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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第五章 微芯片
皮波迪先生
“数字暴政”却为创新提供了契机。在该问题日益严峻、亟待解决之际,半导体制造工艺方面恰好又出现了数百项小的突破。两者的结合缔造出一项发明,这便是集成电路,又称微芯片,它独立地诞生在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这两家不同的公司。
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也是那种来自中西部农村的男孩,小时候,他在工作间里和父亲一起捣鼓电子元件,组装业余无线电(ham radios)。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表示:“我成长在北美大平原,周围都是勤勤恳恳的西部拓荒者后代。”
他通过学习取得了业余无线电操作执照,并四处搜罗零部件,不断升级自己的无线电设备。
基尔比曾报考过麻省理工学院,但未能如愿,后来他进入了伊利诺伊大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中断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基尔比被派往印度一个无线电维修站,他曾多次到加尔各答的黑市上购买零部件,在军用帐篷搭成的实验室里对接收机和发报机进行改进。
让基尔比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发明创造的那种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开始阅读每一项新发布的专利。他说:“所有东西都得读——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要把所有琐碎的东西都积累起来,日后或许会有百万分之一的东西能派上用场
硅只要经过不同处理,就可以制成任何电子元件。由此,他提出了所谓的“单片概念”:可以把所有元件集成到单个硅片上,而无须把不同元件焊接在一块电路板上。1958年7月,基尔比在他的实验室笔记上写下一句话来阐述这一思想,后来他又在诺贝尔奖致辞中援引了这句话:“电阻、电容、分布电容、晶体管等电路元件可以放在单个薄片上。”
通往创新的道路通常有很多条。诺伊斯和仙童半导体的同事们就在从另一个方向入手,探索开发微芯片的可能性。他们之所以着手展开这项研究,是因为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公司做的晶体管不好用。有太多晶体管都发生了故障。只要遇到一丁点儿灰尘,甚至只要接触一些气体就会让晶体管无法正常工作。猛烈敲打或碰撞也会让晶体管出故障。
赫尔尼有天早晨淋浴时突然又一次“灵光乍现”:可以在这个氧化保护层上刻一些小口,让杂质分散到特定的位置,以产生所需的半导体属性。诺伊斯很喜欢这个“在茧里做晶体管”的想法,他将其比作“在丛林里建一个手术室——你把病人放进一个塑料口袋里,然后在里面动手术,这样丛林里那些苍蝇就不会飞到伤口上了。”
专利律师的使命是保护出色的创意,但有时他们也能激发创意。平面工艺就是一个例证。当时,诺伊斯叫来仙童半导体的专利律师约翰·罗尔斯,让他准备申请材料。于是罗尔斯开始向赫尔尼、诺伊斯和他们的同事发问:这种平面工艺有什么实际用途?罗尔斯这样问是为了能在专利申请中列出尽可能多的用途。据诺伊斯回忆:“罗尔斯是这样问的:‘我们在申请专利保护时还能把哪些用途写进去?’”
诺伊斯在摩尔的黑板上写写画画,向他说明怎样把一小块纯净的硅做成电阻,几天后,他又向摩尔解释怎样制作硅电容。印在氧化层表面的小小金属线能将所有这些元件整合成一个电路。诺伊斯承认:“我从来也不记得有哪一次突然悟出了整套方法,不是说像电灯一样突然灭掉,灯亮之后一切就都摆在那儿了。更准确地讲是,每天你都会说‘喔,如果我能做成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也许就能做成那件事,这样一来我就能做这个了’,最终,你的概念就形成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他1959年1月在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话:“理想的结果是把多个设备做到单个硅片上
当基尔比2000年得知自己荣获诺贝尔奖时(当时诺伊斯去世已有10年),他最先做的就是赞扬诺伊斯。他对记者们表示:“我为诺伊斯去世感到遗憾,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我估计我们会分享诺贝尔奖。”当一名瑞典物理学家在颁奖典礼上介绍基尔比,说他的发明开创了全球数字革命时,基尔比展现出他质朴无华的本性。他回答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会想起河狸和兔子站在胡佛水坝底下时,河狸对兔子说的话:‘不,这不是我自己建的,水坝只是建在我的一个想法之上。’”
微芯片最初面向的主要市场是军队。
”科学家们意识到,阿波罗计划需要有一台能装载在火箭前椎段的导航电脑。于是,他们开始一点点设计这种导航电脑,要在上面使用当时技术能力所允许的最强大的微芯片。
这种来自政府的海量稳定需求促使微芯片价格迅速下跌。
哈格蒂和他的公司对两者都很擅长。11年前,他曾通过推广袖珍收音机为价格低廉的晶体管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在他也想设法为微芯片开辟市场。他想到的主意是开发袖珍计算器。
每一年,电子设备都变得更小、更便宜、更快、更强大。计算机和微芯片行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相互交织更是凸显了上述规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诺伊斯后来写道:“新元件和新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让两者均产生了爆炸性增长。”这种协同效应在半个世纪之前也出现过,当时石油业与汽车业出现了同步增长。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创新经验:要了解哪些行业具有共生性,这样才能利用它们协同增长所带来的机遇。
摩尔定律不仅仅是一个预期,而且是行业的目标,这就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证预言。
诺伊斯决定让仙童半导体以低于成本价销售该公司最简单的微芯片。摩尔将该战略称为“诺伊斯对半导体行业的意外贡献”。诺伊斯知道,低价会促使设备生产商在他们的新产品中运用微芯片。他还知道,低价会刺激需求,推动批量生产和规模效应,进而使摩尔定律成为现实。
仙童这家公司乃至帕洛阿尔托的半导体部门都已经变得太大、太官僚。诺伊斯渴望甩掉一些无关紧要的职责,回头去做实验室的一线工作。
罗克曾为“八叛逆”安排了创建仙童半导体所需的融资,在这之后的11年里,他又协助创建了一种在数字时代重要性绝不亚于微芯片的事物,这就是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
罗克出生在纽约州罗切斯特一个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小时候,他在自己父亲的糖果店里卖冷饮,锻炼出了出色的阅人能力。他的关键投资信条之一是,主要看人,而不是看投资理念。除了看商业计划,他还要与寻求投资的人进行深入的个人面谈。他解释说:“我非常看重人,我认为跟人交谈比看他们想做什么要重要得多。”
惠普把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变成了扁平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风格与加州的休闲生活方式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以周五啤酒狂欢、灵活工作时间和派发股票期权为特色的企业文化。
和诺伊斯一样,戈登·摩尔也很朴实,他从不独断专行,不喜欢与人冲突,而且对权力的虚饰毫无兴趣。两人能够很好地互补。诺伊斯擅长主外,他能用从小就一直笼罩他的耀眼光环让客户倾倒。摩尔则一直都很稳重,善于思考,他喜欢待在实验室里,也知道如何用巧妙的问题或者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是他最厉害的一招)来引导工程师。诺伊斯以战略眼光和统揽全局见长;摩尔则善于把握细节,尤其是技术和工程方面的细节。
因此,两人是完美的搭档,唯有一点不足:他们都讨厌划分等级,也不愿意发号施令,因此在管理上都缺乏决断力。他们想博得别人的好感,因此都不愿太强势。他们引导人,但不强迫人。如果出现问题或者分歧(他们巴不得不要出现),两人都不愿去面对,于是就予以回避。
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的出现恰好有助于弥补这个不足。

人的互补

高效的管理并不总依赖某一名有力的领导者。如果能把风格不同的顶层管理者正确地组合起来,一样也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就像金属合金一样,如果你能把元素正确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多年以后,当格鲁夫学会欣赏这一点之后,他读了彼得·德鲁克写的《管理实践》一书,这本书将理想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外向者”、一个“内向者”和一个“行动者”的结合。格鲁夫认识到,这些特质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可以存在于一个领导团队中。格鲁夫说,英特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还复印了本书有关诺伊斯和摩尔的章节。诺伊斯是“外向者”,摩尔是“内向者”,格鲁夫则是“行动者”。
日后影响整个硅谷文化的英特尔文化是由这三位领导者共同缔造的。这里没有等级制的那一套东西,诺伊斯就像公理会牧师一样管理着这家公司。这里没有专用停车位。包括诺伊斯和摩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类似的小隔间里工作。记者迈克尔·马隆向我们讲述了有一次他到英特尔采访的经历,他说:“我找不到诺伊斯。秘书见状不得不过来带我去他的工位,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办公区里,他的工位看起来和其他人的几乎没什么区别。”
当一名早期员工提出想看公司的组织结构图时,诺伊斯在纸中央画了一个X,然后在旁边画了另外一些X,并用线把每个字母相互连接起来。中间的X代表员工,其他X则代表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诺伊斯注意到,在东海岸的公司,办事员和秘书用小小的金属办公桌,而顶层高管使用昂贵的红木办公桌。于是诺伊斯决定用一张小小的灰色铝制办公桌来办公,让普通员工用更好的桌子,就连新聘的支持人员也用较大的木质办公桌。他那张带有凹痕和划痕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靠近中央的位置,每个人都能一览无余。这就杜绝了其他任何人要求特权。当时担任人力主管,后来嫁给诺伊斯的安·鲍尔斯(Ann Bowers)回忆道:“公司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特权。我们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司文化。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文化。”
英特尔的文化也是一种创新文化。诺伊斯在飞歌遭受了僵化等级制的约束后形成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工作空间越开放,越松散随意,新创意产生、传播、完善和运用的速度就越快。
诺伊斯认识到,自己对东部公司管理体系的等级和身份制度深恶痛绝,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级别,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们高高在上,他们每天过得就像公司的王室和贵族一样。
诺伊斯先后在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废除了指挥链,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员工权力,迫使他们产生创业精神。格鲁夫看到争议在会上解决不了的时候会感到难堪,而诺伊斯则愿意放手让级别较低的工程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叫他们去找更高层的管理者,让高层管理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年轻的工程师被委以重任,他们不得不努力去做创新者。
诺伊斯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个引导人们自己做决定的牧师。沃尔夫总结说:“这不是公司,而是一个公理会。”
诺伊斯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因为他很聪明,善于启发人,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摩尔说:“诺伊斯的行事原则是,只要你向人暗示怎样做是对的,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智慧去把这件事捡起来做。你无须为之后的东西操心。”摩尔承认他比诺伊斯也好不了多少:“我从来都不是很想发号施令,也不想做老板,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俩太像了。”
与温文尔雅的诺伊斯不同,格鲁夫的风格是直言不讳,不说废话。这也是一种乔布斯日后采取的风格:坦率直接、目标明确和苛求卓越。
尽管风格不同,但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目标,要确保创新、尝试和创业精神在英特尔蓬勃发展。格鲁夫笃信“成功滋生自满,自满酿成失败,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诺伊斯和摩尔也许并不偏执,但他们从未自满。
发明有时候是在人们遇到问题,绞尽脑汁设法解决问题时产生的;有时候则是在人们树立远大目标时产生的。特德·霍夫和他的英特尔团队发明微处理器的故事就是两者的结合。
到了重新谈价格的时候,霍夫向诺伊斯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正是这一建议为通用芯片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并维持了英特尔在数字时代的领军地位。
诺伊斯为Busicom提供了优惠的价格,但坚持让英特尔保留新型芯片的知识产权,而且英特尔有权将其授权给其他公司,用于计算器生产以外的其他用途。他意识到,能通过编程实现一切逻辑功能的芯片将成为电子设备的标准元件,就像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板是房屋建筑业的标准建材一样。这种芯片会取代专用芯片,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批量生产,价格也会不断下降。它们还会让电子行业产生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在电路板上设计元件配置的硬件工程师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将一批指令写入系统。
诺伊斯成了微处理器的使徒。1972年,当他在旧金山主持大家庭聚会时,他在自己包的巴士里站起身来,高高挥舞着一个硅片。他对家人说:“这个东西将改变世界,它会彻底改变你的家庭。今后你们自己家里会有电脑。你们能够接触各种信息。”他的亲戚在车上传看着硅片,就像把玩一件圣物一样。诺伊斯预言:“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钱了,一切都将以电子形式存在。”
1971年,该地区有了一个新名字。行业周报《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开始撰写一个名为“美国硅谷”的连载专栏,“硅谷”这个名字后来便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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