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8.6分
读书笔记 全书摘录
傲游

新版前言

p2

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

第二章 南土的温情与生命的积淀

p52-53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 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p56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p65-66

陈寅恪的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
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 据黄萱回忆。]。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第三章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p89

但历史的沉思。并不因郭氏兴趣转移而划上句号。这两位都无愧于现代中国史学大师称号的学人,他们在研究同一历史题材时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实令人叹息不已。
陈寅恪考证《再生缘》本末,所引史料与“考据”,主要凭脑海的记忆去检索,然后派助手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最劳师动众的也不过是请外地的学生帮助提供一些刊本。七年后郭沫若想弄清楚陈端生的一些问题,几乎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如1961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郭沫若在郑振铎捐赠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即将其与流行的“道光刊本”核对研究。郭氏文章登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为郭提供新资料。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做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如果陈寅恪拥有同样的研究条件,将会怎样?
至于郭沫若能够在半年时间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家全国学术界最为关心的报纸上,以“排炮”的方式对某一学术问题发表一连串文章,则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了。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的条件去做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注目。但陈寅恪无缘得到这些,他走着一条孤寂的路。

第四章 向北京关上了大门

p96

11月21日晚,汪籖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二十二日晨”,陈寅恪即作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籖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p97

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p104-107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p118-119

1966年6月10日晚,汪籖在家中自杀,送医不治身亡。时年五十岁。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没几天,汪籖之死,留下了一个谜。
在短暂的生命轨迹中,一颗富有才华的星就这样熄灭了。 这只是由无数颗星河中很平常的一颗,其轨迹也无特别曲折与起伏的波澜。但这位被他的学生追述为书生气与名士气兼而有之的学人,显然属于以生命被摧残、精神被摧残作代价,而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第五章 磨难终于启幕 p126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或做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当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胡适思想”这个名词发生紧密联系时,始作俑者却已失去了能激活思想的生命锐气和朝气。
历史的歧义还在于有不少未被宣扬的内幕。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歧义的是政治,还是人?

第六章 1956年:一个罕有的春天 p163

一些当年的学生,至今仍对陈先生上课的情景作这样的追忆:陈寅恪阐述问题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听起来不免有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之感。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 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太难为了这位教授,从清华到中大,听他的课而得益良多的也许倒是那些前来旁听的教师。

第七章 欢乐走到了尽头

p178

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能获唐筼赠录陈寅恪的诗篇,可见高守真深得唐筼的喜爱与信赖。其时高守真刚满三十岁。年轻的高守真那时还未掂出这份关怀的分量,这三首后来遗失了。
1957年底,陈寅恪向学校表达了希望高守真毕业后能留校当自己助手的愿望。这是继黄萱之后陈寅恪第二次主动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助手人选。“很难为陈寅恪找到合适的助手”这个难题,终于有望得到解决。
但出乎意料,学校没有同意陈寅恪的请求。这件事从没有张扬过,有权决定此事的人只是极少数,与闻其事者也寥寥。胎死腹中,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即使是高守真本人,对这么一件也许决定人生走向的大事也全然不知。从不张扬,这似乎是陈寅恪的风格,也是一种美德。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返清华园,王永兴任他的助手。其时王一家住在北京城内,每天城内城外奔波也无怨言。陈寅恪看在眼里,但没有做声。某日,王永兴 忽接到庶务科的通知,说是已为他在清华园安排了房子。王永兴跑去一看,房子很好,甚感惊奇。当时复原后的清华,各路人才涌入,房子相当紧张,王永兴认为这是学校对他特别优待,也没有多问就搬了进去。四十多年后,王偶然从清华大学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陈寅恪写给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内容有请帮助解决王永兴的房子问题。四十多年的谜终于解开,欲对恩师痛哭一声“谢谢“也无从倾诉,王永兴惟有在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八个字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陈寅恪一生的概括。

p180

但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在结局呈现之前,前方总有不少希望的诱惑。

第八章 风暴中的孤寂者

p190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给后世留下的最悲怆影响的,是一网打尽十数万知识界的精英。付出了是数万人的代价固然极沉重,但对历史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它打开了政治斗争中凶恶的“潘多拉盒子”,让其幽灵整整盘旋于中国大地二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在现代中国开了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从“阳谋”到“阴谋”的定性,仅仅是几天之隔;从“齐放”“争鸣”到“恶毒攻击”“猖狂进攻”的突然转变,更是在朝夕之间。在以后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沉浮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
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而事情的起因,似乎不能不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第一次向中国知识界亮出这个口号的,是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但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已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无疑是毛泽东的杰作。
回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即使最鼎盛的朝代,也没有哪一个帝王有如此的气魄,欲建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雄伟的宏图。
毛泽东“双百”理想的源头,似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陈寅恪至死不变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则更多地具有近代西方的人文理想。这样的比较也许很蹩脚,但可以给人启发。按照陆定一在报告中的阐述,“双百方针”就是在学界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概括言之。就是在追求科学真理时享有“四大自由”。
历史很“宠爱”这段令所有学人都动容的岁月。政策与措施,可以立即生效与贯彻;关怀与照顾,可以立即体现。惟有文化的光扬与对真理的追求,无法在一夜之间重构。在付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传统文化断层的代价之后,也许今天的中国人还尚未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一个古老的命题依然警醒着后人:文化是一种无法割裂,也需无限积淀的渐进过程。
四百多个日子太短暂了。甚至上百万知识分子尚未能潜下心来进入科学的自由王国,新时代的学术精神尚未体现,一年多的时间便很快过去了。在这段珍贵也很短暂的黄金岁月里,知识界对科学、对真理的思辨无突破性的成就,“四大自由”从科学的意义上说也从未真正实现过。这是文化对敢于违背它发展规律的人们的一种抗议,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p199

在下半年“反右”的狂潮中,学校有少数人一度曾有“可否将陈寅恪划为右派” 的议论,这个打算很快被遏制下去。“不能动陈寅恪”,广东省委给中山大学打了这样的招呼。但在运动的后期,在给所有知识分子排队定政治性质时,陈寅恪还是被排为“中右”层层上报。也许若干年后,后人已不太容易弄清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一些特殊政治术语,尤其是一些秘密使用的术语。人群既划分“左、中、右”,按照大部分人属于中间派的观点,“中”又细分为“中左、中中、中右”三等。依当时的做法,“中右”已到了右派的边缘,其实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当时又叫做内部控制右派分子。陈寅恪自从被划入“中右” 行列后,到死也未能升为“中中”。与陈寅恪共享“人以群分”同一定性的,还有历史系的刘节。十年后,刘节闻说“造反派”欲斗争陈寅恪,奋然表示愿代替陈寅恪上台挨斗,并视之为一种荣耀。

第九章 “今日吾侪皆苟活”

p219-220

梁方仲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史实”表现了一个真正学人的智慧。在他被树为全校“粉红论”典型时,他曾解释“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这话的含义,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却颠仆不破。”数十年前由此不凡的见识,今人读之亦当拍案叫绝。
对于本书的主人公陈寅恪来说,梁方仲最值得称道的一笔,是他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他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依然能识辨陈寅恪学术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他与刘节成为公开替陈寅恪鸣冤的两个教授,而此时他们正自身难保。

第十章 哭泣的1958年

p236

十一年前,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第三天便向历史系的雷海宗主任提出开“隋唐史”一课,向中文系提出开“元白诗正史”一课。清华大学体恤陈寅恪的身体,建议其先休息半年再说,陈寅恪一急,脱口而出,“我领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开课。”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级的老师,一般每年要开两门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于陈寅恪,丝犹未吐尽,心却已死了。

第十一章 劫后余绪

p260

成熟,意味着从容不迫。
1959年历史系的宏图大计,在新春第一个月便作为“改革取得了胜利”的成果被确定下来:一、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二、一致认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近代与现代史的研究”。
这个“成果”被确定得很有气派。若在正常年代,这个“成果”不啻是一个原子弹。因为它意味着对中古史的研究在全国居一流水平的中大历史系,将自动断送这一个一流水平的地位。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岑仲勉这些全国极负盛名的隋唐史专家将面临被遣散的命运。
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没有人对此“成果”表示异议。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已被列入准备处理的十一个人之中。今天,已可以说这是一个阴谋,因为它还未来得及实施便被认为“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但历史仍为这个未遂的阴谋不寒而栗。无法想象,陈寅恪等人突然被劝离中山大学,送到博物馆等机构(原计划如此)安置时,中国史学界会面临何等的尴尬!
陈寅恪并不知晓他差点被处理掉。很多普通的生命永远都不知道曾无数次被幕后操纵着命运,到死也不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悲剧,但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成熟,还意味着学生也能当先生,资产阶级的阵地应当被重新占领过来。全国高校刮起了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教学讲义之风。重新编写意味着对传统的历史讲授法加以彻底的否定,也意味着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中众多事件被阴谋家随心所欲地篡改,甚至数千年前的历史也要因为阴谋家的政治服务而被肆意地阉割,不知道是不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史学界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编写历史教材中获得灵感的?岁月流逝,篡改历史的阴谋家最终一个个逐渐露出了原型,而史学界重新编写历史教材则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笑柄。
笑话一,开始人们尚有理智,师生齐动手,一般订了半年到一年的计划。但没几天,认为太保守,将编写时间缩短一半。再过几天,“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认为新计划同属保守,再将时间缩短一半。最后,只用了几十天时间便编出了所谓新教材,并作为成果献礼。在最狂热时,中山大学一个系可以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科研项目”三百九十九项。
笑话二,热情最高,干劲最大的往往是低年级的同学。他们告诉老师喜欢学哪些历史,应该学哪些历史,参与其事的老师便只好根据这些“革命要求”着重编写哪段革命历史。幼稚的求学者反而拥有某种传授知识的决定权,这在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而学生队伍这一股力量,第一次在政治运动中成为起支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一方。反客为主,是其政治地位变化最通俗的形容。
最大的笑话还是下面的事情。因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故全国高等教育界兴起了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它来自这样的理论依据:如果陈寅恪之类的人掌握了八十本书的资料的话,呢么一百个人每人都掌握一本书的资料,合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了。一道很简单的小学生算式,解决了一道很大的政治难题。只是今人思之,也不免叹息政治的狂热会产生多么可笑的愚昧与无知。

p267

周扬这样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第十二章 草间偷生

p286

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经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

第十七章 今生所剩无几日

p384

陈寅恪曾多次对其女儿表示,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他在预感生命结束前的增删修订,是渴望能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真实面前,所谓的“著述”当然“殊不足言”。

p396

1964年的向达,没有料到自己只余两年多一点的生命。
告别陈寅恪三个月后,向达向中华书局交出了他编辑的影印本及他撰写的书稿“序文”,其勤奋研治可见一斑。涌动着贡献余生激情的向达怎会料到,时代已不需要他的贡献。他写的“序文”没有通过终审,影印本也被认为“暂时不出版为好”。中华书局的一份业务档案,记录了当年书局对向达所撰“序文”的评语:“从向的序文看,赵城藏本和福州藏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要不要印,需要研究。向的序文有些说话可以研究。又如称伯希和、羽田亨为‘教授’,称玄奘为‘法师’等等。此外向的序文还谈到苏联科学院拍摄敦煌卷子的事,批评了苏联,这段话,涉及国家关系,是否要写上,怎么写,也须郑重。” 向达的“不合时宜”,是相当明显的了。这情景总使人不由想起十二年前中国科学院出版部门对陈寅恪为杨树达的著作所写序言而作的“语意迂腐”的评语。 1964年10月,书局正式通知向达,影印本不能出版。空有一腔热血,向达只能静等死亡的到来。 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向达受到残酷的批斗,有时一天被斗数次。随后向达被下放劳动改造。向达一向肾脏不好,劳动期间肾病发作,红卫兵斥其“装病抗拒改造”,拒绝送其到医院救治。拖延数天,眼看要出人命,才勉强同意送院抢救,但已回天乏术。1966年1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死于尿毒症,终年六十六岁。 1978年,中华书局招集了十数位专家学者,在借鉴与参考了向达等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重新对《大唐西域记》作了整理。五年后,终于出版了一部六十三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对该书进行定稿审阅的,是陈寅恪在东方语言领域里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季羡林。历史又一次再现了陈寅恪的身影。莫非这就是世人常说的“不熄的精魂”?——不熄的文化精魂!

第十九章 长夜

p442-444

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有关会议上表态云,“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同在五六十年代之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其目的同样是“古为今用”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从当时的知名度而言,郭沫若的两剧甚至比《海瑞罢官》更广为人知。历史选中不幸的的吴晗作时代的牺牲品,郭沫若有幸安然无恙,命运端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仅仅是这一段话,已决定了陈寅恪们余生的悲惨命运。

p451

历史学家尽说数千年“皇权”驯服下的中国人向来惧怕“权威”与“官威”, 但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造反派”们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国民性里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统治者曾从统治的立场对此作总结,比喻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形象则形象了,然尚未触及这“国民性”的内核。这将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研究的话题。

p452

陈寅恪已如肉案上的羔羊 。历史永远隐去了那些“羔羊”口不能言、甚至身躯无法挣扎以释放内心无比恐惧、只能承受着如山崩地裂般狂吼的死亡威胁的场景。
抄家开始了。不幸中的万幸,头一批抄家者来自历史系的“革命群众”,他们查封了陈寅恪的书籍和一批未刊书稿、手稿,陈寅恪的存稿没有遭到“灰飞烟灭”的劫难。当年参与其事的一位目击者回忆,查封是“平静”的,陈寅恪的手稿与书籍都专门堆放在一间房子里,等候处理。所谓“平静”,不过是相对于后来的已形成同抢劫的情形而言。数月前,陈寅恪还是只能敬仰的一个人物,不要说登堂入室,就是慕名晋谒的请求,也不一定能被接受。历史系的“革命群众”,终于乘着时势肆意地踏上了这块“神秘的领地”,一睹庐山真面目,痛快地做了一回主宰者。据说首次抄家成功,令“革命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寅恪除了书籍、手稿被查封外,他多年精心保存的一些文物字画也被抄掉。给抄家者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批“四旧”:陈寅恪保存了二十多封陈宝箴与清朝官员的来往信札,看得出,这些信札数十年来保管的很好。
以后的抄家情形,已到了不分日夜,“造反派”随到随抄的地步。在官方的档案中,对六六、六七年间的抄家情况有一些零星的记载。1966年底,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曾发出“党外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情况调查表”,在“陈寅恪”名下有这样的记载:“主要问题——反动学术权威;运动中态度——因病双目失明,未参加运动;抄家情况——原地查封,提出部分金银首饰作展览”。这些金银首饰,俱为唐筼先祖遗留之物,“文革”后不知去向。

第二十章 陈寅恪之死

p467-469

命运各异,但悲剧却相似。
让我们看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来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终归宿吧!
陈序经,在1962年任广东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陈序经,在南开大学面积仅6平方米的临时居所里突然去世。“造反派”坚持说陈序经是畏罪自杀,结果解剖尸体表明,陈序经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六十四岁。陈序经身后遗下四五百万字的著述。陈序经死后,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寿恺,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文革”期间因在四十年代曾为汤恩伯、俞大维、陈诚等人看过病而受到一连串的迫害与凌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周寿恺被秘密地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饱受摧残折磨。1970年6月15日,对内分泌学素有研究与建树的周寿凯,因 “造反派”拖延时日不给医治而死于胃出血,年仅六十四岁。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因精神苦闷忧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
刘节,是运动初期在康乐园第一个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间,刘节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斗争完毕,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当场喝令刘节“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大礼堂。当社会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这样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对刘节有这样的记述,“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
1971年“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杨荣国走红,与“尊孔”的刘节形成尖锐的对立。杨、刘两人十余年间的恩恩怨怨纠缠已变成一个不可化解的死结。刘节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刘节身后遗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湿,绝大部分让虫蚁蛀蚀掉,剩下的残卷不足两箱。
吴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场批斗中吴宓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陈寅恪晚年遭受“膑足盲目”的痛苦,吴宓都经历到了。这位毕生都具有书生气的学人,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吴宓知道“造反派”即将来抄家,他想到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便急忙请求一个亲友将日记运走。待这件事安排妥当,吴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将此事详尽记录下来。后来吴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吴宓的日记。但抄家者却发现了吴宓述“日记运走事”的那个簿子,遂按图索骥最终还是将吴宓视作毕生心血的日记悉数抄走。
“迂”得可爱的吴宓,在1971年9月8日给中山大学寄去一信,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二十余年“新风尚”的洗礼,改变不了的还是人生的本色。在这封给中山大学校方的信中,吴宓有“国立中山大学”,“宓一八九四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等与文化大革命极不合时宜的语句。其时距陈、唐两人去世已近两年。1978年1月17日,时年八十四岁的吴宓去世。可算高寿的吴宓,如何度过最后屈辱的十年,历史当还有许多“待发之覆”。
黄萱,1966年7月离开陈寅恪回到历史系参加运动。尽管这位善良的女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陈寅恪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在“揭发批判”最紧张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大楼,曾挂出一条从楼顶拖到楼底的巨幅标语,上书“黄萱与陈寅恪同穿一条裤子”。陈寅恪死后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黄萱交待所谓“与陈寅恪的关系”、“为陈寅恪干了些什么坏事”等材料。
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捕捉到一个“新动向”: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该年历史系一份总结报告逼真地描述了这一“革命行动”的全过程:清查小组第一次找黄萱谈话,“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二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宣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一生淡薄名利与金钱的黄萱。1970年,她挚爱的丈夫周寿恺怪遭折磨而死。其时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后一眼,留下了终生的痛恨。六年后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夺走了她心爱的两个小外孙。
至此,这位目睹了与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性,已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这样的评价:“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开始住在广州,后移居故土厦门。在鼓浪屿那座宽阔的别墅里,这位陈寅恪晚年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超然世外,日观云海,夜听涛声,依然勤奋地读书,静静地感觉日子的流逝。
拿得起,放得下。陈氏知黄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陈寅恪的不满。这是迄今仅见的陈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档案记录。“文革”期间端木正再受冲击。1979 年中山大学恢复成立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后兼任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在陈寅恪晚年信赖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他有幸在晚年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热和光。
历史毕竟在前进!

第二十二章 绝响

p495

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云:“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既不能发扬真理,既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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