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全译本) 9.4分
读书笔记 精彩摘录
公益霎哈嘉瑜伽

对我来说,谈论卫礼贤和他的事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出发点相距是如此之遥远,而我们的相遇更像是陨石撞到地球。他一生工作所涵盖的范围不在我的领域之内,而且,我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塑造他而后又充满了他的中国,尤其是我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语言和活生生的精神表达并不熟悉。作为一个陌生的旁观者,我站在卫礼贤广阔的知识领域与经验世界之外,在这一领域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做一个专业人士,作为一个汉学家的他和一个作为医生的我很有可能永远也不会相遇,但我们相遇在超越了学术界限的领域,一个关于人类的领域。正是在这里有着我们人生的交叉点,正是从这里飞出的火苗点燃了我生命中的明灯,这注定要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段经历,使我有资格谈论卫礼贤和他的作品,同时充满着感激与敬意去缅怀他的思想。他创造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并给予了整个西方世界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

卫礼贤在其擅长的领域达到了极致的水平,他的思想可以触动全人类,现在如此,永远如此。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可以如此彻底地把他从欧洲的狭隘与传教士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呢?实际上,在他刚刚接触到中国精神的秘密时,他就察觉到了深藏其中的宝藏,为了这一稀世珍宝,他牺牲掉了自己欧洲式的偏见。使他能够毫无保留地向一个深邃的异域精神打开自己的,是他包容一切的人格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伟大心灵。为了接受这一文化,他贡献出了自己多方面的天赋与能力。一切平庸之辈在接触到外国的文化时,不是盲目丧失自我就是盲目批判。所以他对他事业的这种投入本身就是他的伟大精神的见证,他的精神超越基督教因自卑而引起的愤怒乃至欧洲的一切成见。很多的汉学家只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表面,他们永远不会参与到这一文化之中,也就永远也不会具备交流的精神,具备一个新生体系所必需的相互交融与渗透。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所谓专家的头脑都是阳性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理性头脑来说,“生殖与繁育”是既陌生又不自然的事。因此对他们来说,在心中接受并培育一种不熟悉的精神是非常错误的选择。但一个更强大的头脑一定带有阴性的印记,它具备一个“子宫”,能够把不熟悉的变为自己熟悉的。卫礼贤有着最高级的精神生活的“母性”,正是这一卓尔不群的禀赋使他可以做出无人可比的翻译工作。

对于我来说,他的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于《易经》的翻译与论述。在我见到卫礼贤的译本之前,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使用莱济的不太地道的译本,因此我充分地认识到这两个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卫礼贤成功地通过一种新的与生动的方式,使这一古老的著作焕发生机。在此之前,不但很多汉学家,而且甚至很多现代的中国人,都把这一作品看作是一堆荒谬的魔法公式。没有哪部作品比《易经》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千百年以来,中国最具智慧的人们一直在使用它,对它做出阐述。至少对那些明白它的意思的人们来说,无论它问世已经多少年,它都会万古长青。作为幸运的人群中的一员,我得益于卫礼贤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作为一个中国大师

卫礼贤在中国期间曾向劳乃萱学习中国经典,此处即指劳乃萱。——中译者注的学生和中国瑜伽的入门者,卫礼贤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致的翻译工作把《易经》带入我们的生活。对卫礼贤来说,《易经》的实际应用永远不会过时。

除了这些珍贵的礼物之外,卫礼贤还给我们带来了任务,这一任务是如此之巨大,我们对它的难度也只能做出一些猜测。任何一个像我一样,通过与卫礼贤的交流亲身体验了《易经》预测力量的幸运儿,都不可能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已经碰到了足以动摇西方人生观的阿基米德的支点。卫礼贤做的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包容一切、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的画卷,更重要的是,他传授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人生观的中国精神之精髓。我们不再仅仅是羡慕者或批判者,而是东方精神的参与者,已经能够成功地体验《易经》的力量。

乍一看来,《易经》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我们西方科学的因果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换句话说,它非常不科学,超出了我们科学判断的范围。

几年以前,当时的英国人类学协会主席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么有智慧的民族没有科学。我的回答是,这一定是一个视觉的错觉,因为中国确实有科学,它的代表作品是《易经》。中国的科学原则,和中国许多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概念完全不同。

《易经》的科学不是建立在因果原则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我称为同步性原则基础之上的。我对潜意识心理的研究使我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到处寻找另一种释义体系,因为因果原则不能够解释一些潜意识心理现象。我发现一些相互对应的心理现象不能够因果关系相互连接,而是按事件的同时性来连接,所以我称其为同步性。

这就仿佛是时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可以以一种不能以因果对应原理来解释的方式同时作用于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医师与病人之间好似碰巧出现的相同的思想、象征和心理状态。再例如,卫礼贤指出的欧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同步性,它们是不可能互为因果的。如果结果都可以被验证的话,占星术可以是同步性一个绝好的例子。但至少有一些占星术的结果已被验证了,同时有着大量的数据作为后盾,证明对占星术作出一番哲学思考是值得的。

通过一个人出生时的数据推演出一个人的性格这一相对事实可以证明占星术的效力。然而,关于生日的数据从来都不是以实际的星相星座为依据,而是依照一个武断的纯粹概念化的时间系统,因为二分点是在不断演进之中,而且春分点早已越过了零度白羊宫。如果有任何准确的占星术预测,那绝不是依据那些星座,而是因为我们假设的时间特性。换句话说,无论在这一时刻发生什么,都具备了这一时刻的特质。

这也是《易经》使用的基本公式。人可以通过操纵蓍草、硬币等依靠纯属巧合的方法来获得某一时刻卦象的知识。就在这一时刻,蓍草落了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比耶稣基督还早一千多年,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解释了蓍草落下的巧合。对这一问题,只有亲身经验来回答了。

在我的要求之下,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的第一次演讲中展示了《易经》的应用,并做出了预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有的预测都丝毫不爽地应验了。类似于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但是,和我已故的朋友一样,我不是想在这里证明《易经》占筮的有效,而是把它作为我讨论的前提。我想讨论的是通过《易经》卦象,可以读懂任一时刻这一灵异性。我们面对的是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样看来《易经》就与占星术有着实质上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相似而已了。出生的八字与蓍草对应,而星座对应的是八卦,对星座的解释对应着卦辞。总的来说,在《易经》中达到顶峰的以同步性原则为基础的思想是中国思想最纯粹的表达。在西方,从赫拉克利特时代以来的哲学中早已不见踪影,只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稍有点回音。然而,这种思想在西方从没有彻底灭绝过,它存在于占星术的暮色之中直至今日。

在我们的时代,《易经》可满足我们自我发展的需求。神秘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几乎使西方世界的思想之光相比之下都黯淡了下来。我不是在指责我们的学府及它们的代表。我是一个面对普通人的医生,所以我清楚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光明的传播者。人们已经厌倦了科学的专业化和逻辑性的研究,人们渴望能够拓展而不是限制他们的真理,渴望一种能够带来觉悟而不是迷惑,深入他们的骨髓而不是一带而过的真理。这种迫切的寻觅有把广大公众带入歧途的危险。

当我想到卫礼贤的成就和意义时,我经常想起那个第一次翻译《奥义书》并把它介绍到欧洲的法国人杜伯龙。《奥义书》传入欧洲之时,在欧洲正上演着一幕前所未有的好戏,18世纪末,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将基督教的神性赶下了宝座。如今,像在巴黎那样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在俄罗斯重演。当基督教的象征在欧洲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佛教徒在考虑这是派传教士来欧洲的好时机时,是卫礼贤为我们带来了来自东方的光明。卫礼贤感到了这一文化使命的召唤,他意识到东方可以对我们的精神疾病给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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