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 8.4分
读书笔记 书里我觉得非常长知识的部分
HelloTammi
第一讲 韩愈与柳宗元

汉语非常适合写诗,因为它很容易实现对仗,押韵等形式美。但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不容易描述细节,也常常不够精确,很暧昧,解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的语言也不适合用来打官司,而法语则正相反。今天在国际法庭上仍然使用法语,因为它的名词,动词时态等非常精准,人称代词绝对不会被误解,可是汉字里“他”的指代却可能并不清楚。

到了唐朝,我们遇到一个情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形式的完美到达了黄金时代,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李白,杜甫等人。文学到了出口成章的时候,其内容本身被思考的可能性会被降低,我的意思是说,某个诗句很优美,读者很容易被它感动,但不会太去思考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每次看到政治人物讲诗我就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古文运动应运而生。这个运动和韩愈,柳宗元有非常大的关系。

“古文运动”的目的是要把语文重新定位为先表达内容。语文最基础的作用是表达内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为了美,最后连内容都表达不清楚,那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形之下, 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形式和内容都重要,二者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形式与内容都完美的时候是最好的文学时代,可是如果不能偏重的时候怎么办?韩愈会说:“先重内容。”先把内容弄好,形式是其次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是在为上面的人讲话,而是在为底下的人发声,这是古文运动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不太赞成只是在文学史上讨论“古文运动”,好像大家只是在斤斤计较写文章应该重形式还是重内容,这样其实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作家知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在哪里。柳宗元等人深入民间之后,感到愧疚和不安,这种心理一直到苏东坡都有。

我觉得,“古文运动”的这种本质常常被忽略。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八大家,更是知识分子自觉性上的八大家。在唐朝和宋朝,他们真正把知识分子的自觉放置到与宫廷和贵族的对抗中去。“古文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此后的走向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道德良心上忽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定位,对自己专心于文字的美感到不安。

我们感觉到宋代整个贵族阶层的权威性没有唐代那么强,社会的阶级没有那么对立,是文人在中间做了很好的调整,让宋代的帝王保有比较朴素的平民个性。

第二讲 元曲与关汉卿

元曲本身是唱的,而且是表演出来的,有一些经过学术研究,现在已经被考证出来,比如《窦娥冤》是怎么演的,《单刀会》中的关羽是什么形象,他有哪些唱念做打。所谓唱念做打,有道白的部分,有戏曲唱词的部分,同时还有做功和武术,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体。

与宋词相比,元曲与白话更为接近,里面典故很少,“枯藤老树昏鸦”其实就是一种白描。它和元代的绘画非常像,把所有对内在情感的描述转成对外景的描述。枯藤,老树,昏鸦看起来是没有情感的,其实是寄情于景,但不是由作者主观来讲自己心里多么悲哀,而是借由客观景象使人了解到他内心的感受。南宋亡国之后,汉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朝代兴亡的悲凉,沧桑之感特别明显,尤其体现在汉族文人身上。词和曲最大的不同在于,词是一种文人之间非常精致的专业文学,可曲必须要能够放大到民间去,这就要求作者必须用白描的方法去叙述一个比较容易引导人的情感的画面。

到元曲的时候,创作者越来越倾向于不直接讲出内心情感,而将其带入自然当中,有点儿像元代的绘画,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其实里面笔笔都是心情,将全部心情寄托于山水当中,寄托于外在的客观世界。

创作者的眼睛有如摄像机的镜头,带我们看到枯掉的藤蔓,看到老去的树木,看到黄昏时归巢的乌鸦,三个事物都没有作者主观的参与,没有涉及作者快乐与否,可是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我们已经看到了画面,同时也在引发心情。接下来的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依然是蒙太奇手法。元曲是高度善用剪接的一种文学形式,比如这首《天净沙秋思》全部是画面,连缀起来就像电影一样。其实戏剧的舞台空间已经存在于散曲当中,作者将意境结合在一起,那个ju第三声踽踽独行的人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枯藤,老树,昏鸦等各自是单独的视点,作者引导我们的视觉将九个视点连接起来,此时我们的心境大概已经逃不开他要我们掉进去的“陷阱”了。其实,所有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陷阱”,比如画家的色彩,音乐家的声音,文学家的文字,电影导演的画面等等。创作者铺排到一个程度,就是要让受众掉进来,如果实现了,那他就成功了,如果没有掉进来,那他就失败了。创作上的成功或失败,就在于你能不能让阅读者,看画的人,听音乐的人,或者看电影的人,掉进你的陷阱当中去,亦即实现你预设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到“枯藤老树昏鸦”,觉得好开心,那马致远就失败了,可是我们读完这首散曲,已经能够体会到天涯游子的伤感,能够体会到他要讲的主题,即生命的落寞与生命的流浪。

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觉得生命是没有依靠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异族的统治,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心理上有被侮辱的感觉。元朝将人的职业分为十等,其中第八等是娼妓,第九等是读书人,第十等是乞丐,这种等级制度使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这种打击也有值得“庆幸”之处,比如对整个文化的创造力来讲就是有好处的。知识阶层被打击,其实也是知识分子转型的开始,如果没有这种打击,关汉卿大概不会去写杂剧,不会和倡优等社会地位很低的人混在一起。中国的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优秀的文人在感伤之后想办法调整自己在社会里的角色,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我前面讲的“庆幸”,其实不是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就文化出现转机而言,知识分子不见得只有做官一条路,他有很多路可以走,他可以和民间有很多来往。所谓“隐居”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做官之后,人要怎么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打柴也好,卖卜也好,都拓宽了中国读书人的生命体验。

一般会把元代的散曲和杂剧分成两派,各自以王实甫和关汉卿为代表。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都是从文人系统出来的,你一读他们的东西就能感受到很深的文人气。他们的作品好处是优雅古典,可是也有一些坏处,仿佛不弄那几个字就不过瘾,总要有“古渡,寒鸦”这些,可是大家读一读关汉卿的文字,就知道这个人完全不是“文人”。他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的《黄钟尾》里是这么讲自己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读到这种语言会觉得很过瘾,因为真正的民间语言出来了。

第三讲 《水浒传》:小说与历史

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提供了观察复杂人性的不同角度。

什么叫当代文学?就是能够表现这个时期所有活着的人的共同心声的作品。所以文学有一部分是文学史,我们讲《诗经》讲《楚辞》,讲汉乐府,又讲到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次一次地成为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里实现自己的成就。可是无论它的成就多高,单纯模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文学中必须要能读到活着的人目前的心声——他的悲哀,他的欢乐,他的渴望,我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够开倒车。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唐诗,宋词,元曲,可是他们不能代表我们今天的状况。

明朝仍然有人写诗,写词,写曲,可是这些人不是明朝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明朝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是哪些?明朝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是哪些?是从事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的人。明朝以后,戏剧和小说成了文学的主流,因为他们表现了人的丰富生活。

在近代政治里面,《水浒传》的思想常常被拿来和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进行比较。你上街去抗争,在古代就是造反,就是所谓没有王法,那王法是什么呢?民间说书看似只是微不足道的娱乐休闲活动,但人们听着听着,不知不觉中就萌生了自我觉醒,即如果你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了压迫你的权威,你要怎么办,要不要去抗拒他。小说并没有直接让老百姓造反,可是他塑造了一个个英雄形象,大家喜欢的人全部是这类人的时候,民间起义的观念就慢慢起来了。元末群雄大乱的时候,南方的朱元璋等人借着民间的“白莲教”出来,而民间宗教是和我们刚才讲的民间文学的传统有关的。他们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想要颠覆腐败的元朝,后来真的把元顺帝赶走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元明之后,在社会里承担最大的教育责任的其实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并没有带给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生命的真正理解),而是大众文学或者说民间文学。

戏剧和小说非常微妙。没看到白蛇一直被欺负,就觉得很难过,可是你感觉不到其实是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在对抗教条。梁启超认为小说真正启发了群众,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文学和艺术并不是真理。我们大概不能够说读完一本小说后得到了一个方法,从此就可以依据它来生活。文学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可以多一点而看事情的角度。多一个角度的意义是什么?是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武断。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轻易可以下判断的,所以可以多一点儿宽容,多一点儿担待。

第四讲 游园惊梦

明代戏剧从元曲系统中发展出了江南的“昆曲腔”,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昆曲。(昆曲是明代的)

第五讲 唐寅 徐渭与张岱

将汤显祖的作品(比如《牡丹亭》)和徐渭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晚明文学有一个共同的调子,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叛逆性,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种叛逆有直接,有间接,可本质上都是叛逆。

清代画家石涛是明王室后裔,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苦瓜和尚画语录》,里面讲道:“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讲文学创作。什么叫作我?我是文学创作的内容。在讲《诗经》的时候,我们说文学史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情动于中”以后,才有诗,才有小说,才有文学,才有艺术;如果没有“情动于中”,一切笔,墨,画都是假的。

晚明艺术,晚明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找回了自我,即艺术的出发点;如果违反了我,空有艺术技巧是没意义的。

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的内容很棒,可是没有写好,那它当然不是好的艺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我”,没有自我想要讲的话,那你写得再好,形式本身也是假的。所以形式和内容其实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的问题。内容当然是先有的,而形式是后生的。比如花木兰的故事,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表现?是写一首诗,还是像徐渭那样写成剧本,还是写成小说呢?如果只是学了形式,却没有什么话要讲,只是把字摆来摆去,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感动人。

我们今天一再提到明代是个人主义,自我解放的萌芽时刻,在西方其实就叫做“启蒙运动”。人开始觉悟到自我的重要性,抵抗被压抑的状态。从徐渭到唐寅,都有些特立独行,他们很大胆——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为我的行为负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标举出人性的真实面,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经验才能突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那么看重晚明。在很多特殊的文学描述里,复杂的人性的意义被解放出来,过去写才子佳人可能只是描述才子佳人,可是这些作品会从不同角度去描写一些有趣的人。比如有的戏里会有一个老皂隶,在衙门里面一辈子也没有升迁,没有机会改变自己,他喝了酒,又怕回到家被太太骂,走在路上颠颠倒倒,这样的小市民生活在过去的文学和戏剧里是很少被描述的,可是在明代都出来了。明代的人物其实是多重的,比如在《玉堂春》这个戏里,我们不仅看苏三,也在看崇公道——装聋作哑,好像糊里糊涂,可是他又有一种人的智慧,这种多元化的角色慢慢出现。“启蒙运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把正统的文化,单一的问题打破,变成多元的文化。

在现实中你最讨厌的人,可能是你最应该拿来写小说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个案,从中也能够体现一种宽容。我常常建议朋友,不一定要做小说家,但可以试试看在日常生活里有一种写小说的心情。就选你最讨厌,最和他过不去,最不想看到的那个人,用写小说的心情去看待他,观察他讲话,观察他的动作,然后客观记录下来,慢慢地你或许会喜欢他。文学本身是一种包容。

最好的戏剧和小说都有这样的能力,会呈现出多角度的形态;如果一部小说一直从同一个角度去写,它绝对不是好小说。好小说的作者通常几乎是隐形的,只有多重的角色在里面对话,每个人都活灵活现。

对于当代创作来说,它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继承前面的传统,一方面在创作的时候要实现“遗忘”,把学来的东西几乎丢得干干净净,甚至是用很激烈的方式把它们打碎。可以这么说,一个号的创作者作画的时候,伦勃朗和黄公望都不应该存在,否则他的画可能没有办法走出一条自我的道路。我想这是在自我生命力的寻找当中最困难的部分。

教育一直告诉我们要做完美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自己不完美的部分,文学就变成假的了。不完美是文学的重点,伟大的小说都会写到人性的不完美处——《金瓶梅》里的生命不完美,《红楼梦》里的生命也都是有欠缺的。感动我们的文学常常是大胆面对了生命不完美的状态,并由此激发出我们对完美真实的渴望。

有时候,我们不能接近文学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太固定,而文学世界恰恰不是一个拥有固定价值观的世界。文学价值观与政治不同,与法律不同,与世俗道德不同,它恰好是对法律,道德的弥补。被判死刑的人会成为文学的主角,比如窦娥。杜丽娘思春,在明代的礼教之下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可是汤显祖把她写的那么感人,为什么?因为人性,只要是合于真实人性的部分,首先应该被尊重,被包容。一个社会是不是成熟,对人性的了解程度如何,其实观察它的小说就够了。其实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知识分子读的小说也并不多,仍然认为那是闲书,其实不然。阅读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人性的过程。

我更希望文学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作用,使你对人有更大的包容,从不理解到理解。过去的“理解”可能是错的——这个人贵,那个人贱,这个人贫,那个人富,这个人勇敢,那个人懦弱,经过“不理解”以后,不再随便判断他人,这是真正理解的开始。

如果一个文化只看正面,只看“大卫”而不看“歌利亚”,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没有面对负面情况的能力,一到事件发生就会束手无策,反而会导致真正的文化危机。可是如果面对过丰富的人性,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宽容和担待,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文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第六讲 《红楼梦》:青春王国

第七讲 民国文学

文学并不是开始于判断,而是开始于观察。

鲁迅和沈从文大概是整个民国文学最重要的两条骨干。一个用非常愤怒的呐喊去叫出内心的压抑,一个用淡淡的不着痕迹的白描写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两个力量都非常强,但当时大部分人可以看到鲁迅的力量,却看不到沈从文的。为什么?因为改革时代,改革社会的心太迫切了。你读完鲁迅的东西,会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去革命了;可是读完沈从文,会感到非常沉重,讲不出话来,压抑得不知该怎么办。

如果要我推荐民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作家,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的文字很重,我曾经说过他像韩愈,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沈从文的东西则是表现非常淡,很像柳宗元的散文小品那种不着意的感觉,可是力量隐藏在后面。这点以《边城》最为明显,你阅读起来就会发现,表现是淡墨山水,但内在有很深的力量。

巴金主要是写当时的世家文化,矛盾写小市民文化。

第八讲 台湾文学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其实是接触不到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这些人的,能接触到的主要是朱自清,徐志摩,胡适等人的作品。朱自清的文字非常干净,比如《背影》《荷塘月色》等。朱自清也曾留学外国,而且有着扎实的传统语言文字基础,作品中有一种很素朴的精神。徐志摩则刚好相反,他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诗里面每隔两三句就会有一个“啊!” 情绪经常在起伏。不仅是诗,他的整个生命的情调都是浪漫的,就像一部歌剧一样。他大概不是那种走很平实的路的人。严格讲起来,胡适主要不是一个文学创作者,而是一个学者,他的创作很“难看”。我所谓的“难看”是说,因为他太理性了,常常会把意见直接讲出来,你读他的作品,会觉得她的思维很理性,很有逻辑,但是没什么韵味。不过我还是推荐大家读一读胡适的《四十自述》,文字很干净,绝对不用多余的形容词,这是他的好处,和徐志摩刚好是两个极端。

徐志摩的句子里一定要加很多形容词,不断刺激你的感官,如果他讲云多么美,他就要一直堆砌。胡适则尽量把形容词拿掉,只剩下事实,常常是以考证,逻辑作为自己文学的主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可是文学作品应该可以容纳幻想甚至是神话的内容(比如《红楼梦》),胡适的世界没有这个部分以后,创作其实受到很大的局限。

托尔斯泰说过:“文学使人靠近。” 个人和个人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会因为文学而相互理解,相互靠近。战争会使人隔离,使人对立,而文学却能够将人拉近,这是我们坚持文学和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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