脑回到了集中式的、人工智能的“分时电脑”(即,云计算)。

凯在SAIL的分时派中间煎熬了两年之后,于1971年接受了新的工作邀约,加入了两英里之外的一家企业研发中心。这家中心吸引着想要开发个性、友好、适应个体需求的计算机的年轻创新者。麦卡锡后来把这些目标蔑称为“施乐异端”。但正是这些“歪门邪道”最终确立了个人电脑时代的行进方向。

即便是斯坦福这样好的大学以及麦卡锡领导的顶尖级人工智能实验室,也无法阻挡兴趣和方向对人的引导。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ARPA工作期间,泰勒通过考察ARPA赞助的研究中心和他为顶尖研究生举办的会议建起了一个识别人才的“雷达”。据泰勒招聘的一位科学家查克·撒克(Chuck Thacker)回忆:“泰勒在这期间与许多领先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小组共同工作过,并为它们拨过款。这就让他处在了一个吸引最优秀人才的独特位置上。”
泰勒还拥有一种领导能力,这种能力是他在与ARPA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召开的会议上磨炼出来的:他能够激发出一种“创造性摩擦”,让一群人相互质疑,甚至尝试推翻对方的想法,但随后他们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阐述观点。泰勒在他所谓的“庄家”会议上(让人联想到21点游戏中那些试图战胜庄家的人)进行这项活动,他让一个人提出设想,其他人对其进行建设性(通常如此)批评。泰勒自己并不是什么技术奇才,但他知道怎样让一群奇才在友好的决斗中打磨自己的军刀。他担当司仪的天分让他能够激励、劝服、安慰和鼓舞那些喜怒无常的天才,让他们相互合作。泰勒善于呵护他手下人的自尊,而不是去迎合上司,但这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是他的老板,你会更能欣赏这种魅力。
泰勒招募的第一批人中有艾伦·凯,凯是他在ARPA的会议上认识的。泰勒说:“我认识艾伦的时候,他是犹他大学的博士生,我非常喜欢他。”不过,他没有把凯招进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把他推荐到了另外一个组。这就是泰勒做事的方式,他要把自己赏识的人像种子一样播撒到四面八方。

用人之道。

在一次令人恼火的会议上,凯(凯常常出口成章,他脱口而出的想法就像是为维基语录量身定做的一样)不禁反驳了一句:“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未来。”这句名言后来成了PARC的信条。
正因为拥有像凯这样的人,PARC才有了一种源自麻省理工学院铁路模型技术俱乐部的那种活泼的氛围。他对布兰德说:“这是一个你仍然可以做匠人的地方。”

组织中的人形成了组织和团队的文化,而不是以一种空虚的、口头上声称的文化来找人。这往往会事与愿违,或者是在文化推行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一点已经于两个多星期前于荣荣来部门培训敏捷和SCRUM项目管理时遇到的种种质疑、玩笑和阻力中体现出来。

他宣称:“简单的东西应该简单,复杂的东西才能成为可能。”
在描述儿童(所有年龄段)如何使用Dynabook时,凯的主张是,应将个人电脑主要作为增强个人创造力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协作的联网终端。他写道:“尽管个人电脑能让使用者通过学校‘图书馆’等未来的‘知识公用设施’与他人沟通,但我们认为,个人电脑有很大一部分用途是作为个人媒介,让所有者与自身交流,这与纸张和笔记本目前所发挥的用途大体相同。”

这一点值得注意和深思:个人电脑的一大功用(至少在凯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应该是与自身的互动、协助,对自身能力的扩展,即增智;而不能沦为主要与外界沟通或者浅层次学习与阅读的工具。而后面的这个情形在如今已经可悲地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现实。

他对坐在豆袋椅上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说:“个人设备显然可以发挥编辑器、阅读器和智能终端等作用,还能为人们把工作拿回家做创造条件。我们来生产30台这样的计算机,让大家熟悉一下吧。” 这是一段充满自信的浪漫宣言,体现出凯常有的说话风格,但它并未打动PARC的计算机实验室主管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曾写过施乐PARC发展史的迈克尔·希尔齐克(Michael Hiltzik)说:“杰里·埃尔金德和艾伦·凯就像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一个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工程师,另一个则是自负、充满哲学家气质的海盗。”在想象孩子用施乐的计算机编程控制玩具乌龟时,埃尔金德是不会两眼放光的。他回答说:“让我来扮演恶魔的代言人吧。”

又有多少的富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点子是被高高在上的管理者扼杀的呢?

埃尔金德指出,既然PARC的使命是创造面向未来的办公设备,为什么又要涉足儿童游戏业务呢?既然当前的公司环境适合去开发商用计算机分时系统,PARC为何不继续把握这些机遇呢?听到这一堆连珠炮似的问题之后,凯恨不得偷偷从会议室里爬出去。会议结束后,他哭了起来。他提出的制作一批过渡型Dynabook的请求被否决了。

为英雄感到惋惜!管理者看似“英明”而实质短视、错误的决策并不会令其本人受到任何的惩罚。即便公司因此错失发展良机而最终垮掉,其履历始终是光鲜亮丽的,后续职业发展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鼎盛一时的大公司往往避免不了衰败的周期律,与此有很大关系。

恩格尔巴特对此并不认同,他一心要在自己的联机系统中植入尽可能多的功能,因此,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发明小型个人电脑。恩格尔巴特对自己的同事说:“这与我走的路线完全不同,如果我们非要挤进这些小空间,就不得不放弃一大堆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恩格尔巴特虽然是个富有远见的理论家,但却没能真正成为成功的创新者:他为自己的系统不断增添功能、指令和按键,使其越来越复杂。而凯则是尽力去删繁就简,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什么简洁性这一目标(生产让人用起来轻松愉快的产品)在个人电脑创新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让互联网成为现实的大多数技术都是施乐PARC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
凯回忆道:“公司并没有为应对创新做好准备,推广创新产品意味着要有全新的包装和全新的使用说明,要处理更新,培训员工,还要在不同国家推行本土化。
纽约州韦伯斯特一家施乐研发机构的主管对他解释说:“计算机对社会的作用永远没有复印机重要。”
“男士们根本不屑于了解如何打字。打字这种事是秘书干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阿尔托当回事,他们认为那是只有女性才喜欢的东西。于是我意识到,施乐永远也做不出个人电脑。”
穆尔本来计划在帕洛阿尔托组织反战活动,但他发现了斯坦福医疗中心的计算机,然后便沉迷其中。由于从来没有人赶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儿玩电脑,他女儿则在大厅或者那辆大众汽车里玩耍。他开始深信,计算机具有帮助人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结成共同体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计算机作为自我武装和学习的工具,就能够摆脱军事和工业组织的统治。
“穆尔这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胡子拉碴,目光极有穿透力。他是个极端和平主义者,只要他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你是不可能真正赶走他的。”
他在这场运动中获得的最大领悟是,创建新型通信网络是从大型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最佳途径。他意识到,这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精髓所在。他后来写道:“言论自由运动是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让联系和社群在不依靠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为人们真正去反抗主宰我们生活的企业和政府铺平了道路。”
联网的计算机会成为让人们掌控自身命运的工具。后来他解释说:“它们会把权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
费尔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为Resource One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任务是对这台大型计算机进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换台分时使用。他说:“我们认为可以把这台计算机作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
1973年8月,他们在伯克利一家学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里建起了一个终端,该终端通过电话线与大型计算机相连接。
费尔森施泰因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如果公众能够接触计算机网络,就可以根据兴趣自行组建社群。他们在该项目的传单加宣言中称:“无等级差别的交流渠道——不论是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钢笔和墨水、电话,还是面对面交流,是挽救和振兴社群的最重要途径。”
“社群记忆”成为互联网BBS系统和The WELL等在线服务的先驱。费尔森施泰因说:“我们打开了通往赛博空间的大门,发现这是一片热情友好的疆域。”
费尔森施泰因回忆道:“埃弗雷姆说,如果让人随便捣鼓,他们就会弄坏计算机,而我则采纳了后来成为维基哲学的思想,我认为如果允许人们动手操作,他们会更注意保护,并且在出现故障时进行修理。”费尔森施泰因认为计算机就应该是供人随意摆弄的。他说:“如果鼓励人们动手改装设备,你就能培养出一种计算机与社群的共生关系。”
《陶然自得的工具》一书作者是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他是一位在奥地利出生,在美国长大的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书中对技术官僚精英的专横角色进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创造直观、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术。他写道,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即“让人们获得必要的工具,确保他们有权独立、高效地开展工作”。与恩格尔巴特和利克莱德一样,伊利奇也谈到了用户与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费尔森施泰因以极具美国特色的方式把创客文化理想(从非正规、互助式的DIY学习经验中汲取乐趣和成就感)与黑客文化对技术工具的热衷以及新左派组织社群的本能冲动糅合在了一起。2013年,费尔森施泰因在“湾区创客市集”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是一种看似古怪,实则不乏合理性的现象,随后,他对满屋认真听讲的发烧友说:“从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和宣扬个人电脑运动背后DIY理念的《全球概览》中,我们可以找到个人电脑的源头。”
1975年初,百乐餐会的热潮开始逐渐降温,于是穆尔、弗伦奇和费尔森施泰因决定创办一个新的俱乐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你在自己组装电脑、终端、电视打字机、输入/输出设备还有其他什么数字魔法盒吗?如果是的话,来加入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吧。” 这个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组织最终吸引了来自湾区数字界许多文化部落的各色爱好者。费尔森施泰因回忆说:“这个俱乐部里有嗑药族(不是很多),有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穿着白皮鞋的未来产业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术员和工程师,还有其他另类人士——这当中有一位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的女士喜欢坐在前排,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飞行员。他们都想要个人电脑,都想摆脱体制的束缚,不论这个体制是政府、IBM还是他们的雇主。大家只是想卷起袖子动手去做,亲身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英特尔8080处理器的零售价是360美元,但罗伯茨以购买1 000枚为条件把价格压低至一枚75美元。随后,他拿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因为他坚称自己能卖掉1 000台电脑,虽然他私下里担心卖不了这么多,他估计首批订单只有200来台,不过没关系,他抱有企业家那种追逐风险的人生观:要么就一举成功,改变历史,要么就更快地滑向破产深渊。
这款电脑在技术方面虽然算不上有多成功,但仍然是一款发烧友向往的产品。发烧友群体中存在一种有待释放的需求,他们渴望有一款像业余无线电设备那样,让他们动手组装和拥有的电脑。
公众的关注也是创新中的重要元素。打个比方,如果从来没有人记述过在艾奥瓦州地下室里诞生的一台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会像哲学家贝克莱那荒无人烟的森林里倒下的一棵树一样;它无足轻重,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声音。“演示之母”让恩格尔巴特的创新广为人知。这就是为什么产品发布是如此重要。如果罗伯茨之前没能与《大众电子学》(这本杂志对Heathkit套件的意义不亚于《滚石》对摇滚乐迷的影响)的莱斯·所罗门交上朋友,MITS生产的计算机也许就会和阿尔伯克基那些卖不掉的计算器堆在一起。
这款电脑名称的来历是这样的:他女儿是个《星际迷航》迷,建议根据当晚进取号飞船造访的星球名称,即牛郎星(Altair)来命名这款电脑。于是,面向家庭用户的第一款真正的、可操作的个人电脑被命名为Altair 8800。
电子俱乐部的发烧友与阅读《全球概览》的嬉皮士以及“家酿”黑客们携手开创了全新的个人电脑产业,该产业将推动经济增长,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赋权于民”运动让计算机摆脱了企业和军队的垄断控制,进入到个人手中,成为人们充实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强创造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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