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经典作家仕隐思想研究 评价人数不足
读书笔记 第1页
余寄泠

陶渊明隐逸之意义

P29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内心深处始终纠结着对功名富贵与生死问题的思考,这是他矛盾痛苦的根源,也是其不得不借酒消愁并向先贤寻求精神上安慰与共鸣的根本原因。陶渊明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深深的苦恼,他很在乎声名,也无法对死亡处之泰然。故在其所留下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始终郁结在其心中的矛盾和痛苦,而看不出有多少“真乐”,陶渊明至死也没有真正达到超脱世事、悠然旷达、忘怀得失的境界。

有学者认为,“以循自然之性而动为主脉,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关键所在,……无疑渊源于《庄子》。`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思想,在玄学时代,屡屡可见,又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一……。陶渊明撤身仕途,回返田园,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姿态……结句`复得返自然'之`自然',它或许可以解作田园的自然环境,然而更当视为自然之性,即在`误落尘网'后多年,抛却`俗韵',回返当初爱`自然'之`性'。仅此两例,足见《庄子》尊重性之本然的观念影响之大。”,我们不能否认,稽康、陶渊明从《庄子》中汲取了“循性而动”之思想,但这一思想本身与儒家的“用行舍藏”、“兼济”“独善”等思想不仅没有矛盾对立,而且在某些方面有着融通的趋势。这可能本身源自于儒道之互补与相互融通。再后来,儒、释、道三教融通,更在仕隐出处方面对唐宋文人之普遍走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葛晓音教授在论及苏轼时说“在《和陶读山海经并引》诗中,他在自己和陶渊明之间加了一个葛洪……因葛洪是以出世为迹而以入世为心的。可见苏轼虽然毕生都在表白归隐之志,但归根结底是入世的。”“以出世为迹而以入世为心”,葛洪是如此,苏轼是如此,阮籍、陶渊明,又何尝不是如此陶渊明历来被视为“隐逸”之典型,恰在这一方面显示了他无比重要的意义,而为后世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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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P 29

... ... “从出世转向入世”,是唐代佛教的一种发展趋势。包括王维在内的唐代士子普遍的入世,以及“无可无不可”、“中隐”等这类仕隐思想之产生,既有深远的思想历史渊源,又是时代风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出现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

P30

... ...据王维自述,他还曾有过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过太乙观贾生房》写道“昔余栖遁日,之子烟霞邻。共携松叶酒,俱寥竹皮巾。攀林遍云洞,采药无冬春。缪以道门子,征为骆御臣。”后来他悟到了神仙之事的虚妄而不再徒劳“徒思赤笔书仙书符篆之类,诅有丹砂井心悲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枕》)同上,第页“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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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隐为仕 —— 孟浩然的仕隐心态

P31

...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精神世界,与一个隐士的形象确又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他的诗歌里,他曾一再申言:`忠欲事明主',`端居耻圣明',`魏闻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对政治表现出无比的热情。甚至直到晚年,还为自己的政治遭遇鸣不平:`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诗人的思想仍然是入世的。一方面,他对政治抱着热烈的向往:`冲天羡鸿鹊'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愿为此丧失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争食羞鸡鹜'。

P34

... ... 施蛰存先生在谈到《临洞庭湖赠张压相》时说:“赠张压相的诗,就把求荐之情表现得很急切了。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孟浩然不配称为隐士。唐代知识分子由进士及第而从政,叫做入仕。落第回家,终生不得官职,叫做归隐。唐代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象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韬光养晦,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

P38

... ... 这次漫游,他一面沉浸在越地的佳山水中,高唱着‘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宿天台桐柏观》),‘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经七里滩》),似乎表现得十分超脱;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低吟着:‘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表现了他无法超越现实的苦闷心情。在《久带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泛舟经湖海》两首诗中,则更为强烈地发出了‘未能忘魏阙’、‘魏阙心恒在’的对仕进的强烈要求的迫切呼声,山水胜景并没有冲淡他思想中对仕途的向往与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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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无不可” —— 王维的仕隐思想

P49

... ... 王维的《竹里馆》显然沿用了这一月下弹琴的意象,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酬张少府》一诗中:“松风吹罗带,山月照弹琴。”可见王维是一再沿用阮诗的此一意象。

阮诗指阮籍《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P51

... ... 出于种种原因,王维并没有弃官归隐,他内心怀着难言的隐忧在宦海中沉浮,既无法实现平素的政治抱负,又不能不顾一切地决然舍去,还不得不与朝中小人周旋,这种政治遭遇和心情,与阮籍颇为相似。

P52

... ... 他极少像李白那样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感,他总是小心地克制着、压抑着内心深处的痛苦,力求以冲淡平和的形态形诸歌咏,隐约曲折,“寄托高远”以至“使人不能觉”。

P54

... ... 而王维之所以在张九龄被逐后继续出仕,没有立即归隐,一方面是受儒家“不废大伦”思想的影响,不能废却“君臣大义”,不能遽然放弃“济人然后拂衣去”的抱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活方面的原因。王维早年丧父,家境并不富裕,作为长子长兄,王维既要奉养母亲,又要抚养弟弟妹妹,社会和家庭的职责让他不能随心所欲。

P56

... ...苏轼曾自道:“佛书旧亦尝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然终愈于不去也。”东坡在这里实际说出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学佛奉佛的普遍心态:他们不是真正潜心于佛教,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佛教徒,他们奉佛,乃是借以解脱心中的种种烦恼,王维之奉佛也当如是看。他之“安禅”、“学无生”也是为了解脱无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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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还是“闲居” —— 韦应物的仕隐心态

P74

... ... 时任江州刺史的韦应物自己没有打算归隐,也不赞成从侄继续隐居庐山,诗中很明显以隐士生活的清寒作为反衬,诱导其放弃在西林精舍的隐居以求取高官厚禄、功名富贵。对家里后辈的这种期望、劝导,作为长辈的韦应物,其做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相反,如果勉励其继续隐居,断绝功名富贵之想,那才是真正的不通情理,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韦应物的家世决定了其家子弟(包括他自己)大多要走上仕途。所以,在韦应物看来,隐居于西林精舍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势必要走上仕途,求取高官厚禄,甚至为此找来他人的讥讽也在所不顾。

... ... 所以,与其说韦应物多次寓居寺庙为“隐”,不如说主要是由于“家贫”而在寺庙中暂时“闲居”休整,以待东山再起。这种短暂的休整,实在算不得什么“归隐”。

P77

... ... 所以,就韦应物的仕宦经历而言,不仅不可能不做干求,而且其为谋求出仕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与唐代其他诗人相比,其之所以显得“淡泊名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须通过进士考试、献赋等手段谋求出仕,其显赫的家世决定了他要比一般出身于寒门的士人更容易找到门路。他每一次弃官或任满,均会为被除授更高的官职再次出仕所取代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但这种特殊的便利,并不说明其真正“淡于名利”。其家世出身以及生活的的相对贫困,也同时决定了他必须出仕,必须追求“荣名”。

P81

... ... 诗中更明白,既然出来“事世”,想要“高躅”,出世归隐是不可能的。与才大志高而实际并没有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显示多少才干的李白、杜甫等诗人不同,韦应物不只是说说而已,算得上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体恤民情的循吏。

P85

... ... 而在思想层面,韦应物更是力求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将出与处视为同一。其《送褚校书归旧山歌》曰:“不见东方朔,避世从容金马门。”(第576页)汉代东方朔曾言,“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韦应物显然服膺其说。所以,他可以做到处“喧”若“幽”,不以出仕为“累”,所以可以不辞“宠辱”。

... ... 这就是韦应物的仕隐观。与魏晋时人等同山林庙堂的“吏隐”,以及初盛唐士人以仕为隐,以及王维对于仕与隐所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完全一致。再而后,对韦应物深深仰慕的白居易更将其发展为一种典型的“中隐”思想,运用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宋代,苏轼之“不必仕不必不仕”以及王安石的“禄隐”,都是这种“吏隐”、“中隐”思想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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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隐” —— 白居易的仕隐心态

P98

... ... 但还须指出的是,不只是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才会自觉地依附王权。对皇权的依附,以及对皇朝的忠心,都与封建时代的士子缺乏经济上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格上的独立有关。在白居易之前,深受他景仰的韦应物,出身于与唐皇朝关系十分密切的世家大族,但几乎每次任满都因为家贫不得不借居于寺院。其经济情况决定了其虽然向往隐逸,但却不得不反复出仕。而士人们生活的困窘,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社会动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更加突出。这也决定了中唐士人对皇朝的统一、国家的安定,具有更强的热望,因此,自觉地维护统一、效忠君上的政治热情,在中唐士人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身上都普遍表现得更加显著。

... ... 左拾遗任满,白居易上《奏陈情状》,因“母多病”、“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药饵或阙,空置其忧。情迫于中,言行于口。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 ... 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倘授此官,臣实幸甚。则及亲之禄,稍得优丰;荷恩之心,不胜感激!”(第1257页)可见其虽然做了左拾遗,但家里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宽裕,因此而向宪宗陈情要求俸禄相对较多的京兆府判司一职。陈情状是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进的,其《谢官状》是“元和五年五月六日”呈上的,可见,宪宗在还不到十日的时间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这在封建社会,算得上是一种莫大的恩宠,《谢官状》里所言:“犬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第1257页),也就不再只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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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隐” —— 王安石的仕隐思想

P152

... ...此处所思考的依然是有关政府官吏的切身的生活问题。由此我们认为,王安石对有关官员俸禄与切身利益的考虑,在其改革弊政的纲领性上书中一再郑重地提出,可见其对此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之高。而这种深切的关注与思考,与其家庭的实际生活困难,与其自身的痛苦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生计问题,也是一般唐宋乃至历朝历代中下层士人所共同面临的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以及家族的实际利益,因而也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仕宦心理以及政治主张。所以,王安石在后来当政之始,就以理财为其政治改革之要务,与下至自身家庭经济之窘困以及北宋广大中下级官员过低之俸禄收入,上至国库之空虚、财政之匮乏这一实际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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