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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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稚子

## 章节:第一章 西风东渐

> 景教徒在唐朝(公元六一八——九○五)时来到中国,唐室君主曾为他们建造了景教寺,但是景教徒的传教成绩却很有限。再过了几百年,在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士带着西方的天文学来到中国,终于得到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三)皇帝的垂青。

> 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 但是,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

## 章节:第二章 乡村生活

> 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 这情形很像一只橘子,橘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橘子内部侵蚀了。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

>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地保守、原始、宁静。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朗诵,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里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身上。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何等的达观!

> 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脱人本位的色彩。

## 章节:第三章 童年教育

> 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 由此可见我的童年教育共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在私塾里念的古书,来自古书的知识,一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指针,另一方面也成为后来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第二个知识来源是听故事,这使我在欣赏现代文学方面奠立了基础。第三个知识来源是对自然的粗浅研究,不过在这种粗浅研究的根基上却可以移接现代科学的幼苗。如果我生长在草木稀少的大城市里,那我势将失去非常重要的自然训练的机会,我的一生可能完全改观。每一个小孩子所具备的感受力、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等等天赋,都可能被我童年所受的全凭记忆的传统训练所窒息。

## 章节: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枝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

> 麻烦的是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它有时像是佛法无边的神,有时又像狰狞凶残的魔鬼,但是它凭借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要就不接受西方文明,要接受就得好坏一齐收下。

> 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

## 章节:第六章 继续就学

> 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十八世纪的个人观念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

## 章节:第七章 参加郡试

> 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又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蒙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 章节:第八章 西化运动

>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 章节:第九章 负笈西行

> 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譬如说,如果一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飞机像一只飞鸟,也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他就会了解飞机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小孩根本没有见过鸟或船,使他了解飞机可就不容易了。一个中国学生如果要了解西方文明,也只能根据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他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我想,我今后的工作就是找出中国究竟缺少些什么,然后向西方吸收所需要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些观念以后,我渐渐增加了自信,减少了羞怯,同时前途也显得更为光明。

> 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很偏狭,但是在这种教育的范围之内也包罗万象。有如百科全书,这种表面偏狭的教育,事实上恰是广泛知识的基础。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泛,可能就是传统思想训练的结果。中国古书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例如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政府制度、军事、外交等等。事实上绝不偏狭。古书之外,学生们还接受农业、灌溉、天文、数学等实用科学的知识。可见中国的传统学者绝非偏狭的专家,相反地,他具备学问的广泛基础。除此之外,虚心追求真理是儒家学者的一贯目标,不过,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书本上的学问,这也许是他们欠缺的地方。在某一意义上说,书本知识可能是偏狭的。

## 章节:第十章 美国华埠

> 最初担任这份工作时,对于写作的确非常有兴趣,字斟句酌,务求至当。这情形很像选择适当的钱币,使它能投进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如果你匆匆忙忙希望把一大把钱币同时挤进放钱口,机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钱怎也放不进去,结果就散落一地。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浪费的篇幅。

> 也有许多华侨开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洗衣店洗,因为手洗不像机器那样容易损坏衣服。这些来自“天朝”的子孙,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装在袋里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却慷慨地捐钱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或者把钱寄回广东,扶养他们的家人或亲戚,同时使他们的故乡变为富足。

> 在美国的华侨,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可以看到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等类。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

> 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形。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是急剧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卜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

## 章节:第十一章 纽约生活

> 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城市,的确另有一番愉悦之感。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会显得特别清新可喜;从城市到了乡村,乡村却又显得特别迷人。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鲜明的对照。外国人到中国时,常常迷恋于悠闲的中国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国人到了异国时却又常常留恋外国的都市生活。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 甲午之战可说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战后一段时期中国曾力求追随日本而发愤图强。

## 章节: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

>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够爬到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象中的母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发脾气。

## 章节:第十三章 军阀割据

>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十六年来中国一直掌握在军阀手里。内战一次接着一次发生。这些内战多半还是外国势力怂恿和支持的。内战的结果,国力损耗、民生凋敝,并且为日本侵略铺了路。革命前途似乎黑暗一片。内战中获胜的军阀趾高气扬,野心愈来愈大,不断争取更大的权力。被击败的军阀则夹起尾巴躲在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待机再起,机会一来就重启战衅,使人民又增加一场灾祸。

## 章节: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

> 后来他写了一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

> 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论。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常常会遭受最后的失败。

> 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 章节: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古希腊哲学。

> 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

>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 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产运动的领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第三国际于一九二三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会。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说:“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形。

## 章节:第十七章 宪政的试验

> 中国成文宪法的观念是从美国介绍来的。美国的宪法是美国人民思想信仰的具体表现,而且是根据人民的生活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宪法只是抄袭外国的观念,起草宪法的人随意取舍,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或思想观念。

> 中山先生有鉴于此,所以在他的民主宪政计划中,设计了训政制度,作为过渡到宪政政府的跳板。依照他的计划,先有军政时期以达国家统一,接着是一个以党领政的训政时期,最后才过渡到正式的宪政时期。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训政政府,锐意革除国会的腐败风气。此后十年间,国民党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铲除军阀,统一全国。日本军阀所导致的国难,使统一的局面更为加强。

## 章节:第十九章 反军阀运动

> 我在北京的最初九年之中,所看到的变迁实在太多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我像是埃及沙漠中一座金字塔,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着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 我当时年壮气盛,有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 章节:第二十章 国民党之出掌政权

> 交通是现代化和改革的关键,也是发现国家未来发展机会的钥匙。因此国民政府的建设计划就从建筑铁道公路着手。交通建设也是确保国家统一之一法,如果有完善的道路可资利用,地方性变乱很容易就可以敉平。除此之外,交通愈便利愈发达,人民交往也愈频繁,观念交流也愈容易。偏僻地区的名胜风景,旦夕之间就成为学者、画家、诗人和爱好自然者的徜徉之所了。

## 章节:第二十一章 陋规制度

>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满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这些官吏对下属营私舞弊也就开只眼闭只眼。如果拿一棵树来比喻政府的话,这种陋规的毒汁可以说已经流遍树上的每一枝叶、每一根芽。

> 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 自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阻遏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并且规定了几种对贪污舞弊的严厉罚则。但是陋规制度在清朝以前就已存在。数百年的积习,不是几年之内,甚至二三十年之内所能完全革除的。自从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公家道德逐渐提高以后,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平,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立。不幸当时内乱外患并乘,致使功败垂成。

> 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坏制度,还是不够的。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

> 治黄河的河督衙门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同样地,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

>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 章节:第二十二章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 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 中国人民生活中这些单位的存在是有它历史的背景的。它们是几千年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祖先逐渐向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迁移时,他们总是成群结队而行,在各地构成许多独立的部落,这些部落后来便发展为自治的村庄或乡镇。广大的中华帝国就是千百年来由这些聚族而居者向边疆和平原拓殖而形成的。近年来由于研究中国各地方言的结果,我们已经追溯出这种发展的途径。我们发现广东话与唐朝的口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多数的广东人是唐朝的后裔。迁到广东较晚的移民又另行形成不同的部落,所说的方言也迥然不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话。客家话所显示的语言特征是属于近世纪的。甚至长江流域各地方言之间的些微差别,也可以隐约显示拓殖过程中的先后。

> 如果要使某一改革对国家统一与团结切实有效。这种改革必须直接使这些古老的区域单位在家庭制度上、行业上和传统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反过来说,这些单位系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生活理想所维系,那么任何经由共同语言所产生的文化和理想的变化,也势必影响这些社会集团的生活,并且进而影响国家的生活。

> 外国商品开始影响中国行业时,中国就开始变化了,维系中国社会的三条绳索之一因而松散。这是受现代影响的最初改变,这种改变人们是不大知道的。以后现代思想经由书籍、报纸和学校制度等输入中国,又松散了传统这一条绳索。最后留下来的一条绳索——家庭的联系,也终于不得不随其他两条绳索一起松散。

> 不论有没有互相残杀的军阀,或者声誉扫地的国会,或者败坏风气的随规,海面底下的潜流仍在滚滚而进。军阀、国会、陋规只是浮面上的祸患,那些自治单位本身仍然宁静如恒,在道德方面也洁净无瑕。

> 现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全国千千万万自治单位的边缘,已经围集了充满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的人,他们反对地域偏见和家族观念。这些人像蜜蜂一样绕着蜂巢喧嚷不休,最后就在蜂巢边缘聚集起来。从蜂巢里面溜出来参加集外集团的个人愈来愈多。外面围集的群众数量增加以后,他们开始闯进蜂巢,终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同时他们开始把自己组织为全国性的社会,拿中国作为他们的共同蜂巢。

> 近年来轻工业的发展,从地方单位吸收了许多人,他们开始彼此联系,组成全国性的团体。广播从空中给人民带来许多新观念。风俗习惯、迷信、方言、民歌、宗教、家庭工业、垂危的本地行业及苦难农民的经济情况,都经过仔细调查,并且根据高等学府和学术团体所收集的资料很科学地加以研究。中国已开始从科学研究中了解她自己了。

## 章节:第二十三章 迷人的北京

> 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

## 章节:第二十四章 杭州、南京、上海、北京

> 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相对的作风则叫“京派”,也就是北京派。“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

> 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你刮我的钱,我揩你的油。”

> 南京和北平不同,它是个必须从废墟上重建的城市。新都里充满着拆除旧屋、建筑新厦的精神。北京的人固然也憧憬着未来,他们却始终浸淫于旧日的光辉里,但是南京除了历史记忆之外,并无足资依赖的过去,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因此大家都在思考、计划和工作,生活也跟着这些活动而显得紧张。每个人都忙着开会和执行命令。空气永远是那么紧张,北京的悠闲精神无法在南京发荣滋长。

> 当时有几句流行的话,颇足代表一般人的感慨,这几句话是:“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通。”当然,实际的情形并不至于如此之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可置疑的:大家都觉得他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其实,这就是进步的精神。

> 杭州与前面所谈的三个城市都有一点相像,但是与它们又都不同。在古文化上,杭州有点像北京,因为它是“学人之省”的首府,但是缺少北京的雄伟。杭州像上海一样带点商业色彩,但是色调比较清淡,同时因为没有洋主子存在,故有表现个性的自由。在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上,它有点像南京,但是气魄较小。杭州究竟只是中国一省里的城市,北京和南京却是全国性的都市。

## 章节:第二十五章 东北与朝鲜

> 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都爱好中国的山水画、书法和诗词。但是这三个民族都保持着他们自己的特色。艺术方面如此,生活方面亦然。朝鲜和越南后来受明朝的影响较大;日本则为海洋所而离,且明代与德川幕府,彼此均以锁国为政策,故所受影响不多。此外,以海为家的日本人富于冒险精神,因此保持着古代中国的尚武精神;朝鲜人和越南人则深受明以后几百年来中国崇尚文事的影响。授予中国文人莫大尊荣的科举制度曾经传入朝鲜和越南,却止于日本大门之外。

## 章节:第二十七章 抗战初期

> 日军已经控制北平了,华北是否会像沈阳陷落后的东北,遭逢同样的命运呢?日本会不会在华北暂时停下来,在华北等上几年,然后再以之为攻击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烦,准备一举攻下南方而图一劳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渐进政策似乎对中国更危险。南京的高级官员以及各省的军事领袖全都赞成全面抵抗侵略。结果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平民百姓,万众一心,一致奋起应付空前的国难。

## 章节:第二十八章 战时的长沙

> 现在的军队里,差不多各单位都有湖南人,湖南是中国的斯巴达。

## 章节:第三十章 大学逃难

> 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

## 章节:第三十一章 战时之昆明

> 控制物价本来应该从战事刚开始时做起,等到物价已成脱缰野马之后,再来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英国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发其财,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农产品就马上受到管制了。这次战争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她对这类问题尚无经验足资借鉴。

> 从一八四二年香港割让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恰恰是一世纪。《西潮》所讲的故事,主要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事情。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南方的门户,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和洋货。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种子,终于转变了中国人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国曾经抵抗、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吸收了西方文化,与一千几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过程如出一辙。英国是命运之神的工具,它带领中国踏入国际社会。

## 章节: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 ——谈敌我之短长

> 中国大陆文化在日本的支流导源于唐朝(六一八——九○七)。唐代文化中许多可贵的成分,其中包括从西域输入的印度文化与从伊斯兰民族间接输入的古希腊文化,在中国因千余年来历经异族侵路,已逐渐衰落,但在日本却被保留下来了。唐代的舞蹈、音乐、美术、习俗、语音和尚武精神,都还留在日本。如果你想了解一点唐代文化,你最好还是到日本去一趟。日本以唐代文化为基础,其中包括儒家思想并唐代所吸收的佛教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又在南宋时代(日本镰仓时代)输入宋儒朱子之学,盖随禅僧而俱来者。因此造成在日本儒佛一致之思想。直至明末之际,德川氏本其向来保护禅僧研究儒学之素志,于开府江户(东京古名)时,广招儒者讲学刻书,极一时之盛。并藉新政权之威力,使儒家之学为此后日本兴国之张本,而为日本发展了道德、政治、经济、史学、数学与夫流入民间之教育。日本虽于晋初从朝鲜人王仁得《论语》、《千字文》,而在明末又输入了阳明之学,但经世之学的中 […]

> 现代日本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因此,在日本当一个领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独裁,他要人民做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在中国当一个领袖的却必须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领导人民——这是一种远为困难的才能,也必须具备超人的才智创造能力。

> 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她一旦决心改革,她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她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绍西方思想。她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这些信仰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止。她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文化是从她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她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她能够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之于她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她的社会和工业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这是这位哲学家兼梦想家的天性使然。

> 中国胸襟宽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创造,但是她缺乏组织、纪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但是保卫国土的武力则尚待建立。中国的优点正是她的弱点所在。

> 在日本,现代科学反而成为神的一种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团结一致。这种由强烈的宗教性爱国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终使日本军阀无可理喻,使日本兵难于制服,使日本本身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这就是宗教狂热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结果。

>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战乱频仍,外则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跳而起。哪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

> 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十九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 东欧之西德与远东之日本,已居冷战中重要地位。西德则站在西方民主阵线而为其重要的一环。日本则表面似倾向西方,而其内心则犹站在三岔路中,游移未定。亲西方乎?中立乎?抑或倾向共产主义集团乎?现在日本各种不同之政见,归纳起来,不外乎此三点。这是日本的内心烦恼,亦是她本身的课题,而亦为西方民主集团的课题。

## 章节:(一)中国文化之吸收力

> 在重实用的中国人看起来,佛教的超知识主义并无可用。超知识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它含有道德教训,同时遇到苦难的时候,可以作精神上的避风港。中国人只想把外国因素吸收进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绝不肯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完全向外国投降。

>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六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子。

> 中国却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有时候经过审慎选择,有时候则不分皂白,乱学一气——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很像一棵树通过树根从土壤吸收养分。吸收养分是成长中树木的本能,否则它就不会再长大。

>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感,正像一个人吃得过饱而闹胃痛以后对食物的反感。

> 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事实上也不过是说: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对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激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城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虽然她最近闹了一场严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点比较重要的食物。

## 章节:(二)道德与理智

> 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古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古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溯源。

> 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和中国天文数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古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道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 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

> 心智发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则是齐家的基础。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国治而后方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个完整的,非常实际的,道德上的理想体系。在中国人看起来,世界和平绝非梦想,而是实际的道德体系。因为国家的安定必然是与国际和平密切关联的。离开此目标的任何知识都是次要的或无关痛痒的。

> 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中国未能发展纯粹科学是毫不足奇的,因为纯粹科学是知识兴趣的表现,而非实际应用的产物。

> 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古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侧,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侧。

>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 道德家观察大自然的目的在于发现有利伦理道德的自然法则。科学家观察大自然则是为了发现自然法则,满足知识上的兴趣,也就是为知识而求知识。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愈来愈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年纪较大的一代忧虑宁静的道德乐团将被致灭。惋叹太平盛世渐成过去,年轻的一代则为建筑新的知识之宫而竟日忙碌。

> 世界各国的文化奠基于不同的宇宙观。中国人所想的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古希腊人所想的是一个理智的宇宙,也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们的文化。

> 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

> 据我个人的看法,欧洲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与古希腊的理智宇宙之间的一部斗争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法国革命,都不过是长久淹没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现而已,这些运动事实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阶段。最后工业革命爆发,理智宇宙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终于涌出水面,奔腾澎湃,横扫全球。工业革命狂潮的前锋,在我童年时代前后已经突然冲到中国;它冲破了我们的道德宇宙,破坏了我们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讲的正是这些故事。

> 一片新的知识园地将与新的道德观念同时建立起来,以供新中国富于创造能力天才的发展。我们将在儒家知识系统的本干上移接西方的科学知识。儒家的知识系统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而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归趋;西方的科学知识系统也同样从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发,但以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归趋,发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 道德宇宙与理智宇宙将和在西方一样在中国平行并存,一个保持安定,一个促成进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觅得中庸之道。

## 章节:(三)中国人的人情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作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么,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 中国人多半乐天知命。中国人如有粗茶淡饭足以果腹,有简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够的衣服可以御寒,他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安于俭朴生活的态度使中国亿万人民满足而快乐,但是阻滞了中国的进步。除非中国能够工业化,她无法使人民达到高度的物质繁荣。或许在今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她的亿万人民仍须安贫乐道。

> 中国人深爱大自然,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则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养自然爱好者的诗意、美感或道德意识。月下徘徊,松下闲坐,静听溪水细语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观春花之怒放感觉宇宙充满了蓬勃的精神,见落叶之双零则感觉衰景的凄凉。

> 中国人从大自然领悟到了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个天坛,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这个天坛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个秋天的夜晚,万里无云,皓月当空,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同时也弥漫了我四周的广大空间。我站在天坛的中央,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与天地融而为一。

> 这次突然升华的经验使我了解中国人为什么把 […]

>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开始转变——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

> 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

## 章节:第三十四章 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

> 哪些是她应该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须拒斥的祸根呢?这问题似乎没有一致的结论,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祸患,也可能在后来证明竟是福祉。鸦片是列强用枪炮硬加到她身上的祸害,但是她却因此而获得现代科学的种子。在另一方面,她接纳的福祉在后来却又可能夹带着意想不到的祸患。例如我们因为过分相信制度和组织,竟然忘记了人格和责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对这些品德的强调而使新制度新组织无法收效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

> 西方在过去一百年中,每一发明总是导致另一发明,一种思想必定引发另一种思想,一次进步之后接着必有另一次进步,一次繁荣必定导致另一次繁荣,一次战争之后必有另一次战争。惟有和平不会导致和平,继和平而来的必是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在现代文化下前进的情形。中国是否必须追随世界其余各国亦步亦趋呢?

> 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倡导者,结果却并未参加国联的实际活动;法国唯一的愿望是避免纠纷,防御心理弥漫全国;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维持欧陆均势上面;结果国际联盟形同虚设。它只会唁唁狂吠却从来不会咬人。但是会员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一古脑儿往国际联盟推,结果国联就成了国际难题的垃圾堆。中国无法应付东北问题的困难时,也把这些难题推到国联身上,因为日本是国联的会员国。法国对沈阳事变漠不关心,英国所关切的只是欧洲大陆的均势,惟恐卷入远东纠纷,因此国联连向日本吠几声的胆量都没有。结果只懒洋洋地打了几个呵欠,如果说那是默认既成事实,未始不可。

> 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混合体;打个比喻,美国的学术服装是由一件英国袍子和一顶德国帽子凑合而成的。美国大学里男女学生的友好相处,与交际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础。知识不受严格的管制;人与人的关系是经由学生团体的自由接触而学到的;年轻一代的目光并未受到望远镜、显微镜或试验管的局限;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种普遍文化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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