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者 9.4分
读书笔记 第七章 互联网
皮波迪先生
和许多出色的科技界领袖一样,他也是从小对人文和科学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能大段大段地引用吉卜林(Kipling)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作品,会吹长笛,热爱交响乐,还爱读哲学书。
“二战”结束后,布什于1945年7月应罗斯福要求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最终递交给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呼吁政府与大学和企业展开合作,出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布什为这份报告选择了一个富有感召力的典型美式标题:“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那些威胁要取消未来创新所需研究资金的政客们都应该重读一下布什的引言。布什写道:“基础研究能带来新知识,为我们提供科学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运用所必需的资金。”
布什有关基础研究如何为实用发明提供“种子基金”的描述被称为“创新的线性模型”。
战争“清楚无疑地”揭示出,基础科学(其任务是探索核物理、激光、计算机科学和雷达的基本原理)“对国家安全绝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还表示,基础科学对美国的经济安全也至关重要。“新产品和新流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成熟的。它们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是纯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艰苦研究的产物。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上依赖别国的国家工业发展会比较缓慢,在世界贸易竞争中也会处于劣势”。到了报告结尾,布什上升到诗意的高度,热情赞颂着基础科学研究带来的实际回报:“当我们把科学进步付诸实践,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闲暇,我们可以用这些闲暇时间来娱乐、研究,来学习如何生活,而无须承受旧时代压在普通人肩头,让人麻木的乏味重担
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三角关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它催生了20世纪末的科技革命。
利克莱德的父亲在密苏里州一个农场长大,家境贫寒,后来他在圣路易斯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销售员,在大萧条中,他遭受重创,之后便在一个农村小镇上当了一名浸礼会牧师。作为独生子,利克莱德备受宠爱,他把自己的卧室变成一个模型飞机制造厂,他还喜欢重装旧汽车,他妈妈会站在旁边给他递工具。不过,成长在一个与世隔绝,处处是铁丝网的乡下还是让利克莱德感到窒息。 他先逃到了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心理声学(psychoacoustics,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声音)博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后来,对心理学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脑与机器的互动越来越感兴趣的利克莱德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在电气工程系创立了一个心理学部。
他会在美术馆里花五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欣赏画作的每一笔,分析每幅画的创作过程,试图从中得到有关创造力的教益。他拥有一种能在所有领域慧眼识才的直觉,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领域,但他觉得,最简单的辨别方法是通过最纯粹的形式,比如画家的笔触或是作曲家一段副歌的旋律。他说,他也会在计算机或网络工程师的设计中寻找相同的创意笔触。特雷西表示:“他真的是一名娴熟的创意侦查员。他经常谈论人的创造力从何而来。他觉得从艺术家身上发现创造力比较简单,他会下更大功夫探寻工程中的创意,在工程中,设计者的笔触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利克莱德晚年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有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个女清洁工在欣赏他墙上的艺术复制品。清洁工对他说:“你知道吗,利克莱德博士,我总是在你办公室里待到最后才走,因为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想悠闲地看看这些画。”利克莱德问她最喜欢哪幅画,她指了指一幅塞尚的画。利克莱德听后激动万分,因为这也是他最喜欢的画,于是他马上把画送给了她。

由此也可以看出,并没有所谓的优秀或高人一等的性格。乔布斯的偏执可成功,利克莱德的善良同样能赢。

这是通往人机直接合作,即人机共生的关键一步。鲍勃·泰勒说:“基于分时系统的交互计算的发明甚至比计算机本身的发明还要重要。批处理好比与某个人通信,而交互计算则像是与他们直接交谈。”
这种系统不仅能连接防空中心,而且能连接“思维中心”,能把巨大的知识库融汇在一起,让人们通过友好的显示控制台与之互动——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数字世界。 这些思想为利克莱德196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机共生》的论文奠定了基础,这是战后科技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他写道:“我们的期望是,用不了多少年,人脑和计算机就能紧密地配合,两者的结合体能够以人脑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思考,并能以现有信息处理机所未曾尝试过的方式处理数据。”这段话值得反复读,因为它已成为数字时代影响深远的概念之一。
利克莱德解释说,明智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创造一种人机“合作决策”的环境。换句话说,人与机器能够互补。他说:“人来制定目标,拟定假设,确定标准并进行评估。计算机将做一些必需的例行工作,为技术和科学思考中的洞见和决策做必要的准备。”
他想象中这台计算机的活动是:“在周末,它检索了逾一万份文件,对所有文件进行扫描,从中寻找包含大量相关材料的章节,对这些章节进行分析,将它们转换成高阶谓语演算语句,然后将这些语句输入数据库。”利克莱德意识到,他描述的这种方式最终会被更好的方法取代。他在报告中展望了30年以后的情况:“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肯定会在1994年之前成为可能。”事实证明他极有先见之明。1994年,最早的互联网文本挖掘搜索引擎WebCrawler和Lycos被开发出来,之后又很快出现了Excite、Infoseek、AltaVista和谷歌。
利克莱德还做出了一个与直觉相反,但最终却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预测,这就是:数字信息不能完全取代纸媒。他写道:“作为一种显示信息的媒介,纸质页面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它能容纳足以满足人眼需求的高分辨率。它能呈现充足的信息,让读者在方便的时间随时阅读。它能在字体和格式方面提供相当大的灵活度。它能让读者控制阅读模式和阅读速度。它体积小、重量轻、便携,能剪切、能夹、能粘贴、能复制、易处置,而且价格低廉。”

理性的思考。

罗伯茨头脑清楚、干脆果断、不偏不倚。这是让一位真正的产品工程师来从事管理的优势之一。
许多与会者都不太愿意入网。罗伯茨说:“这些大学一般都不愿与任何人共享计算机。他们想自己买机器,然后把机器藏在角落里。”此外,如果接入网络,就必须处理网络流量路由,他们不想把计算机宝贵的处理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最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马文·明斯基和他已经调到斯坦福的前同事约翰·麦卡锡。两人说,他们的计算机已经用到了极限。为什么要允许其他人碰他们的计算机呢?此外,路由来自他们不了解、语言也不通的计算机的网络流量也是一大负担。
最先提出分组交换网络概念完整构想的是一位名叫保罗·巴兰的工程师。
巴兰提出了两大重要思想,他从1960年开始发表文章,介绍这些思想。他的第一大思想是,网络不应该建成集中式,不应该有控制所有交换和路由的主要枢纽。网络更不应该像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系统或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线图一样建成简单的分布式,把控制权交给许多区域枢纽。如果敌军占领了这些枢纽中的一部分,整个系统就有可能瘫痪。控制权应该实现完全的分散。换句话说,每一个节点在交换和路由数据流时应该拥有同等地位。这将成为互联网的最根本特征,这种坚不可摧的特质会让互联网赋予个人力量,并使网络成为反抗中央控制的工具。
后来巴兰遭遇了一种创新常常面临的严酷现实,这就是抗拒改变的顽固官僚制度。
有一次,巴兰见到该公司一名高管,这名高管是个老派模拟工程师,当巴兰向他解释,自己的系统意味着数据无须全天开放的专用电路就能传输时,这位高管看上去目瞪口呆。巴兰说:“他看了看会议室里的同事,翻了个白眼,释放出他根本不相信的信号。”这名高管顿了顿说:“小伙子,电话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然后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做了一番粗浅的解释。
克兰罗克念不起大学,甚至连免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也念不起,于是他白天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晚上在大学读晚间课程。晚上授课的教师比白天授课的教师更讲求实用,克兰罗克记得,老师不是教他有关晶体管的理论,而是告诉他晶体管对热有多敏感和设计电路时如何调整理想的温度。他回忆说:“在日校你根本学不到这种实用的东西。那些老师根本不懂。”
毕业后,他拿到了奖学金,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排队论(queuing theory),该理论关注的问题包括如何根据各种因素来决定平均排队时间。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推导出一些可分析信息如何流动以及交换数据网络如何出现瓶颈等问题的数学公式。克兰罗克曾与罗伯茨共用一间办公室,还是伊万·萨瑟兰的同班同学,此外,他还听过克劳德·香农和诺伯特·威纳的讲座。他这样回忆当年的麻省理工学院:“这里确实是培养知识精英的沃土。”
推动创新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掌握着出色的理论,又有机会加入能够实施理论的团队。
克罗克意识到,他需要为这一系列建议和实践取个不张扬的名字。他说:“为了强调非正式的本质,我想出了这个馊主意,就是把它们一律称为‘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见书)——而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某种请求。”这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鼓励合作的完美词组——友好,不独断专行,富有包容性,而且体现出人人平等的精神。克罗克40年后写道:“那时候我们刻意避免专利和其他条条框框,这也许对网络的发展有所助益,由于没有任何控制网络协议的经济动机,大家达成共识要简单得多。”
RFC流程开创了软件、协议和内容开源开发的先河。克罗克后来表示:“互联网能够实现如此惊人的发展和演进,开源文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开源文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协作标准。
在启动仪式上,一位名叫查利·克兰(Charley Kline)的本科生在克罗克和瑟夫的注视下戴上了用来与斯坦福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沟通的电话耳麦,键入登录口令,期望能让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端通过网络与354英里之外的帕洛阿尔托的计算机相连接。他先键入了“L”,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告诉他指令收到了。然后他输入了“O”,这个指令也得到了确认。当他键入“G”时,系统因一个自动完成功能而出现了存储障碍,然后陷入了瘫痪。不过,第一条报文还是通过阿帕网发送了出去,这条报文虽然没有“猛鹰着陆”或“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等口令雄辩有力,但“Lo”(可将其视为“Lo and behold”,“你瞧”的一部分)这种朴素的表达也是十分贴切。克兰在自己的日志中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极简方式记下这样一行文字:“22:30,与斯坦福研究所实现主机对主机对话。CSK。”
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历史性事件把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酝酿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硅谷的工程师们设法将可编程计算机放到了一块叫作微处理器的芯片上。ARPA则创建了一个可连接远程计算机的网络,但只有第一件事(也许是其中历史意义最弱的事件?)成为新闻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初,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工程师想建一个局域网来连接他们正在设计的办公室工作站,在该中心就职的一位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生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发明了一种使用同轴电缆(即插入有线电视机顶盒的那种电缆)来创建高带宽系统的方法,他把这种系统命名为“以太网”(Ethernet)。
先后从事过阿帕网和PRNET项目的卡恩把连接这两个网络及其他分组网络作为自己的使命,他和同事们开始把该系统称为“互联网络”(internetwork)。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词又略微缩短为“互联网”(internet)。

1973年

卡恩回忆说:“文特喜欢站起身来,画这些像蜘蛛网一样的图,我们常常翻来覆去地讨论,然后他会说:‘我来画幅图吧。’”
他们制定了一项IP协议(Internet Protocal,互联网协议),该协议对如何在数据包标头上标注目的地做了具体规定,有助于确定数据包通过网络到达目的地的方式。IP协议的上一层是TCP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规定如何以正确的顺序重组数据包,检查数据包是否存在缺失,如果有信息丢失,则会要求重新传输。这些协议合称TCP/ IP。卡恩和瑟夫在一篇题为《分组网络互联协议》的论文中发表了相关成果。互联网从此便诞生了。
科技发展的过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样。在几百年的历程中,不断有新人加入,每个人都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添加一块砖,每个人都会说:“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个月,又会有新砖放在之前的砖瓦上。然后来了一位历史学家,问:“大教堂是谁建的?”彼得在这里加了几块石头,保罗又多加了几块石头。如果不谦虚谨慎的话,你就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分。但事实是,每一项贡献都必须以前人的积累为基础。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
政府和私营企业都为互联网的创建贡献了部分力量,但互联网主要是由一批组织松散但并肩努力,自由分享创意的学者和黑客创建的。这种对等分享的结果就是缔造出了一个促进对等分享的网络。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巧合。互联网的创建是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权力应该分散,而不是集中,应该阻止任何独裁者的专制统治。正如
J·C·R·利克莱德和鲍勃·泰勒等互联网先驱认识到,互联网的建立方式使其具有一种固有倾向,即鼓励对等连接和网络社区的建立。这让许多美妙的东西成为可能。他们1968年在一篇题为《作为通信设备的计算机》的前瞻性论文中写道:“上网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因为他们能更多地根据共同的志趣,而不是距离上的偶然接近来择友。”他们的乐观情绪到了接近乌托邦主义的程度。他们写道:“每个人(只要能买得起计算机)都将有许多机会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事业,因为整个信息世界,连同所有领域和学科都将向他敞开大门。”

无友不如己者。如今不也正是成为现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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